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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李腾 内容提要 受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法国学者让-雅克·安托万·安培在19世纪40年代最早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刺激下，埃米尔·格巴尔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19世纪末，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采取实证研究路径，以中世纪大学为切入点丰富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到20世纪初期，学界已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美国学界承袭并发展了欧洲学界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述，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则最终使其完全成型。对这一学说发展史的考察，不仅能反映19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与学术研究的纠葛，也能呈现中世纪研究在西欧和美国的早期专业化、系统化的进程。 关键词 12世纪文艺复兴 中世纪史研究 民族主义 文艺复兴 浪漫主义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1927年出版的《12世纪文艺复兴》被学界公认为跨时代的经典著作，“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也常被视为哈斯金斯的开拓性贡献。如华莱士·弗格森所言，这部书成为此后几代中世纪研究者的案头书。直到该书出版90年后的今天，“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依旧充满活力。 一般学者多认为，哈斯金斯这部作品的出现使学术界最终普遍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比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斯旺森教授说道：“虽然‘12世纪文艺复兴’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由法国学者提出，但这一概念是随着1927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版，才在英语学界获得一致认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教授也谈道：“哈斯金斯通过《12世纪文艺复兴》所论证的中世纪之现代性，开启了‘中世纪学者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edievalists）。”随着国内中世纪史学研究的深入，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解读业已为国内学界认知。 事实上，哈斯金斯的作品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承袭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对12世纪（广义上来说，其时间跨度从11世纪后期到13世纪早期）文化发展现象的深刻反思。虽然哈斯金斯的阐释获得了最为广泛的传播，他却并非“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在此前就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讨论。因此，哈斯金斯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中世纪盛期文明进行重新诠释的集大成者。 可惜的是，国内外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关注甚少。据笔者所见，仅有美国学者阿利克斯·诺维科夫曾专门撰文简要回溯了哈斯金斯之前一些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使用，却未能对“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范式在这一时期的转化演变进行深入阐述。笔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探讨，一方面要捍卫中世纪历史的地位，尤其是在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比较中呈现中世纪盛期文化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也要以此来体现对欧洲整体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反思。虽然学术研究和时代思潮经过了诸多风云变幻，一百多年前学者们所建立的范式依然活跃在当下的中世纪史研究中。在中世纪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碎片化”的今天，这项学说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以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解读为主线，更清晰地把握中世纪盛期研究的范式建构过程，并开拓当下学术发展的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回溯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法国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阐发。其次聚焦于哈斯廷斯·拉什道尔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辨析“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扩展和充实。最后论述美国学界在20世纪初期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继承、质疑和拓展，沿学术史发展脉络重新审视哈斯金斯的贡献。文中错谬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指导。 一、 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与“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萌发 尽管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艺术史家瓦萨里就提出了“复兴”（rinascita）的概念，但后来为西方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概念则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们最早提出并加以运用的。浪漫主义作为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待中世纪的态度上，理性主义者将之看作一个迷信和虚幻的“黑暗时代”，浪漫主义者则怀着一种思古之幽情和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时代。正是浪漫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世纪历史，并结合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发展出对启蒙理性主义中世纪史观的批判和反思。 就目前可知的材料，最早比较系统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是法国文学史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1800—1864年）。他在1839—1840年出版的三卷本《12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史》中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来描述欧洲文明史上出现的三次文化大发展。 我认为共有三次复兴：第一次复兴是在查理大帝时；第二次是在11世纪末的复兴，它开启了中世纪；最后一次才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伟大文艺复兴……在11世纪末的法国出现的知识运动，呈现出一种真正复兴的所有特征：古代的知识更加广为流传，由此，思想有了伟大的活力，艺术也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安培在欧洲历史上的三次文艺复兴与法语发展之间建立了明确联系，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他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11—12世纪的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安培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19世纪中后期，许多欧洲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都采取类似观点，将欧洲文明史整体纳入三次复兴的框架之中，借助描绘欧洲文化在历史上的延续性，打通中世纪早期直到欧洲现代文明的道路。 19世纪中后期的学者们之所以更加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就在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及之后的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化传统的联系，而粗暴地切断了二者与中世纪的关系。