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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形同摆设的“先进武器” 一定程度上，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与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关。近代中国处于武器装备新陈代谢剧烈的时代，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冷热兵器混用阶段之后，北洋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貌似已十分“现代化”，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统统用于战场。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指出，这次战争海、陆、空三军作战，战争过程中，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立体战争”[4]56。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杀人武器”发生质的飞跃，为标榜“武力统一”的军阀提供了在战争中杀人如麻、尸体如山积累、血流成河的想像空间。然而，想像归想像。实际上，如上所述，按其他国家或中国其它时段的“大战”标准衡量，北洋时期战争的惨烈程度远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个中原因，除了政治及文化影响制约外，尚与武器性能、交战各方对武器性能的掌握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顾忌有关。“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军事技术角度彰显了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战争的“另类”特征。 在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交战各方的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改进，不少武器装备如飞机和部分先进火炮都从国外购买而来，与清末“新军”的装备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些武器的技术性能仍存在严重缺陷，加之军队对“新式武器”的运用不成熟，军阀在战争中受诸多因素制约而留有余地，不为已甚，就是试图大张挞伐，在尚需改进的新式武器面前，有时也感觉无能为力。 比如被认为在地面战场杀伤力最强大的火炮，其瞄准系统就存在问题，以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炮兵总是瞄不准。一次吴佩孚邀人观其炮队，意存炫耀，不料始终打不到目标，闹出笑话；吴氏无奈，只得亲自上阵，凭借经验，纯靠目测，方才中的，替炮兵化解了尴尬[24]184。时人常以此例说明吴佩孚军事才能过人，却忽略了这正是直军火炮性能低下的写照。使用了定时引信的奉军大炮，虽较为先进，其在战场上的运用也不尽人意。随军记者英国人劳伦斯注意到，由于弹道设置偏高，使其空中飞行时间延长，相当一部分炮弹都在目标上空爆炸，结果“除使文职官员受到惊吓外，竟毫无损伤”[8]854-856。 首次用于中国战场的地雷、电网也面临类似遭遇。这些新式武器不能说毫无作用。奉军宣称石门寨一役直军死伤3000人以上，可能就与“中奉军地雷”有关。但地雷阵、电网阵很容易破解，却是事实。三道关一战，直军于头道关铺设地雷、安装电网，并以山炮及机关枪守护，看似固若金汤，但奉军“用马匹数百，驱之使前，触犯地雷”，地雷炸后，复用手榴弹投向电网，将其炸毁[6]901，906。这样，本来杀伤力很强的地雷、电网，在实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大威力。至于飞机，更是大多如同摆设。战前直、奉双方竞相订购飞机[25]51-55。直军有飞机近80架；奉军飞机更多，仅新型轰炸机就不下30架，且聘用有实战经验的外籍飞行员，空中似占优势。战争之初，张作霖致函曹锟，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26]916，919，显示其占据空中优势所拥有的底气。但直奉战争中，奉军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战斗机缺乏有效的空对空射击武器，而轰炸机投放炸弹，基本是靠驾驶员目测及手动操作，没有精确的目标瞄准系统，到了目标上空，随手丢几颗炸弹就算了事。由于性能不好，战争期间，奉军飞机往往只是撒撒传单，偶有到战场上投炸弹者，也只是“乱掷炸弹”，对敌方形成恐吓，实际伤亡不大；反过来，因为飞行高度有限，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成为地面部队的攻击目标[6]898，892。另外，飞机续航能力也成问题。据记载，战争之初，因传说奉方飞机数量多、性能好，直系统治下的京、津百姓曾一度产生遭遇空袭的心理恐慌；但通过观察战局及对飞机性能进行研究，日本军官发表意见，谓奉方飞机续航能力有限，不能长距离来京、津投掷炸弹，人心始稍安定；事实上，距战场不远的京、津两地确实没有受到奉军空袭，可反证飞机续航能力的限度[26]916，918。 英国军事记者劳伦斯曾做过实战观察。他以直奉两方的空军为例分析说：究竟直军飞机作用如何，很难判断。实际上，它们未带回任何有关敌军驻防位置和转移的信息；机上没有照相设备，因此不能确定敌军的炮队阵地；舱内没安装机关枪，与敌军轰炸机相遇时不能与之交战；轰炸机所用炸弹太小，每颗仅约重14磅，用来恫吓营地上或行军中的部队尚可，却不能真正摧毁铁路车厢或铁路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奉军并未充分利用其空中优势，其飞机几乎每天都飞往秦皇岛，对直军和满载弹药的火车进行轰炸，然而总共只有约20人受伤、一台机车被炸毁。劳伦斯说，他仅看到过一次空战，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次空战居然“双方飞行员是用自动手枪进行(射击)的”；劳伦斯由此感叹：“张作霖对他那30架轰炸机所耗费的金钱与所获得的效果很不相称，可谓得不偿失。”[8]856-857 对于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陆战和空战，也有不少国人作了详细记载，留下大量宝贵的类似战地记者的记录。