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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余绍宋是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梁启超与余绍宋之间的笔墨情缘称得上一段佳话。 曾是上下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从日本回国的梁启超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部总长，就是在此期间他成了余绍宋的上级。余绍宋（早年号樾园，晚年改为越园）1883年11月5日生于浙江衢州府化龙巷，其祖居是浙江龙游县城丛桂坊和高山背七果园，早在清嘉庆年间因龙游遭遇战火，他的曾祖父余恩荣便举家迁移至衢州城内定居。儿时的余绍宋在爱好书画的祖父余福溥、父亲余庆椿的传授下，先后在衢州府化龙巷“励志书屋（家塾）”和龙游县城“凤梧书院”学习文化知识和书画艺术。13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后，便由母亲褚雪倌养育，并遵父遗嘱师从被誉为“衢州道德文章第一人”的王耀周先生苦读，被授“经世之学”。 1904年，23岁的余绍宋与邻近的安徽儒商曹闻韶的次女曹越弟喜结良缘。1905年夏秋之交，由其岳父曹闻韶出资，让他踏上了东渡日本的留学之路，浙江当时同去的有郁达夫的哥哥郁华等6人。1910年秋，余绍宋获得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毕业证书。回国后，经余绍宋的表叔梁鼎芬出面推荐，余被清廷授“法律科举人”和清政府的外务部被授主事一职。没想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余绍宋几乎连官场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失业了，他无奈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经上海辗转回到了老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掌权的民国政府开始招人，当时在浙江公立法政学堂任教务主任的余绍宋便于1913年回到北京，先在民国众议院任秘书、代理秘书长，后又到司法部任佥事。就是在此期间，他成了司法部次长梁启超的部下。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梁启超被提拔为司法部总长。在工作的交往中，梁启超对这个小自己10岁的年轻人非常赏识。特别是余绍宋起草的公文用词严谨准确、语言流畅、而且字迹工整，书法和绘画水平也高。在汇报工作时，他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学识博雅。因此，彼此都谈得很投机，工作配合也十分默契，并留下了良好印象。. 1921年，余绍宋受龙游老家的乡绅委托担负起编撰《龙游县志》的重任。虽然当时他在京城担负着“要职”，但由于真正掌权的还是军阀，所以他便有空暇编撰此书。经过3年的笔耕，1925年他编撰成《龙游县志》，并请老上司梁启超为其作序。梁欣然为之作序并高度赞赏：“这是一次成功的志书修纂，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这部120万字的《龙游县志》问世后，便被列为民国四大优秀方志之一，从而奠定了他在方志领域中的地位。后来，他自然成为浙江通志馆馆长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梁余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加深。 津门书画交谊 1927年1月，以培养司法人才的司法储才馆成立，乐于建立中国法制的梁启超担任了馆长，并请余绍宋出任副馆长。因梁启超身患肾病不能过度劳累，大部分事务交由余绍宋处理。在他的精心筹备下，1月17日下午，司法储才馆举行开馆仪式，先由梁启超致开会辞，再由余绍宋作筹备情况及今后办学的报告，最后由司法总长罗文干致训词。 同年4月，因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等60多名进步人士，导致局势出现不良变化。加上梁启超肾病变重，右肾摘除后常有便血出现，他不得不停止在清华大学等处的讲学，从北京返回天津饮冰室疗养。 余绍宋也于这年7月7日辞去在京城担任的司法储才馆副馆长等所有职务，前往天津饮冰室探望老上司梁启超和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儿子余翼。梁启超、余绍宋彼此相见格外亲热，聊了很多心里话，包括对北洋政府卖国殃民罪行的谴责，他们的看法非常一致。余绍宋还从北京协和医院给梁启超购置了一些治肾病的好药，梁启超高兴地说：“您来看我比吃什么药都灵，我的心情好了病就轻多了。”那段时间，余绍宋寄居友人郭芸夫家，郭芸夫是津门绅商、诗人，其宅也在意大利租界内，距梁启超饮冰室不远，因此他就变成了饮冰室的常客。其间，余绍宋也曾为郭芸夫画了多幅画和书法相赠。 余绍宋家学源远，曾祖父余恩荣在道光十二年中举，从咸丰三年前往广东为官，曾先后任西宁、海阳、东莞、德庆、文昌、南海等多个知县、知州。上溯七代，俱善书画，家藏颇富。余绍宋儿时就开始练习书法，起步就学颜真卿，后来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为以后成为书法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他善属文、精鉴赏、长方志、富藏书，又善画梅兰竹菊，更工墨竹。