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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之前，江苏江阴有一位善良的年轻寡妇，从远房本家中收养了一个嗣子，又在寒冬抱养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女婴。这位嗣子和女婴成年之后喜结连理，奇迹般地培养了三个不平凡的儿子：长子刘半农，新文学家兼语言学家；次子刘天华，著名作曲家和民族乐器演奏家；三子刘北茂，翻译家及音乐教育家。人们习惯于把他们合称为“刘氏三杰”。 奇 才 关于刘半农的外貌、爱好和性格特征，周作人在《刘半农墓志》中描写得最生动、最全面：“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 刘半农是蔡元培、陈独秀发现的一位奇才。他虽然连中学毕业的学历都没有，但26岁就被北京大学聘为预科教授。刘半农是以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初登文坛的，其学术成就主要是在音韵学方面。因《汉语字声实验录》一书，刘半农获得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荣获1925年度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Prix Volney）。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基石。在应用文研究和民俗学研究诸方面，刘半农同样取得了学术硕果。 刘半农又是一位音乐家。他作词、赵元任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是民国时代的流行金曲。赵元任说：“半农的词调往往好像已经带了音乐的‘swing’（摇摆）在这里头，这些年来跟他编曲和讨论乐律问题也都像成了一种习惯似的。”刘半农为支持弟弟刘天华的古乐器改革，特写了一篇《琵琶及他种弦乐器之等律品法》，表明他本人对弦乐器和乐律有着深湛的研究。 刘半农还是中国摄影界的前驱。他十七八岁便爱好摄影，留学巴黎时继续练习，有意兴就拍，无意兴就歇，尊崇个性，不以参赛为目的。1927年他正式参加了中国第一个非职业的摄影团体——光社，多次参加光社举办的摄影展览，编辑过两本《光社年鉴》，还出版了一部专著《半农谈影》。 战 士 鲁迅称颂刘半农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战士、战斗者，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第一个战例就是答王敬轩的双簧信。 《奉答王敬轩先生》是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守旧派攻击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点，作为致“新青年诸君子”的一封信件，而后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从八个方面条分缕析，逐段批驳。 客观地说，林琴南不仅古文根底深厚，受到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推崇，而且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虽不谙外文，却与留学海外的人才一起“意译”了近200种西洋小说，在当时影响了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广大读者。除此之外，林琴南还擅国画。鲁迅1912年曾购买过他的单幅国画，并将其笺画编入《北平笺谱》，称赞他“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林琴南日趋保守。他十谒光绪陵，表明他的保皇立场，反对新文化运动。 刘半农尖锐指出了林译小说的三大弊病：一是选材不精。林琴南的确翻译了哈葛德、笛福的一些名著，但大部分译书并无文学价值，确是“弃周鼎而宝康瓠”。二是译文谬误太多。林琴南不懂外文，翻译时又信笔删改，有失原著精神面目必不可免。三是译书应以原著为依据，如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玄奘译《心经》，决不能牺牲外文的意义神韵，迁就中国古文笔法，即所谓“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刘半农指出的这三点，可以说每一点都击中了林译小说的要害。 在鲁迅心目中，“她”字和“它”字的创造，也是刘半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项战绩。为什么要创造“她”和“它”字呢？因为中国文字中只有一个第三人称代词“他”。但是，第三人称所指对象中，除开男性，还有女性和物类。外文则比较严密，第三人称是有阴性和阳性区别的，如果通用一个“他”字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翻译文字就不能准确传情达意。周作人建议用“伊”指代第三人称中的女性，这样虽然可以跟阳性的“他”在语音上清晰地加以区分，但只有在某些方言才用“伊”作为第三人称代称，而且“伊”近于文言，在白话文中出现显得不甚调和。胡适则建议用“那个女人”四个字来指代第三人称中的女性。无论在口语或文章中，这样使用不仅累赘，而且滑稽。只有刘半农创造的“她”和“它”字跟“他”字容易区别，又极简明，所以至今得到普遍使用。 合 作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跟刘半农还有其他两次合作：一次是出版《何典》，另一次是批评徐志摩。 吴稚晖先生讲演时，几次三番提到他写文章，得益于一部叫《岂有此理》的小书，书开场两句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钱玄同听到此言，立即到旧书肆访书，买了一部《岂有此理》和另一部《更岂有此理》，但均无这句话。1926年初，刘半农逛厂甸，无意中购得一部清人张南庄所作的章回体小说《何典》，又名《十一才子鬼话连篇录》，1818年（光绪四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吴稚晖引用的那句话赫然在目。鉴于这本书善用苏南俚言土语，并且在貌似荒唐的言辞下，将人情世故痛切陈述，读起来别有风趣，故刘半农略加校注，翻印出版，并请鲁迅作序。 关于这次作序，有一件长期为研究者忽略的事情，那就是鲁迅其实为此撰写了两篇序言。1926年6月，印入北新书局版《何典》一书的是鲁迅撰写的《〈何典〉题记》，写作日期是：1926年5月25日。该文对《何典》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精到的评析：“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便是信口开河的比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但鲁迅也以老朋友自居，坦率批评了刘半农校点的缺点——主要是删掉了原著中一些粗俗的语句，以空格取代。