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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海疆”互动的命题 相比域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与理论建构，国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考据见长，长期以实证研究为主流，中国边疆各个区域、少数民族及丝绸之路的诸多历史面向的史实积累了厚重繁多的成果。(22)中国边疆研究难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和处理，呈现出的是边疆地方各自的历史与现实，各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族源流变、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民族史面貌。王鹏辉近年的系列论文提出“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学术命题，试图从中国历史空间的经验寻找基本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到中国历史空间史实中去验证命题，尝试建立边疆中国的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中华民族整体从传统天下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空间道路问题。 中国的国家疆域历经千年的自然发展，最终奠基于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历史时期的中国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这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23)《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指出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龚魏”共通发明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24)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峙空间结构的转移，从龚自珍到魏源的整体边疆观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 晚清中国在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的时局中危机深重，催生了变法革新的社会运动。康有为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把今文教学改造为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进而提出许多建设“新中国”的设想。《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论述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包含边疆建设方略的国家建设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25)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学习今文经学，思想日新月异，缔造新学，一生致力于创造“新中国”。龚自珍、魏源的边疆史地学与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自然出现在梁启超的学术视野中。《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表明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发明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2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作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宣扬并身体力行现代国家的革命建国。《孙中山的边疆革命与国家建设方略辨析》指出孙中山实施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国家领土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方略主张又包含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地区，并规划陆海互动的国家建设方略。(27)章太炎与孙中山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并且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巨人和宗师。《章太炎的革命方略与边疆建设》论述章太炎深知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但章太炎“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而成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内在的冲突，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章太炎投身东北边疆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28)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他的政治实践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指出清末黄兴确立在湖南“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革命道路，跟随孙中山实施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辛亥革命之后，黄兴展开对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西北边疆的国土规划和社会民生的建设事业，“东南中国”的革命和“西北中国”的建设构成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29) 清王朝的“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发生碰撞，“藩部”地区转变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属国”演变为和清王朝的国际关系，开始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30)中国近代疆界的确立采取了源于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中国丧失的主要是疆界之外的封建相对主权，中国获得的则是疆界之内近代绝对主权。(31)靠近疆界之内的领土区域成为近现代中国的“边疆”。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在近代转型为主权领土，国家结构和功能都有宏观变化。中国在经过了近现代近两个世纪的转型、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后，仍然处在一种“边疆国家”的状态。(32)即便如此，中国疆域空间的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的合璧空间结构仍然稳定，具有对中央政府的民政及领土空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长时段影响力。 “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具有中国疆域深远的“西北中国—东南中国”合璧空间结构的历史地理机制。“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空间经验概念和历史地理话语，近现代的西方地理知识和技术推动了中国国家领土空间形态的塑造。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的“瑷珲—腾冲”线，(33)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十五英寸等雨线(381毫米等降雨量线)”划分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34)都是从东北到西南把中国疆域空间分成西北半壁与东南半壁，更以科学的精准力量刻画出“西北中国—东南中国”合璧空间结构。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的互动形成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海疆的轴向成为中国历史长时段的基本动力轴。“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试图扭转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碎片化”的趋势，进而整合陆海边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边疆中国整体，从而构建一个以地球世界观为背景的宏观的中国边疆分析框架，从边疆中国的历史观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古今中西的历史变局。 三、边疆与民族：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论说 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新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边疆民族”原本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的主要指称之一，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拒斥欧洲、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现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具有异于“少数民族”的时代特征。(35)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以新中国建立后识别的55个民族为研究对象，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民族研究的重心。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区域，“边疆民族”遂成为少数民族的专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的边疆民族领域有东北民族史、北方民族史、西北民族史、青藏高原民族史、西南民族史和东南民族史。(36)姚大力从中国民族史的角度，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深度论说。刘东认为，姚大力的讲稿聚焦于“全球化”背景反照下中国民族关系的独特性格，论说了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进程，当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归“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立场，同时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多民族国家的观念。(37)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的文章无疑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殊性研究方面是一大创获。 该文回顾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如何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并用“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三个空间流动来概括上述历史过程。该文运用分子人类学提出史前人类走出非洲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形成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和交互影响的灿烂画面，最终造成整合一体的华北各史前文化跨入文明的门槛，即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华北的突起。(38)随后，中国历史运行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结构。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把自己的强大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扩散开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南宋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39)中国历史活动的空间在不同王朝政权更替之间基本覆盖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广阔的区域。该文随之分析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分布线“黑河—腾冲线”，并赋予雨养农业与牧业经济的分界地带和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划分线的历史地理意义，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东向西覆盖到今天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边疆帝国”式中原王朝，特别是元朝和清王朝来实现的。(40)该文据此提出几点洞见：其一，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凸现出超越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其二，几千年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其三，尽快缩小东西部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使西部广大地区越来越紧密地变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长程历史遗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庄严历史使命。(41) 近现代中国不仅是继承王朝历史遗产的结果，而且同时还是在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之下从事现代国家构建活动的产物。该文通过中国历史实例予以说明，概括为三点：第一，民族的诞生需要由一种出于主观构建的民族观念来承担催产的功能，促成它的生成、发育和成熟，确实具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第二，这样的现象远在近现代社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第三，民族主义则是近现代的人类社会才产生的一种观念、思潮和理论，而它的出现又的确极大地改塑了现代民族对于自身的观念、意识和期望，从而使现代民族获得一种与历史民族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形态。(42)现代国家内部被民族主义思潮引发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纠葛和冲突，随着民族主义思潮本身一起传入近代中国，深刻地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塑造当代中国的边疆政治与民族关系。(43)该文比较明朝和清朝国家建构之间的不同，认为明朝疆域由“中国”的本部、“土司”建制地带和“羁縻”建制地带以及朝贡地区三部分构成，很难囊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辽宁以北的东北地区，而清朝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引入它的统治体制。(44)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地域面积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一半有余，主要原因是由元和清引进的内亚边疆国家建构模式决定性地改造了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国对清代政治遗产的继承。(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