在“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早期建构中，经院哲学的嬗变是关键所在。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埃米尔·格巴尔（1839—1908年）在1879年发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指出12—13世纪的法国是整个欧洲的中心，“人文主义从我们并通过我们传播：文艺复兴似乎开始了”。虽然这次文艺复兴持续时间不长，但巴黎产生的经院哲学和以阿西西的方济各为代表的新基督教精神汇流，最终催生了新的时代思潮，这就使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个性解放与中世纪精神呈现为前后相继而非断裂的关系。沿袭这一思路，格巴尔在1885年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历史哲学”为题发表了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法译本的书评，从更宏观的高度阐述了他对两次文艺复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布克哈特笔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如“个人灵魂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发现”等都可以追溯到法国的12世纪文艺复兴。 在格巴尔看来，经院哲学的出现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也是现代精神对权威的第一次反抗。为了阐述经院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关系，他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以查理大帝之后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代表帝国、学术和教会三种权威，这三者之间的融合、博弈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展。经院哲学最初是追求自由的尝试，以批判精神同权威对抗，却最终因方法论的滥用而导致原初精神的丧失。但无论如何，格巴尔认为经院哲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比帝国、封建制度乃至市镇公社都更为持久。与此同时，经院哲学从抗拒权威的武器变成思想禁锢的工具，则象征着“12世纪文艺复兴”的由盛转衰。与经院哲学的紧密关系就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有别于15世纪文艺复兴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范式也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发。 由此可见，“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学术界，受到了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克哈特所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反动”。他们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法国根基，并以经院哲学为核心论述两次文艺复兴的异同及关联，体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为中世纪污名化辩护”双重动机的相互结合。时至今日，以法国为12世纪文艺复兴中心的观点仍然很有影响，体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鲜活生命力。 二、 实证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一次研究高潮 随着实证研究史学的兴起，单纯从精神纬度和宏观角度来论证“12世纪文艺复兴”越发缺乏说服力。如果说浪漫主义学者从民族语言和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精神领域着眼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那么实证研究史学则以大学这一中世纪欧洲的创新制度为核心，以扎实的研究更为系统地阐述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在法国学者“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启发下，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1858—1924年）率先将中世纪大学作为深化这一概念的突破口。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不仅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更具合法性，更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广泛讨论和接受。 拉什道尔通过对中世纪教育发展的考察，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界限。在他看来，从社会结构、知识扩展和宗教状况上来说，11—12世纪可以视为欧洲文明的分水岭。随着教育在11世纪的发展，12世纪形成的“知识文艺复兴”通过复兴人类精神，成为欧洲文明史上堪与宗教改革甚或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这一分析模式延伸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上限，也成为我们今天探讨“长12世纪”的滥觞。 在拉什道尔构建的历史图景中，中世纪的大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大学的建立也标志着中世纪拉丁西方文化进入鼎盛期。他特别强调，大学对欧洲知识发展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完整的中世纪大学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中世纪思想的历史”。11世纪以来的主教座堂学校为大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在12世纪后期法国和意大利几乎同时建立的两所大学也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产物。 两所原初大学在同一时间兴起——亦即12世纪的最后30年间。它们从人类文化那场伟大的深化和拓宽中的不同方面涌现出来，我们称这场运动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最为显著地体现在起源于博洛尼亚的罗马法研究的复兴；而在法国，则迸现为辩证法和神学思考的形式。 拉什道尔试图证明，中世纪早期那种充满恐慌的神学悲观主义在12世纪逐渐被一种更为热情、富于希望的宗教热忱所取代。他甚至多次用“欧洲的新生”（the new birth of Europe）、“欧洲思想的觉醒”（the re-awakening of the European mind）、“秩序与文明对混乱与野蛮的胜利”（the triumph of order and civilization over disorder and barbarism）等语句来描述这个时代的根本性变化。 为使这一概念更为明确，拉什道尔选取了彼得·阿伯拉尔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中世纪欧洲的大学》的第二章标题就直接写为“阿伯拉尔与12世纪文艺复兴”（Abelard and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虽然中世纪大学并未在阿伯拉尔时代出现，但他所引领的知识革命最终促成了大学的诞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模式也成为中世纪大学教学的范本。与此前法国学者对“灵性精神”的关注不同，拉什道尔着重从外部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阿伯拉尔与大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那一代修道院教育家之后，修道院学校逐渐不再对非修道士开放，主教座堂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作用得到了极大提升。阿伯拉尔曾任教的巴黎主教座堂学校，最终发展成为欧洲北部最早且最大的大学。虽然阿伯拉尔并非巴黎大学建校的直接参与者，但作为整个大学运动的先驱，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知识时代的到来。就复兴古典文化而言，阿伯拉尔也是当之无愧的古典文化仰慕者和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不仅熟悉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卡以及西塞罗的部分作品，甚至还征引过古典时代的法律条文，其广博而多样的知识结构反映了12世纪澎湃的文化潮流。如拉什道尔所言： 在阿伯拉尔的直接继承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将同等多样的天赋和同样极富感召力的言行结合在一起；法国学校的历史上再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著名教师同时授课，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拥有像中世纪中期那样广泛的教授领域。 在盛赞12世纪对古典文化复兴的热情和思想博大精深的同时，拉什道尔也发展了埃米尔·格巴尔关于经院哲学僵化导致“12世纪文艺复兴”走向衰落的观点，但他特别注重从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在大学教育中的相对关系来诠释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衰落的原因，从而使原先抽象的解释有了坚实的根基。