蒋梦麟曾亲历发生在北京近郊的战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火花灼伤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认同国民党“打倒军阀”政治主张的学者，他总结说：“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1]129-131在僻处西南的成都，也有民众因未感受到战火威胁而前往“观赏”军阀战争的事例。川籍学者唐振常曾亲身经历四川军阀混战时飞机飞临成都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天飞机果然来了，但只有一架，低空盘旋良久，在地面观看的他和他的兄弟及一个传教士没有丝毫恐惧，居然有闲心去评价：“飞机的颜色很不好看。而飞机终于没有投弹，也只空临成都这么一次。”[27]58 蒋、唐二人像看戏一般兴奋观看军阀打仗的回忆，具有多重提示意义。其一，说明军阀间战争的酷烈程度有限，较少伤及无辜，故战场附近的百姓没有太多恐惧感。其二，说明战争在一个地区不常发生，否则老百姓就不会因好奇而往观。其三，说明交战双方均未挟持百姓作为人质或攻守盾牌，否则百姓将会避之唯恐不及。既有历史书写称：军阀统治下战乱频仍，兵连祸结，这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段应能反映历史真实，绝非虚构，但就全国范围及长时段而言，则多少带有文学或宣传色彩，失之偏颇。 四 甚于“武斗”的军阀“文斗” 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的时代是一度受国人崇拜的“武力主义”开始褪色的时代。就国际环境言，巴黎和会至华府会议期间，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全球。受其影响，中国国内裁军反战的和平呼声甚嚣尘上。被视为北洋“文治派”的徐世昌当选总统[28]83，就是这一时势的产物。而与“文”分途被划归“武”一路的军人也在发生变化。胡政之说：“吾人以今日之军阀与三五年前之军阀比较，就军队设备与军人智识言，已有截然不同之感。曩之泄泄沓沓，专务安富尊荣，放纵横恣者，随时代之变化，已相继失败而去。今后群众权威，日重一日，为军阀者非一面修养实力，一面勉徇民意，断无持久成功之希望。”[29]185在这种语境下，尽管直、皖军阀主张“武力统一”，为避免给人造成穷兵黩武的印象，亦不能不对“文治”表示尊重，并对军事行动做“文”的包装(15)。 为此，军阀不仅公开明确自己军人的身份认同，表示对“文治”的尊重，以博取社会同情，而且千方百计延揽文人，助其“文斗”。如极力帮助吴佩孚在四川推进“武力统一”的杨森，对文人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时论指出：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于是一般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效，以致成都的衙门里充满了“留学归来的新贵”[30]。大量前来效力的“知识青年”，在军阀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方式。 在荷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前，“文斗”率先出场，其激烈程度远胜“武斗”。中国自古战争皆有讨“逆”(或“匪”或“贼”)檄文发表，以求从道义上先声夺人。如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反武则天统治的军事行动而作“讨武曌檄”，近代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作“讨粤匪檄”，均体现了国人作战须“师出有名”的思考。但在国民党北伐之前，将宣传手段用到极致者非近代军阀莫属。从军事立场分析，诚如《直奉战史》作者所言：“师出无名，为行军者所最忌。盖人心之向背，即两军胜负之所由分，故必于事前先发通告，自称义师，而訾彼方为匪类，为国贼，此亦战事必经之阶段。”[31]86而电报作为一种快捷通信手段的运用及其与报刊的结合，为军阀在战前或战争中发表类似于古代战争中的讨贼、讨匪檄文以及正面宣传己方出战的合法动机提供了技术支撑，于是出现了所谓“电报战”。每次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进行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断断续续不到50天，而“文斗”的时间，如果从攻击曹锟“贿选”算起，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激烈且历时远超实际战争的“电报战”，成为近代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杨荫杭说：“吾人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屏电报而不观。今之电报，犹法庭之供状也；今之发电者，犹原、被告也。律师有格言曰：‘无谎不成状’，今亦有电报师，盖亦无谎不成电。……凡言不启战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即嫌隙之别名；凡言利国利民者，即害民蠹国之别名；凡言解甲归田者，即终身盘踞并传之子孙之别名。故苟知发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乃以读电报。此不独今日之电报为此，凡民国以来之电报皆作如是观矣。”[32]569 杨氏所言，提示研究者去认真研读军阀间相互攻讦的电报。然而无需费力，只要稍作浏览就会发现，皖、直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配合“武斗”，各种檄文、通电、讨伐状铺天盖地，充斥各大报刊杂志。兹列举四条，以窥其余。 1.段祺瑞讨伐曹、吴电：“年来政治，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上林已作污秽之场，中枢俨成脏私之肆。不知国家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凭逆取之势，无顺守之能，佞幸弄权，荒淫无度……伐罪吊民，春秋之义”，故联合东北西南共反直系[6]885。 2.吴佩孚出师讨“贼”电：“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倒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国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精忠以报国。”