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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拙文：《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 ③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811年的标题即为“与总督的愉快关系”，见该书第67章。 ④松筠向嘉庆帝报告，英人致送物品包括：“英吉利国头人益花臣禀帖一扣；有该国理公班衙事罗得(Lord)美未利、未氏(Mr.)及皮生及禀安帖一扣；盛贮该国王子容像小盒内，以申恭敬；并有贸易头人益花臣呈递奴才洋酒六瓶，燕窝八匣，鼻烟八瓶，各色大呢六板”。松筠奏底抄件，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七日，F.O.1048/13/3。 ⑤益花臣致伍浩官，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F.O.1048/13/16。益花臣将此事上升到国家体面的层次，说“英吉利不认为次于万国之内何国，并代国家理事者不得被何人之令着”，海关监督如有何事示知，应“设法另行通知”。 ⑥《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审拟违例朦捐职衔并私与夷人交通之李怀远折》(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0-21页。 ⑦关于英美两国在珠江水域的争斗，参见[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217页。 ⑧益花臣致伍浩官等，嘉庆十九年八月廿九日，F.O.1048/14/52。 ⑨[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第217页。 ⑩见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两份禀帖，嘉庆十九年九月初四日，F.O.1048/14/55、56。 (11)广州知府杨健、佛冈同知福荫长呈两广总督蒋攸铦等禀帖，无日期，F.O.1048/14/74。 (12)两广总督蒋攸铦、粤海关监督祥绍，谕英国大班益花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日，F.O.1048/14/76。 (13)斯当东呈两广总督蒋攸铦、粤海关监督祥绍禀帖，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F.O.1048/14/79。 (14)两广总督蒋攸铦、粤海关监督祥绍，谕英国大班益花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日，F.O.1048/14/76。 (15)蒋攸铦札，收于商馆抄存官方文件(无日期)，F.O.1048/14/75。 (16)两广总督蒋攸铦、粤海关监督祥谕英国大班益花臣等，嘉庆十九年九月廿四日，F.O.1048/14/82。 (17)两广总督蒋攸话、粤海关监督祥谕英国大班益花臣等，嘉庆十九年九月廿四日，F.O.1048/14/82。 (18)斯当东呈总督和海关监督禀帖，嘉庆十九年九月廿五日，F.O.1048/14/83。 (19)蒋攸铦札广州府海防同知官德、香山县县丞周飞熊，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F.O.1048/14/89。 (20)益花臣致香山县丞周飞熊，嘉庆十九年九月三十日，F.O.1048/14/90。 (21)益花臣致佛冈同知福荫长，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二日，F.O.1048/14/92。 (22)斯当东呈粤海关监督祥绍禀帖，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三日，F.O.1048/14/93。 (23)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呈佛冈同知福荫长禀帖，嘉庆十九年十月初八日，F.O.1048/14/96。 (24)两广总督蒋攸铦谕英国大班益花臣等，嘉庆十九年十月十六日，F.O.1048/14/98。 (25)[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第210-211页。 (26)阿耀在狱中留下详细的受审记录，显示他和英国人之间的日常关系是官员们重点了解的问题。有关情况见拙文：《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本文不作重复论述。 (27)斯当东后来回顾这段经历，说英国人是以面对中国官员的自大傲慢为代价维持繁荣的对华贸易的。见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London:J.Murray,1822,pp.140-142. (28)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London:J.Murray,1822,pp.145-149. (29)益花臣致佛冈同知福荫长，嘉庆十九年十月廿一日(1814年12月2日)，F.O.1048/14/103。 (30)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第279-280页。 (31)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第280-283、286页。 (32)《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覆讯与英夷交好之李怀远折》，《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7页。 (33)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7-48页。 (34)《军机处寄直隶总督那彦成，探明英使到津确信，亲赴天津会同广惠筵宴该使并查明贡使从人兵役贡物各数，先行具奏上谕》，《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3页。 (35)《军机处寄直隶总督那彦成，英使若有干请即行驳斥，如其于启銮前到京即照料前来并兵役人员减半来京上谕》，《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5页。 (36)见《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24、26-28页。 (37)《军机处寄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谕知英贡使递表筵宴等日程，该使是否尊奉即行奏闻上谕》，《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24页。 (38)关于此次礼仪争论，英使团副使亨利·埃利斯的日记有很详细的记录。见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64-69页。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可以看作一个先例，在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双方在其如何行礼问题上反复争论。中方认为马戛尔尼觐见时跪拜，而英方则否认。 (39)《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六两册是关于阿美士德来华最重要的中文史料。英国使团成员关于此次出使中国有5部回忆录或日记，除上面所引的亨利·埃利斯的日记外，还有：使团副使(位列第二)斯当东的《1816年英国赴华使团纪事》(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Havant Press,1824)；使团译员德庇时的两卷本《中国素描》(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London:C.Knight & Co.,1841)(按：斯当东在1845年又将该书作为德庇时的《中国人》一书的补编，出版了一个简写本)；使团译员马礼逊的《1816年英国赴华使团回忆录》(Robert Morrison,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London:Printed for the editor:Sold by Hatchard and Son,1820)；使团医生克拉克·艾贝尔的《中国内陆旅行记》(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London:Printed for Longman,Hurst,Rees,Orme,and Brown,1819)。除艾贝尔的《中国内陆旅行记》外，其余几种对于1816年的中英礼仪之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马礼逊对这一争执的过程记述比较简略，但在序言中就礼仪之争的本质进行了几种论述，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 (40)见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68-96页的相关记载。 (41)《军机处寄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英贡使礼节不合苏楞额广惠竟带领来京实属冒昧俱传旨申斥并仍向斯当东详细开导谕以遵制行礼上谕》，《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34页。 (42)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02-117页。 (43)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27-128页。 (44)《钦差尚书和世泰等奏英使演习跪拜尚堪成礼并于初六日带领进京折》，《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第50-51页。 (45)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29. (46)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30,p.31. (47)德庇时的《中国素描》一书说法稍异。他说，使团分别收到来自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不同指示。阿美士德“从我们政府那里收到的指示，是完全将其作为一个可以便宜行事的问题，如他判断(行跪叩礼)可以实现使团主要目的，则他有决定遵从(清廷要求)的全权”。而东印度公司则说，使团应“主要考虑对广州产生的影响；就地方官员施加于我们贸易的行为进行申诉；在礼仪和接待方面不可让步，因为这似乎会减损英吉利民族在那里的尊严”。据上下文，“那里”应是指广州。