拉什道尔敏锐地观察到，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引入，辩证法地位日益提升并广泛运用于神学和哲学阐释，使传统上更接近古典文化的语法和修辞迅即衰落。到13—14世纪，12世纪那种富含“饱满的精神、原创性以及顽强”的拉丁文创作，都被碾压在“半权威文献的粗野翻译的重负之下”，对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热情浇灭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12世纪文艺复兴。也正由于12世纪在古典文化复兴上的成就未能有效传承下去，才为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再次勃发创造了条件。因此拉什道尔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2世纪文艺复兴相比“虽然更为灿烂，但并不更为真实”。 可以看到，“12世纪文艺复兴”在拉什道尔笔下已经成为一个完备的历史学概念。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西欧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始于12世纪，并特别提醒学者们注意大翻译运动和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呼应，极大地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及其解释框架的发展，催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热潮。 首先，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1863—1929年）延续了拉什道尔对12世纪和15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对比评价，认为前者因为持续时间较短而没有受到后者那样高的重视程度，甚至可称为一场“流产的文艺复兴”。但他仍强调，在恢复古典文化与科学研究方面，前者与后者相比毫不逊色。在1901年出版的《法国史》中，朗格诺瓦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夭折论”。他认为，13世纪知识活动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人文主义的衰退和科学精神的发展。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及阿拉伯注疏的传入，13世纪的学者们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处理全新的问题，导致12世纪的逻辑学家们可能完全听不懂13世纪哲学家们所使用的佶屈聱牙的术语。这一观点恰恰是拉什道尔语法、修辞衰落而辩证法兴起模式的翻版，朗格诺瓦的解释对美国学界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其次，拉什道尔对大学的关注也使学者进一步追溯这一教育制度的雏形，即主教座堂学校的作用。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罗伯特（1879—1952年）认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上半叶法兰西在教育模式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波及全欧的深远影响。他将这一运动称为“法兰西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而巴黎的众多学校则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同时，他也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迅疾衰落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12世纪后期出现的三种新趋向的合力最终使曾在12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的修辞和语法研究迅速衰落，这三种新趋向包括最博学的人都被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辩证法所吸引、学问为教士提供了进阶的便利条件以及托钵修会对异端思想的抵制。因此，罗伯特在继承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观点的基础上，又最先指出托钵修会应对这场运动的衰落负责。英国学者克莱门特·韦伯（1865—1954年）在该书出版次年的书评中首次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韦伯认为，这次知识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法国北部的主教座堂学校，对传统的修道院学校几乎没有影响，且范围局限在知识水平较高的教士阶层当中，对贵族都影响甚微，更不用说一般城市平民了。因此，他对这场文化运动是否可以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持谨慎的否定态度。 最后，政治理性化和民族国家在12世纪的兴起也受到了学者关注。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英国中世纪史学者查尔斯·罗伯特·莱斯利·弗莱彻（1857—1934年）就直接受到了拉什道尔的启发。他盛赞拉什道尔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创之功，认为其提供了关于“这个时代知识所引发的一场真正文艺复兴”的“最为清晰的表达”，并进而指出这种“反抗精神”甚至体现出16世纪宗教改革的特质。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建构上，弗莱切也从民族国家历史演变的角度对之加以扩充。他认为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诸王国在12世纪末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而德国和意大利还只是民族（nationalities），而民族向民族国家的变迁也促成了两次文艺复兴中心的地理转移。与加布里埃尔·罗伯特类似，弗莱切也特别强调教会在13世纪文化衰退上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自由思想在12世纪迅速演化成异端思想时，“第一次文艺复兴已经在各地开始了”。随着这场文艺复兴的开始以及对法律与哲学的研究，十字军东征和其他许多教会事务受到质疑，从而形成了对教会权威的直接挑战。但是，跨越国界的托钵修会作为教会控制大学和思想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他从教会思想控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托钵僧所建立的经院哲学体系视为教会权威对自由思想的再次绞杀，直到14世纪托钵修会力量耗尽之时，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再次成为可能。在弗莱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19世纪英国独特的反教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这一时期，德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冷淡态度与英法学界的浓厚兴趣相映成趣，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现象与德意志地区在12世纪的文化弱势地位，19世纪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当时德国学界的史学研究主流路径都紧密相关。19世纪后期的德国史学界以兰克为圭臬，“科学的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才是最崇高的词汇，中世纪研究多集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诸邦国的政治、外交史领域。兰克的门人当中，只有沃尔特·格茨（1867—1958年）的中世纪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史旨趣。他曾从宗教虔诚性的角度探讨中世纪晚期文明的发展，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承袭这一思潮渐进发展而来的，却在行文中刻意避免提及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文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布克哈特式文艺复兴的保留态度。 最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德国学者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Die Renaissance des 12. Jahrhunderts）或类似词汇。就笔者所见，只有伯恩哈德·格罗厄（1885—1969年）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德国历史学家》里大量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表述。由于格罗厄主要讨论的是法国教育对德国12世纪历史书写者的影响，因此更多受到了法国学界研究范式和术语习惯的影响。而且，格罗厄大量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做法也受到了匿名书评者的质疑。书评者反问道，难道必须将每一次文化运动都称为“文艺复兴”才能够对之加以理解吗？这个名词是否能够被如此广泛地运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正因为德语学界最为彻底地接受了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述，因此对“12世纪文艺复兴”缺乏英法学界的热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