其山水轴《晚秋》，20世纪20年代曾在莫斯科、柏林、巴黎展出，名震一时。《龙丘山图》层峦叠嶂，气势雄伟，为其山水画之代表作。他所绘风、雨、雪、月四帧墨竹，为日本天皇裕仁母亲重金收购。 在天津逗留期间，梁启超、余绍宋除了共话同在司法部和司法储才馆任职之时的情谊，还探讨交流治学方面的经验。闲聊之际，余绍宋还常在饮冰室或旧楼书房中挥毫写字作画。梁启超为方便其作画，还专门在卧室临窗处，特意安置了一张高架画案，让余绍宋在较适合的光线下轻松地作画。梁启超每每伺于左右，“每出所藏旧纸墨索作”,这是个生动有趣的场景。别人都知道这是梁启超兴致所至，也不便上前帮忙。余绍宋受此礼遇，并不拘束，总是兴致盎然。他运笔挥洒、泼墨恣肆，“或五日、十日作一水石，或食顷尽数纸。”1928年6月，他还特意给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画了桃花、兰竹、山水、磐石4页册页，每幅均有题跋：其一为桃花，题跋“宜其室家”；其二为兰竹，题跋“翠竹漪漪，芳兰寂寂，同志相期，盟心如石”；其三山水，题跋“如山如河”；其四磐石，题跋“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等吉祥词语表示祝贺。余绍宋不仅在饮冰室开了个“画室”，有时也陪喜欢搓麻将的梁启超玩几盘，为饮冰室增添了欢乐，以减轻病魔对梁启超身体的折磨。 梁启超不仅给每个孩子写了一首诗，并请余绍宋配上画，另给每位孩子题诗配画的纸扇子一把，同时还请余绍宋为其孩子授美术课，教他们作画。据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芩女士和儿子梁思成、梁思达、梁思礼等家人回忆：余绍宋是个大嗓门，说话痛快，性情坦率。他经常在午休后造访饮冰室，常常是一进楼下过厅就高声询问“梁任公在家没有”，如看见梁氏家人、仆人则谈笑无忌。父亲在二楼一听是他“大驾光临”，赶紧走到楼梯口来迎接，而且总会开几句玩笑。在饮冰室新楼大厅里，曾悬有一张巨幅画作——《双松图》。这是由余绍宋画、梁启超题诗的杰作。梁启超的孩子梁思成、梁思达、梁思礼等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不仅因为这幅画很大、需仰视而观，也因余绍宋创作这幅画时，大家就围在画案前把整个绘制过程看了个满眼。梁启超曾抱病致书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向家在浙江海盐的张元济推荐浙江老乡余绍宋，希望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能留住这位著名学者。但是，已经考虑成熟的余绍宋没有去上海，而是从天津回到杭州，在杭州北山街上租下一处平房开始其在杭州的定居，每天挥毫泼墨写书法或绘画。 肾病缠身并未影响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他开始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百种簿录之书于案头，朝夕探讨。”1928年2月，余绍宋此前回家探望老母后重返天津，开始草创《中国美术史》，继续编撰《书画书录题解》一书。令余绍宋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数月时间里，他竟得以“尽窥饮冰室之所藏”。饮冰室里“典籍充陈，细钜赅备”，令“行箧无书”的余绍宋大喜过望。他“辄就借阅”“恣搜饱览，以餍所需”。经梁启超推荐，余绍宋于同年5月在儿子余翼上学的南开学校讲演《初学鉴画法》，讲稿还被刊发到了该校校刊上。这年7月他离开津门回杭时，《书画书录题解》一书已完成了初稿的三分之二。在天津逗留9个月的时间内，梁余之间真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遗著编订 余绍宋于1928年7月20日从天津回到杭州定居后，最初那些年主要以写字作画为生。康有为、陈宝琛等人都很欣赏他的书法，有人甚至还称余绍宋为“北方书法第一人”。在抗战前的数年中，正是余绍宋卖画鬻书的黄金时代，每年的收入仅次于上海的张大千、吴湖帆等。北京的荣宝斋、韵古斋，上海的朵云轩、九华堂，杭州的西泠印社、浣花斋等名店都经营他的书画作品。所以，定居在杭州的余绍宋，也就有能力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1929年农历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梁启超溘然长逝，终年56岁。梁启超病逝后，余绍宋泪如雨下，他本想赶赴北京与老上司作最后的告别，但因当时交通不便，无法预期赶到，只能发了封唁电，深切悼念老上司、好朋友梁启超。随后，梁启超侄儿梁廷灿致函余绍宋，商讨梁启超年谱和遗著编订事宜。余绍宋便提出“《梁启超遗著和年谱》不宜附录先前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应另辑《梁氏遗书》”等意见。梁启超去世后不久，家人将其饮冰室大量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为方便读者借阅，北京图书馆专门编制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守和从梁家人处获悉余绍宋当年在天津时曾翻阅过这批藏书，便请其为此书作序，他便欣然命笔，从不同角度对梁氏饮冰室藏书作了全面剖析，并高度评价梁启超深厚的文化修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