[3]59-60 3.张作霖声讨曹锟电：“国人苦兵祸久矣。……夫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蹂躏之。……流毒既深，舆情共愤，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16)[33]255 4.曹锟讨伐奉张电称：自谓受任总统以来，“以振导和平为职志”，而张作霖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致生民涂炭，故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并宣称：“军队经过地方，所有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著一体妥为保护，毋任惊扰”，“务期边乱弭平，国基奠定”[34]259。 任何人在研读各方电报之后都会发现，在传统历史书写中暴虐无人性且大多近乎文盲的军阀，攻击对方的电报居然都是义薄云天，充满正义感和人文气质。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主张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军、呼吁国家统一等主张，毫无例外地成为军阀“电报战”的主题。 美国学者白鲁徇(Lucian W.Pye)曾对当时督军之间相互攻击的300份(或次，下同)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统计分析，发现没有一份为军人干政辩护，而呼吁道德规范的有30份、拥护民主共和的有37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19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26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11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10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32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27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38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37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9份，就类别而言，可以划归“文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300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或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了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28]115-116。 显而易见，军阀之间电报战的内容存在高度同质化的倾向。比如“统一”诉求，为直系和皖系军阀共同拥有，且手段均是付诸武力；两者的区别，很可能只在皖系“武力统一”寻求的是日本的支持，直系“武力统一”寻求的是美、英支持。皖系以日本为靠山固然可能助长日本对华侵略，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嫌疑；但直系联络美、英，在不明欧战之后世界局势变化，不知道美、英代表了战后国际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阵营的一般国人心目中，又何尝没有“勾结美、英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嫌疑”(17)[35]513-514?就中央和地方关系言，直、皖军阀主张“统一”，与之对抗的地方实力派则标榜“地方自治”，双方政治主张也未尝不可兼容。直系控制中央政权期间制定的宪法可以证明这一点。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虽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民主国”，但“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两级，省得自主制订省宪，惟制宪机关构成须遵照国宪之规定(18)[36]。省作为“地方”，可以自己制定省宪，所设计的“国体”明显属于联邦制范畴，其设计者并未将“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放在绝对对立的位置，已一目了然。 从思想主张或信仰(如果军阀也有信仰的话)上看，军阀标榜的不同信仰也未必对立到需要动用武力来消灭对方的程度。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若真笃信之，就更没有与其他军阀征战的道理。 然而，或许越是因为难以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就越要寻找理由，于是出现军阀战争期间“文斗”甚于“武斗”的局面。杨荫杭对军阀之间的电报战有独到的观察和评价。他说：“五代时有武人，谓安邦定国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而孰知今之武人，并不能用长枪大剑，而喜用毛锥。……今人回忆直皖之战，当时直将诸檄文，多可歌可泣也。”[37]295又说：“中国人更有一种天才，善拟电报。此种天才，盖自民国建设后发挥而出。悲观者或叹今日道德扫地，拟之于五季。然观诸部、诸人物所发电报，则皆足以见其道德之高尚与爱国之苦心，国人读之，未有不感激涕零者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38]126 杨氏的评价略带挖苦意味，但指陈军阀尚文，则是事实。从研究立场看，军阀尚文(至少是做出文的姿态)，也许正是战争有文的因素节制，因而战场伤亡及战争损失缩小，战争场面以正常军事眼光观察显得“另类”的一大原因所在。而杨论句末“民国生色矣”，亦从一独特角度，反衬出国内学界对军阀之间“电报战”的研究及与此相关的军阀思想及行为方式认识的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