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谷融先生与本文作者 钱谷融先生逝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有不少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发表。这些文章谈到钱先生的学术贡献，几乎都会注意到他的“人学”理论，也就是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倡导的人的问题是 “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的思想。作为随他学习多年的学生，我感到这些文章的聚焦是准确的，与钱先生平时谈文论艺的切入点比较接近。但如果细细推敲、研究，可能还有一些内容值得补充、说明。 “人学”理论与文学的常识性问题 钱谷融先生晚年在自述文章中说： （上世纪）50年代我写了一篇题名为《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受到全国范围的长时期批判。其实这篇文章所谈大多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并无多少独到的创获。它之所以受批判，只是因为它不合时宜而已。 钱先生的自我评价，后来被一些人援用，以说明钱谷融的“人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些文学常识而已。事实上，钱先生的所谓常识，有点类似于谚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意思。 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领域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涉及前人说过的东西，后人继续这些话题，是学术研究上的“接着说”。这种学术上的推陈出新，新意所在，是需要研究者用心体会的。不能因为前人已经说过，今天再来讲，就简单地认定是老调重弹，炒炒冷饭。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也是花样翻新。在这些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中，究竟选择哪些问题和理论来展开文学研究，钱谷融先生是花费功夫认真衡量过的。他晚年赠送给我的一批书籍中，不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扬等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等，上面不少文章都留有他阅读批注过的痕迹。钱先生选择文学中人的问题来研究，并吸收了前人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观点。这种选择，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识见和辨别能力。 记得前几年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遇到一位前辈理论家，他是上世纪80年代有名的左派。听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他问我钱先生是否还坚持“人学”的观点？我说是的。他摇摇头叹息说，你老师人不错，可惜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文学，太简单了，还是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啊。 这当然是学术观点上的彼此不同。但联系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研究环境，由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的探讨，发展到从苏联引进季莫菲耶夫的“工具论”，当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盛行之时，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探讨，反倒是不太多，甚至很弱。当时在文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及后来创刊的《文学评论》，所刊发的文章大多倾向于探讨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与现实关系问题等，很少有专门讨论文学中人的问题的。 钱先生是少数几位集中思考文学中人的问题的专业户和单干户之一。说他是专业户，是因为从《论“文学是人学”》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在文学问题上，他总是把人的问题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至于说单干户，那是他的文章只要一经发表，必定引来无数的商榷之声。《论“文学是人学”》不用说，后来的《〈雷雨〉人物谈》也是如此。翻阅当年的《文艺报》《文学评论》，可以体会到钱先生发表文章之初是多么孤单。今天有人认为文学中人的问题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在历史过程中，这种常识的获得和强化，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有独特的学识眼光。 在一些文学史资料中，有关上世纪50年代人的问题的讨论，人们常把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与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归在一起。这种归类是当时为批判人道主义思潮而做的一项工作。但对钱先生而言，他的思想与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偏向于创作现状所发的议论有所不同。钱先生长期在大学教书、研究，与创作界关系疏远，在行文方式、思考问题的重心和思想的传承方式上与胡风、巴人等距离较大。 将钱先生的文章与同类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文章加以对照，就会发现，钱先生的文章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其他文章，很多是针对当前创作现象所发的一些议论。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论文。所谓系统，就是比之同类更条理化。 的确，1949年以来，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文艺理论领域第一篇较为系统阐述人的问题的理论文章，不仅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视为是 “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而且，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也获得了高度评价（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3页）。