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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余论 北洋时期，权势重心失却，国家陷于分裂，而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内忧外患背景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内涵而言，“统一”是要建立国家权势重心，结束分裂割据状况。胡政之说：“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国家有中心势力与中心人物，足以戢野心家之封建思想，而导政治于宪政轨道。今则举国迨成一盘散沙之势，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中心势力亦破坏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势力长此破坏，中心人物长此缺乏，则国家终于无可救治，呶呶于和战之辩，又何益哉!”[39]577在此形势下，皖、直两派军阀旨在推进“统一”的战争，尽管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却不尽在人们抵制之列。杨荫杭曾表示，如果段祺瑞“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40]17。对于直系旨在推进“统一”的直奉战争，也有不少国人持支持态度。据1922年5月9日胡适日记记载，丁文江甚至把这次战争上升到“文野之争”高度，把吴佩孚获胜看做是文明的胜利而由衷庆幸，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之叹[41]663。对于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也有不少人深感惋惜。康有为在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败后，一病数月，他在给吴的信中说自己“生平伤心过于戊戌，以公败为仆病”，对于具有亲日倾向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的政治举措，康氏“徒呼奈何”，而寄希望于吴能东山再起[42]1116。 然而，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最终都遭遇失败。个中原因，通常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对“和平主义”的鼓吹有关。1922年12月31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胡适在《新年的旧话》中表示：“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43]106胡适所言，道明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新趋势。受此影响，曾为国人崇尚的“武力”不再被认为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选项，“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中国国内“废督裁军”呼声由是高涨。在此形势下，“统一”政治目标的“正义性”被“武力”手段的“不合理性”所掩盖。皖、直军阀所进行的标榜“统一”的战争，开始面临众多内外因素制约，致使双方在策划战争时，属于军事的战略战术考量较少，属于非军事的政治宣传偏多，在战争实际进行中亦顾虑重重，不为已甚。这是皖、直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呈现出十分“另类”的形态并最终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稍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走的仍是“武力统一”路线，却取得成功。似乎又反证了即便在当时的语境下，皖、直军阀标榜“武力统一”，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路线选择。事实上，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先后战胜皖系和奉系，已取得“武力统一”的阶段性成功，说明直系最终失败的原因尚不能单纯从“和平主义”对“武力统一”路线的制约上去寻找。 直接原因仍在军事上。稍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导致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失败的军事原因在于，标榜“武力统一”的军阀，其“武力”本身就未能“统一”。以直系为例，其力量看似强大，内部却有津、保、洛之分，尤为严重的是冯玉祥与吴佩孚对立。这与当时军人普遍谈政治的风气有关。军人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北洋时期，军阀头脑中却少有这样的观念。当是之时，思想政治多元，人人都谈政治，军人也卷入政治之中。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44]443。军人懂政治当然无不可，但公开谈政治则无异对政治实施干预，这与军人不能干政的现代政治原则明显冲突。由于不同军人所谈政治不尽相同，于是导致因政治主张多元，同系军人内部出现“异类”的情况。就直系而言，最大的“异类”莫过于冯玉祥。冯氏作为军人，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侈谈政治，居曹思汉，倾向苏俄，因与据称受到美国支持的曹、吴发生矛盾，遂策划政变，致全局瓦解。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历史表明，直系之败，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内部分裂即“武力”本身不能“统一”所致(19)[45]367。 对于皖、直军阀的“武力统一”，杨荫杭曾写过一篇题为《统一之奇谈》的文章，称：北洋时期，北方主张武力统一，南方主张北伐，也要求统一；但“北方之咎，不在亟求统一，而在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欲统一南北”，而“南方之咎，不在不苟求统一，而在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自以为操纵南北统一之权”[46][47]137。杨氏说的南北自身不能统一，包括自身武力不能统一，号令歧出；“武力”自身不能“统一”，则“武力统一”不啻梦呓。杨氏所言，提供了对北洋历史独具慧眼的观察，从军事立场击中了皖、直军阀“武力统一”的要害。 注释： ①杨氏认为，当时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而相对其学术盛而人才众，优劣立判；略似三国之分裂，而三国尚能各自统一，亦远不及；略似南北朝之分裂，而西南同派更自相仇视，并非六朝之比，北方同派亦自相仇视，尚非元魏之比；略似五代之分裂，而五代所失不过燕云十六州，今之所失，将子子孙孙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杨荫杭《今之时局》(1920年6月7日)，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②周鲠生《时局之根本的解决》，《太平洋》，1923年第2期。