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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中国大地正处于地方势力割据的状态中。 乱世藏金、盛世藏宝。值此乱世，古董贩子之间开始流动着刻有字符的龟甲和牛骨。这一消息传入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耳里，对专业的执着让他敏感到，那些不是简简单单的旧东西！可是要验证自己的判断，必须尽量多地掌握刻有字符的龟甲和牛骨。到古董贩子那里去收购吗？当然是途径之一。可是罗振玉觉得，最好能找到这些东西的源头。几经辗转，罗振玉和学者们确认，这些刻有字符的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 今天，河南北部跨越20多个现代自然村落，东西长6公里，南北长5公里，面积达30公里的区域，有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殷墟。 殷墟的得名，要感谢一个人，傅斯年。这位曾游学欧洲受西学熏陶的历史学家，回国后出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代理所长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变以前博古学家“躺在安乐椅上”做研究的做派，提出了回响至今的激励考古工作者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风闻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一种刻有字符的甲骨，赶紧让人找来让他过眼。一见之下，他与罗振玉同感，这种甲骨实在不同寻常，就派所里的董作宾去安阳实地考察。 1928年10月13日，一支短小精悍的田野考古队伍在董作宾的带领下试掘殷墟。发掘工作只运行了18天，就出土了有字的甲骨800余片，还有一些铜、陶、骨、蚌壳若干。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先生旋即回国担纲史语所考古组，于第二年的春天主持了第二次发掘。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一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从195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科院又相继对殷墟进行发掘，几未中断。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尹达……这些在不同历史年代主持或参与殷墟发掘的学者，像后来病逝于台湾的傅斯年所提倡的那样，走出书斋，用探铲和镐头使隐没于历史文献中的“北冢殷墟”，在3000年后重新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公元前1300年，商王朝在迁都十几次后，决定安定下来，他们选定今天的安阳一带定都以后，商王朝开始了长约250年的商后期，史称“殷商”。在殷墟未被发掘之前，殷商在文献上通常只有一句话，“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因之而来的殷墟考古发现，用实物证实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文献与实物的互证，使得不到有力支撑的传统文献成了铁板钉钉的信史，更是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所以，于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考古》杂志发起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100多位专家学者对170项参评项目进行初评、再由在京的24位专家学者终评，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超越被当时全世界普遍看重的秦始皇兵马俑，成为得票最高的成果。2006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成员国的代表只用了6分钟就一致通过了安阳殷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决议。 从高铁安阳东站出来到殷墟博物馆，13公里。出租车、公交车、私家车……13公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可是当年，商王朝定都在这里的时候，30公里的疆土对3000多年前的殷商人来说，已属辽阔，即便到了1928年董作宾先生带领考古队员第一次去安阳试掘殷墟，也是车马辛苦、一路劳顿。 走进殷墟博物馆，迎面而来的，就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辍和而成的诗句“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默默吟诵几遍先生的遗作，听一听洹河的水流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唯记录下先辈遗迹的文物，忠实地说着这里曾经上演过的悲喜剧。 妇好墓，是“文革”后期考古工作者于持续殷墟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此墓位于殷墟博物馆西南，是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该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 上个世纪30年代，殷墟所在的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盗掘，破坏性的挖掘使得商代王室墓的全貌已很难再现，妇好墓的重要性在于该墓保存得非常完好，它的发掘弥补了难以见到商朝后期高等级墓葬全貌的缺憾。墓内出土的铜礼器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只是，妇好墓出土的各种文化遗存太丰富了，那些贝类、海螺等反映出了商王朝与今天我国东海和南海地区已有交往，但是，交往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至今还没有打开的问号，与出土文物一个有形一个无形地共同存放在博物馆内，一起彰显着博物馆的魅力。 考古工作者简直就是福尔摩斯、柯南那样的侦探呀，只不过，福尔摩斯和柯南侦破的是现世的黑暗点，而考古工作者则通过探寻地下文物的来处来类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闪光点。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家庄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意外地发掘出一只鼎。只是这只鼎太大太重，就算农民想将其变成现钱，都难以移动。青铜鼎重又埋回土里。 武官村挖出个大青铜鼎的消息，不知怎么的传入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藏了一些别的东西。向来对古物特别看重的日本人，见威吓不能迫使农民交出青铜鼎，就进驻到村里来掘地三尺。找不到司母戊鼎，日本人拿出70万圆伪币号称要收购这只鼎，村民们急中生智，交出一些东西糊弄日本人，把方鼎保护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6月，大鼎被重新掘出，但已经失去了一耳。 随之爆发的内战，让考古工作者不知道何处能安放这只大鼎，国宝只好委屈地“待”在安阳县政府。1946年年底，蒋介石六十寿辰，安阳当地驻军用专车将大鼎运送到南京。生日过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大鼎被存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只命运多舛的大鼎，总算找到了安身处。 1948年夏天，对司母戊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迎来了首次正式公开展出的日子。大鼎展出之日，在南京引起了轰动，和平还不知道在哪里，南京人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博物馆亲眼见证国宝的长相。 无论是从文物价值还是历史价值，司母戊鼎都太重要了。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前，曾经设想将大鼎随同一批宝贵文物一同带过海峡，无奈鼎太大分量太重，国民党当局无奈地将其留在了嗣后改称为南京博物院的中央博物馆里。又10年，1959年，司母戊鼎被国家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那以后，它一直以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身份，安安静静地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的观赏。 是的，今天我们去殷墟博物馆，也看不到司母戊鼎。可殷墟博物馆依然是我国最值得去的博物馆之一。除了许多已经出土的文物足够我们细细品赏外，北冢殷墟就在那里，考古工作者像侦探一样筚路蓝缕的过程就在那里，值得我们一看三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