之所以有这样的好评，除了在学术观点上激发了同人的共鸣，很重要的是钱先生的文章个性，融汇了他对文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和发现。 譬如对人的问题的认识。很多人认为钱先生一定大量阅读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理论著作。但钱先生认为自己对西方人性、人道主义的接受，主要还是文学上的，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罗曼·罗兰、雨果等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激发他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一般同行眼里，钱先生比较强调文学审美价值。其实，对于文学审美核心问题到底是语言问题还是人的价值问题，在钱先生看来，还是应该偏重于人的价值问题。尽管他写过《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等文章，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但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问题，而是与作家的情致和思想能力有关，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人生价值问题最为核心。文学语言的力度，是由作家在人的问题上思考的深度所决定的。 钱先生将他这种认识落实到研究生的培养上。他录取研究生，别具一格地要考作文。照他的说法，不是要看你的言辞和语言表达能力，而是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 “人学”理论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流行，钱先生的 “文学是人学”曾一度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前提。 就强调人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而言，钱先生的“人学”理论与当时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之间有关联；但就理论建构的材料和理想境界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差别。《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中没有主体性这样的概念和理论术语。这或许是钱先生接受的教育和他的行文风格所致。 曾有人批评，钱先生所说的“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但钱先生认为，我所说的“人”其实是非常具体的，这就是文学作品中我所喜欢的一系列人物。他推崇《隆中对》中高远襟怀、飘逸散淡的诸葛亮，也推崇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最欣赏的，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钱先生藏有好几个版本的 《世说新语》，晚年他翻阅最多的，是余嘉锡先生注释的《世说新语》。 宗白华先生在 《论 〈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钱先生喜爱并追求的，正是这种文学中的审美境界。宗白华是钱先生中央大学时代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朋友，伍先生对钱先生一生的思想影响巨大，包括对魏晋风度的推崇，都来自于伍先生的影响。 不过，钱先生的“人学”理论有他自己的创造。他不像他老师那样玄远到一种清虚缥缈的境地，而是有着非常坚定、清晰的现实感。但是，他也不像主体论那样，将人推崇到一个凌驾万物之上的绝对的主体地位。钱先生的“人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想，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观照，呈现出亲和温暖的状态。 但凡了解钱先生性格的人都觉得他文章中的行文语气和推崇的文学价值，都是那么柔和温馨，就像老友促膝而谈，从来不夸张失度，也不摆架子。或许是现实人际关系过于复杂，钱先生更愿意从自然中获取人生的价值力量。所以，他喜欢旅游。游览名胜古迹时，他喜欢自由徜徉，与天地自然交往，而不喜欢进庙宇、看墓地。 上世纪90年代，一次陪钱先生去杭州开会，住在花港观鱼附近。想陪他去看章太炎墓，他却说还是到西湖边喝茶吧，西湖的自然美景，真是百看不厌。这种自然之子的审美情怀和自由心态，是钱先生“人学”的理想境界和现实写照。相比之下，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受制于西方主客二元论的影响，难免有一些绝对论的色彩，在物我关系上侧重于强调人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一点，钱先生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他愿意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分离，一方主宰另一方。 “人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论“文学是人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获无数学术奖励，其中之一是思勉原创奖。这是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举办的面向全国的人文学术奖，意在奖励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 1949年以来，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领域，中国学者的贡献相比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可能是比较弱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主编的 《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收录了 《论 “文学是人学”》，其他像日本、韩国，也有钱先生的译本出版。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文学术国际交流过程中，人们对于有特色原创研究成果的关注。 