见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54,p.56. (48)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p.31-32. (49)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94. (50)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p.137-138. (51)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p.54-55. (52)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59-60页。 (53)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76页。 (54)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04、105页。 (55)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p.93-94.在8月24日的内部讨论中，德庇时站在斯当东一边，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对继续进京还是就此返回感到漠然”，也就是对使团是否还要履行其使命感到无所谓。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120. (56)埃利斯的日记在多处表达了这个意思，见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60、105等页。 (57)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15页。 (58)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p.101-103；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15-116页。 (59)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31. (60)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pp.31-32；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55-56页。 (61)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p.56-57,p.54. (62)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94. (63)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p.120-121. (64)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16页。埃利斯后来对使团被遣回仍耿耿于怀，他说：“对于我来说，由于进行这次遥远的海上航行所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荣誉，所以我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我失去了将我的冒险投放市场的机会。”(第156页)与埃利斯持类似观点的人其实一直存在。到1830年代中期，英国朝野讨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时，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即认为不必拘泥礼仪问题，可以在觐见中国皇帝时行叩头礼。见：G.G.de H.Larpent & Arch Haslie to Palmerston,June 29[th],1837,The Canton Press,October 28[th],1837. (65)Robert Morrison,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pp.8-10. (66)Robert Morrison,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p.11. (67)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pp.92-93.参见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82-84页有更生动、详细的记述。阿美士德在8月20日再次提出这个反建议，见该书第94页。 (68)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102-103页。20年后，德庇时在他的名著《中国人》中，谈到这个使团的经历，仍强调说，叩头不仅是一种仪式，而是交趾支那国王以及朝鲜、琉球这些小国之君在他们继位时遣使向中国皇帝确认臣属关系时所行之礼，日本这样的国家使节都拒绝行此礼。叩头的含义相当于封建时代佃户向领主表示臣服。(John Davis,The Chinese,vol.1,London:Charles Knight,1836,pp.98-99) (69)Robert Morrison,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p.50.埃利斯说，中国官员在交涉过程中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英国国王本人如果来到中国，也要把顺从皇帝的愿望视为他的义务”；另一句是：“大使一定要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皇帝的大臣，因此有义务服从他的命令”，他认为“可以把这两个假设看作是对于中国人为何一直要求我们顺从的某种注释”。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等译，第96页。 (70)Robert Morrison,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p.15,p.35. (71)转引自Herbert John Wood,Prelude to War; 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1834,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37,p.368,p.373. (72)以上所述参见[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14-303页。 (73)[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47-248页。 (74)[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49页。 (75)盼师等上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禀帖，道光十年九月初二，F.O.1048/30/41。 (76)盼师等上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禀帖，道光十年九月初二，F.O.1048/30/41。 (77)英商因义士、查典(顿)、天(颠)地禀帖，道光十年九月初二日，F.O.1048/30/42。 (78)两广总督李鸿宾谕行商，道光十年九月初五日，F.O.1048/30/45。中祥的谕令意思大体相同，强调一切率由旧章定例，“天朝体统，尊严内外，岂容无别”，“华夷自有定分，中外必立大防”；夷人向来遵守，忽然抗违，“此必有内地汉奸从中煽惑，该大班等人言误听，遂尔自外生成”。见：粤海关监督中祥谕行商，道光十年九月初六日，F.O.1048/30/48。 (79)盼师等上两广总督李鸿宾禀帖，道光十年九月十三日，F.O.1048/30/55、56。 (80)[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54页。 (81)马治平等上两广总督李鸿宾禀帖，道光十年十月三十日，F.O.1048/30/86。 (82)两广总督李鸿宾奏为申明防范外夷旧章并酌议变通增减以便遵守折(无日期)，F.O.1048/31/38。 (83)见英国散商查典(顿)、因义士暨英国各散商仝上广东巡抚朱桂桢禀帖，道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F.O.1048/31/43、44。该件英译文刊于：The Canton Register,July 15,1831. (84)[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93页。按：笔者据英文原著对译文做了校改。 (85)马治平等上广东巡抚朱桂桢禀帖，道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F.O.1048/31/39。 (86)朱桂桢谕帖所引，见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朱桂桢谕行商，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F.O.1048/31/47。按：朱桂桢在谕中否定当时有此事。 (87)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朱桂桢谕行商，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F.O.1048/31/47。 (88)参见拙著：《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章。 (89)"To the Honorable the Comm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n Parliament Assembled",Canton,December 24[th],1830,The Canton Register,January 17[th],1831. (90)"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in Council",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 30[th],1834. (91)"War with China",The Canton Register,February 25[th],1835. (92)A Visitor(G.J.Gordon),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Explanatory of Our Commercial Relation with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1836,pp.108-111. (9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8-120页。小册子的另一个名称是《大英国人品国事略说》。 (94)许地山编：《达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1-54页。 (95)参见拙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5-404页。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