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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有传统的语言，却无传统的文字，③川南苗族同样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循道公会牧师英国人柏格里在川滇黔交界地区传教期间，为方便传教，他与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张武以及汉族李斯提反等，创制了“坡拉字母苗文”，俗称“老苗文”。这套拼音文字由26个大字母、42个小字母组成，创立后主要用于编写宗教读物，在苗民中传播，例如刊印老苗文的《新约全书》《赞美诗》和会话读本等。民国时期在川南苗区调查的学者，有的见到并记录了苗文版《马可福音》，[3]有的提到叙永苗族知识分子罗承瑄用老苗文参与编写《川苗一书》及《福音诗歌》。[1](P.90)应该说“老苗文”在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川滇黔交界的苗族分布区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有多少苗族信仰基督教，就有多少苗族学习和使用这套文字。至于掌握和使用“老苗文”的程度，如今无从知晓，但有学者在调查文本中记录了一些情况。例如，据《筠连县志》记载，自从有了“老苗文”，当地苗族“自行设校讲授，以示不忘本也”[4](P.164)。又据华西大学林名均教授1936年调查记载，川苗中已有二三百人能够认识老苗文。川南苗族经济状况不佳，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能有机会掌握和学习这套“老苗文”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之“老苗文”主要为宗教传播的工具性文字，因此影响力有限。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西方传教士支配的教会在川南逐渐消退，新开办的各级学校教育都使用汉语言文字教学。1956年由国家民委组织专家编制的拉丁字母苗文在川苗中试行，也称新苗文。在义务教育普及的环境下，苗族青少年儿童都普遍学习使用了汉文，汉字成为苗族使用文字而得到广泛应用。而“老苗文”成为历史的记忆，仅少数年长者还能识读。新苗文在川南苗族中试行，因其使用人群很少，其实用性大大降低，没有成为川南苗族广为使用的文字交流工具。 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川南苗族在语言方面使用汉语已经比较普遍。据民国地方志记载，近代川南苗族大多都能够讲汉语的当地方言，有的也能够认识汉文。例如，兴文县苗族“孩提时便能操两种语耳，其种亦日稀”[5](P.391)；古宋县“苗人亦通汉语”[6](P.110)；筠连县苗族“亦能吐汉语，识汉文”。[4](P.164)据民国学者林名均于20世纪30年代在川南的调查，当地“汉人能够深通苗话的很少，不过他们（苗族）对于汉人却也能够说汉话，妇女间或有不能说汉话的，其为数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当地苗族“平常记事，多刻竹木或结草绳为标识”，“后来与汉人的交通日繁，才渐渐的有人学习并认识汉文，但却只有最少数的人能够运用”[3]。又据胡庆钧于20世纪40年代在叙永地区的调查，当地“由于汉苗杂处，一般说汉语的程度颇高。大致佳者能与汉人应对自如，不感困难，而劣者只能说少数单词，听说均感不便。中等者能够作通常应酬，事涉专门则感困难，而以此类人为最多。以性别言，男子多优于女子。因男子多有出外与汉人应酬的机会。以年龄言，少壮又胜过老年；因老年人在少时，汉语的需要不如现在的普遍。当时汉族多自大，苗族更趋保守，接触既少，罕有学汉语的机会”[7](P.236)；有极少数受过一定教育的苗族能认识、书写文字，但掌握的程度有限，例如，一罗姓苗族家中办丧事，戚族和女婿送了三幅用汉字书写的挽联，“这自然是模仿汉俗，（但）文句不顺，白字也多”，其女婿是当地苗族中的一位佼佼者，曾受完全小学教育，但写出的挽联仍有破绽；又如，一陶姓苗族乡长“能识解文字，但难动笔”等等。[8](P.198-201)民国学者的田野记录，给后人留下了苗人受汉语言文字影响的真实情形。 考察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不难发现，苗族从讲本民族的语言并一度使用“老苗文”，到逐渐演变为接受汉语和汉文，这个变化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不可否认，在持续的文化接触中，苗汉群体由于人口数量的悬殊和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导致苗族一方的文化发生了变化，而苗族文化最先被改变的显然是时常要用的交流工具即语言文字。这个变化称得上是文化涵化，只不过这个涵化过程对苗族而言是既有主动效仿和文化借用的情形，又有被动接受的状况。在主动和被动的背后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关，历史上苗族在政治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经济地位低下，文化涵化也就以被动接受为主要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