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是 1949年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少数几项真正称得上有自己理论系统和特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延续了前人对文艺问题的理论论述，也吸收了国外一些理论观点，但从根本上讲，它是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钱先生接受“五四”以来启蒙思想的价值立场，崇尚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他对现代白话文的文学成就肯定得比较少，他曾说自己最不愿意教中国现代文学课，而愿意教古代文学，因为古代文学是真正经过时间考验的。但他又认为，鲁迅的存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地位完全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任何一个辉煌时期相媲美。他的这一评估代表了他的文学价值取向。 钱先生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诗意，这是从人物心灵中自然流露的东西，而不是靠头脑思考理性得出的认识。他多次强调不喜欢20世纪现代主义作品，而愿意接受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19世纪的作品。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有着自己的思想土壤，包括曾接受的教育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环境的制约。就如他在回忆大学时期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文章中所说，伍先生在抗战时期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头，从不开伙，轮到吃饭时，就带上自己的学生钱先生上小馆子。师徒间喝酒吃菜，无话不谈，毫不做作，真正是随性而行，飘洒自如。 这样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方式，影响了钱先生一生。即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批判时期，到了周末，钱先生仍会带上家人，坐三轮车去市区的大饭店轮着吃过来。他告诉笔者，《文学评论》发表《〈雷雨〉人物谈》，他拿了稿费，带家人到锦江饭店点了一桌菜，最后发现稿费还有得多。 当然，钱先生一再说，吃喝不可以沦陷到酒肉朋友吃吃喝喝的境地，否则就庸俗了。他是希望从中忘掉不愉快的情绪，获得做人的自由，享受人生的快乐。所以，钱先生行文风格流畅自如，简约明快，从不掉书袋，卖弄学问。这种行云流水的自然风格，属于钱先生的学术原创。 钱先生喜欢要言不烦，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没完没了、无节制地引述别人的观点和古籍材料。他在《文学的魅力》中，对文学欣赏过程中审美心理的分析，结合了古今中外很多案例加以说明。这种引用，很少给人以繁复堆积之感，而是简洁明快，说透了道理。整个论述过程，材料是借鉴的，理论构架却是他凭借长期的鉴赏体验而体会和构想出来的。所以，钱先生的理论文章没有一般文学理论论文的经院气和教条味。他不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而是细心体会，自然呈现。钱先生强调论文不要写得像实验报告，而是要像写文章那样有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个性色彩。 《〈雷雨〉人物谈》中的系列论文是 “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论 “文学是人学”》是钱先生 “人学”理论的原则阐述，那么，《〈雷雨〉人物谈》中的系列论文就是“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国内很多学者，像上海社科院的陈伯海教授、安徽大学的杨忻葆教授、天津师大的夏康达教授等，都有文章指出这些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想说的是，钱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 《艺术》的评论文章，他赞同“有意味的形式”这样的说法，认为揭示了文学欣赏过程中，形式的审美意味，形式的确不只是形式，而是构成了审美活动的一部分。但钱先生认为，不可强调过头，似乎形式对于文学就是全部，这就是失度。 钱先生的“人学”理论触及文学的核心问题，有关文学中人的问题的理论论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不计其数，但钱先生的文章始终没有被淹没其中，反而显得非常出挑，其原因之一，便是他的论述极具个性色彩，尤其是那种文章的体式。 对照 《论 “文学是人学”》与《〈雷雨〉人物谈》可知，那种宏观把握与细腻的艺术分析之间，他的思想、语言都能自由穿行，这不是所有学者都能从容应对的。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具体的作品鉴赏上，都表现出堪称一流的水准。宏观层面的论述，他能够抓住文学的核心问题，要言不烦，将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清楚。在具体的艺术鉴赏和批评实践中，他有能力区分作家作品的优劣高下，而且，通过鲜灵活泼的文字，将文艺作品的神韵传递出来。 在以往传统文论和文学品评中，“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细节和精华内容，在钱先生的文学评论中，因为现代文学理论分析方法的融入，得以在多个层面准确地描绘和丰富地呈现。比如，他对《雷雨》中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就是多层面的。他对曹禺戏剧语言艺术成就的分析，在诸多方面借鉴了现代戏剧理论和语言学知识，从而更理性、充分地分析了曹禺戏剧语言的常规性与独特之处。 钱谷融先生作为一代名师，生前享有很多学者很少能享有的名望。但在专业领域，尽管文学研究相对而言是较为开阔的地带，公共接受度不像数学、物理等科学那么专业，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毕竟还是属于少数人的事业，理解、懂行的也只是少数人。能在这些专业领域做出成绩，获得同行广泛认同和接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为专业领域的优秀人物，称颂他们是大师或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人类文明留下了自己的探索脚印，后人将以他们的成就，作为探讨未来的价值资源。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想必会在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获得巨大的历史回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