鲁迅说：“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这一批评让刘半农颇不高兴，不过《何典》再版时，刘半农还是根据鲁迅的意见，将删去的文字补足了，恢复了《何典》的原貌。但是，鲁迅却没有将此文收进自编文集，现在只能在《集外集拾遗》中才能看到。 鲁迅选进自编杂文《华盖集续编》的是《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何典〉题记》的写作时间是1926年5月25日，《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的写作时间是“5月25日之夜”。这就是说，鲁迅在写完“题记”之后立即又写了那篇“题记”的续篇。这在鲁迅撰写题跋的经历上绝无仅有。既然同一天写同一题材的文章，为什么不将两篇合二为一呢？鲁迅既然将《〈何典〉题记》交给了刘半农，而且正式印入了《何典》，为什么又不收入自编文集呢？这些疑点，笔者至今也没有解开。 第二次协同作战是对徐志摩的批评。1924年12月1日，徐志摩在《语丝》周刊第3期发表了他翻译的《死尸》一诗，译自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华》。徐志摩在译诗前发表长篇议论，借谈音乐理论来谈诗歌原理。他认为“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诗歌的乐感跟音节有关这是对的，但完全抛开字义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这就走火入魔了。鲁迅和刘半农都不满意这种神秘主义的文艺论，分别撰文予以批驳讥刺。 鲁迅撰写的杂文题为《“音乐”？》，发表于同年《语丝》周刊第5期。鲁迅指出徐志摩扬言他不仅能听到“有音的乐”，也会听到“无音的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燐，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如果有人听不着，那“就该怨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这难道不是故弄玄虚吗？鲁迅戏拟了一段徐志摩的译诗，文白夹杂，中文外文夹杂，充斥着生造词和自以为深奥而其实不通的文句，从而批驳徐志摩。 刘半农当时在巴黎留学，他收到周作人寄来的《语丝》第7期之后，也于1925年1月23日写了一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刘半农讽刺徐志摩能听到凡人所听不到的声音，是因为他耳朵有特异功能，或耳朵上安装了“无线电受音器”，再或者是有一种道地的双料耳鼓膜。刘半农以四两拨千斤的笔力，指出了徐志摩文章中两处常识性错误，因为接受声音的是耳鼓膜，而不是徐志摩所说的“耳轮”，至于徐志摩所说的皮肤，无论厚薄粗细，都是不能接受声音的。经过鲁迅、刘半农的双重夹击，徐志摩从此再也不敢在《语丝》上发声了。 隔 阂 1926年8月之后，鲁迅先后赴厦门、广州任教；1927年10月在上海定居。刘半农在北平执教，与鲁迅南北暌离，双方曾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会。这首先表现在《语丝》周刊南迁问题上。 鲁迅和刘半农都是《语丝》周刊的同人。该刊由北平北新书局印行，编辑的方法极为简单：凡社员的来稿必登，编辑并无取舍之权；只有外来投稿才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做点删改。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北新书局关张，《语丝》周刊被禁，后改在上海出版，一度由鲁迅接编。刘半农原反对《语丝》周刊南迁，后来又有一篇文章在《语丝》上受到批评，于是就再也不给《语丝》投稿了。这篇文章就是1928年2月27日《语丝》第4卷第9期发表的《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文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语丝》第14期刊登了宁波市读者洛卿的来信予以更正：“查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革职，留粤听勘，至道光三十年十月，因广西盗剧，诏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十一月二十七日则徐行至潮州病卒。事见《清朝全史》及李泰棻《新著中国最近百年史》。”事实上，被英人俘虏病死于印度的是叶名琛，并不是林则徐。刘半农一时记错，张冠李戴，这在行文时本是常见之事，但文人看重面子，这件原本不大的事情，却令人遗憾地造成了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隔膜。 鲁迅不满意刘半农“做烂古文，写打油诗”，是因为鲁迅当时已经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刘半农却在《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发表《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和《桐花芝豆堂诗集》。“桐”指“梧桐子”，“花”指：“落花生”，“芝”指“芝麻”，“豆”指“大豆”，此四物皆可打油，故作为堂名，以示幽默。这些诗作多达63首，有些虽含愤世嫉俗之意，但大多现实意义不大。 刘半农能写一手漂亮的白话文，古文根底同样十分深厚。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文化共性。鲁迅跟刘半农在文言文写作上的分歧，则跟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文论战相关。当时距离五四文学革命已有十余年，白话文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革新，二是复古。 鲁迅认为，文字改革必须首先面对当时的一个基本现实，那就是在中国人口中文盲占到80%，文化变成了特权者的专属物。用文言文写文章固然能够减少字数，但含义却比较含糊，需要读者用知识去注释补充，翻成精确的白话之后才能懂得。所以，鲁迅反对用文言文来作为写作的范文，号召继续为白话文而战斗。因此，鲁迅反对作“烂古文”，不是不加区别地反对用文言文写作。事实上，鲁迅晚年也写些旧体诗，甚至用骈文撰写过《〈淑姿的信〉序》这类文章。他针对的不是刘半农个人，而是当时甚嚣尘上的复古逆流。 回顾鲁迅和刘半农的交往，虽然出现了相得与疏离的曲折过程，但他们彼此都是十分敬重的。刘半农景仰鲁迅自不待言，虽然迁到上海出版的《语丝》令刘半农有些不满，但他仍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作家很多，比如周作人、林语堂，既是散文作家，跟刘半农的私交又很好，但半农仍然推荐鲁迅，可见刘半农举贤是出于公心。鲁迅对刘半农的真情，在《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已表露得一览无余：“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