《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认为，在旧有王朝制度被推翻的民初，军权成为决定国家政治更重要的因素，但问题关键不在军权膨胀，而在“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③比如有关四川军阀混战的记载，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大小不同的战争多达478次，破坏巨大。但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却基本没有提到四川的战争，可见其重要性及影响均在可以被文氏忽略的地步，也说明有关四川军阀战争的数据有可能被夸大。 ④据称：“直奉双方关于陆军之战斗，各以10余万大军分成3路，互相对垒。同时因地势与战略之关系，两方又出动其海军，并策划空中飞机战”，直军仅在秦皇岛就有舰艇6艘，运输舰20艘，还有外国舰艇及驱逐舰20艘，只是奉军飞机稍占优势，可以弥补海军的不足。不仅如此，奉军更有蒙古骑兵支持。参见：《吴佩孚战败始末》，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16-919页。 ⑤参见：白坚武《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1924年10月19日记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952页。《甲子直奉战史》说，其中交战激烈的九门口、山海关攻守之战，奉军二、六两旅共一万六千人，战后查点，每旅只有六七百人，死伤可谓众矣。因未言逃亡数，无法采纳。参见：上海宏文图书馆编《甲子奉直战史》，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898页。 ⑥由于资料有限，加之兵不厌诈，战事宣传大多夸大其词，本文基于“历史记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战争双方的宣传)所作统计很可能与实际伤亡数字有一定距离；另外，战争打响后，战场甚多，殊难全数统计，本文统计数反映的是主战场的伤亡，特此说明。 ⑦战争期间的虚假宣传比比皆是，以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例，战前直系被认为拥有37万军队，实力雄厚，但是实际能够调动的军队人数只有13万，伤亡人数当然也会相应大打折扣。参见：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1. ⑧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指出：“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⑨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1页。 ⑩杨氏举例说：“近者粤、桂之役，人皆曰陈炯明胜；湘、鄂之役，人皆曰吴佩孚胜。然此所谓胜，亦破城得地之谓也。就物质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敌人，势力固未稍灭。就德义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制造敌人势力之机会，此实不得谓之胜。”参见：杨荫杭《胜》(1921年9月2日)，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第403页。 (11)皖军“重仁义”不仅表现在不愿轻易动用先进武器上，而且表现在处理与敌军将领的私交上。皖军作战计划，由吴光新一军会同西北军夹攻郑州，以击直军之背，而绝其后路接济。但吴率部路经武汉，因与鄂督王占元有“八拜交”，遂应邀赴署相叙，结果一去就被羁押，吴军缴械，直军遂无后顾之忧。可见，吴光新注重私交，是皖军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12)冯玉祥说，吴佩孚要其在河南为拟议中的统一战争筹款，他明确表示拒绝，接到拒绝电文，吴佩孚“更把我恨之入骨”，认为“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前夕，冯玉祥曾明确对其身边人说：“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反叛决心，已然下定。 (13)白坚武评价此事时认为，当冯与吴势成水火之时，“吴意令冯援闽，而曹竟令入拱京师，检阅使令下，一师三混成旅之编制匆卒即为之成立。初利用之以驱黎，继欲拥之以自卫，神志昏迷，是非颠倒，不待十三年之倒戈而已知其将败矣”。参见：杜春和等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6-497页。 (14)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26页中还有对军阀尽全力打电报战的讽刺文字。 (15)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参见：鲍威尔著《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另外，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就注意到，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当性”(参见：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p.124)。 (16)张作霖第二次通电曰：“国家不幸，兵祸频仍，……曹吴迭次称兵，毒痛海内，视国家为私产，以民命为牺牲，玩视天灾，摧残自治。义愤所激，万口同声。作霖同属国民，敢忘匹夫之责，出师声讨，不后仁人。”参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888页。 (17)孙铎指出：“当吴佩孚的走狗杨森进攻四川时，对人民宣言他是为统一而战，是为实践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的要求而战。华盛顿会议以吴佩孚为能实行他们要求的人，所以杨森就这样宣言说吴佩孚是代表华盛顿会议列强的。这个宣言完全表示吴佩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实现之人。……因为吴佩孚有这样大的武力和组织力，他更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 (18)见该宪法第124条至135条之规定。 (19)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的冯玉祥战前曾对人说：“中国直鲁豫就不能统一，何况全国呢?”所谓直鲁豫不能统一，是说直系在自己的地盘内就不能统一，故缺乏统一全国的基础。 本文原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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