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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出版机构的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婚姻家庭、宗族族谱、社会治理、文化教育、三线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婚姻家庭研究经久不衰 婚姻家庭和性别伦理一直是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热门议题，史学界对此表现出持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分析了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及其理论依据，认为康有为在论证大同社会的婚姻问题时，思维方式处于一种意识流状态；这种意识流一方面与其婚姻问题知识储备和多维思考有关，另一方面导致其对大同婚姻思想的论证显得不严谨、不深入。运用数据库和定量研究法，可以从更广泛、更基层的角度发现隐藏的史实与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康对清代刑科题本进行量化分析，将量化数据方法引入清代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并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长时段、大样本、跨区域的研究数据。 贞操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演变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式贞操观的形成过程，认为知识界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基于现代知识的现代话语予以论证和阐释，通过这一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学术向近代学术体系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分析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有关“七出”“三不变”的话语转变，反映出近代妇女解放缓慢而艰难的历程。通过不同时期的塑造，母亲形象被赋予不同的内涵。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海文勾勒了母亲形象在现代百年历程中的嬗变，认为母性是“生成的”“被构建”的，从一个侧面表明妇女解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注民众日常生活 医疗卫生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受到史学界广泛关注，近年来出现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热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徐晨光从女性、卫生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尝试在近代中国“助产士”定名问题上引入“生命权力”概念，对其定名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议题展开研究，从中探寻“生命权力”通过医疗卫生作用于女性，使其在近代中国拥有独特主客体地位的原因。民众饮食是社会生活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传统观点认为民国时期北京发展停滞，城乡关系松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李二苓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北京西郊、北郊的物资流动与农产品供应状态，认为当时北京城乡关系比较紧密，传统看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领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以北京的东岳庙为中心，探讨了北洋时期道教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时道教处于为儒家礼教服务的地位，北洋政府将其作为社会治理对象，有限度地认可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战俘的遣返和中国军人的复员问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被提上国民政府的工作日程。日本铃鹿大学国际学研究院教授细井和彦近年来偶然发现的《复员问题》一书（1943年3月发行）表明，早在1942年下半年或1943年初，杨杰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话时，就预见到了中国将取得抗战胜利，并要求政府研究战后的复员问题。细井和彦探讨了该书与国民政府复员计划之间的关联性，从复员方式、计划与实际情况三方面着手，分析了日本投降后中国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转变过程。 探索文化教育变迁 关于清末民初教育用品陈列馆和制造所，迄今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梳理其产生和消亡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弛从物质文化史角度认为，在清末教育改革背景下，天津教育用品陈列馆和制造所作为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其作用并非“徒耗巨款、毫无成效”。报刊作为近现代各派政治人物言论的载体，对开启民智的作用自不待言。台湾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助理教授八百谷晃义梳理了《湘学报》的流通情况，认为晚清时期书刊的流通网络有很大局限，存在地域性差距。不过，书刊重印本或汇编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原刊流通上的空白，在晚清的阅读和书籍流通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宗族族谱、科举制度与社会变迁历来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热点。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灵玢通过分析湖北省羊楼洞《雷氏宗谱》，对雷氏宗族的业茶发家、族源追溯及地方形象塑造进行了考察，认为族谱提供的“历史文本”并不是一个纯粹构建出来的文学文本，而是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阐释，从个体叙事到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叙事内容的真实性退居幕后，而叙事的方式、目的和意义则显得更加重要。目前，学界对江南望族的关注点多在族田族产的积累、科举与仕宦生涯的辉煌成就，而对其因应社会变迁的科举策略缺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淑贤认为，江南望族的科举兴衰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而家族科举策略又是关键环节，清代吴县潘氏家族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家族因应咸同年间战乱，适应清末教育改革，成为传统科考向近代教育转型的成功范例。潘氏适应社会变迁的科举策略，不仅显示了江南望族的繁衍机制，而且对当代家庭教育也有启示意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潘大礼选取梁思成、林徽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经历，管窥当时文化名人群体的抗战态度和生活。中国文化名人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大后方，虽然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彰显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与风骨。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而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全民抗战贡献了应有的力量，体现了对祖国深厚的情感。 当代社会史日益受重视 目前，当代社会史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从1964年下半年起，辽宁省作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源源不断地把最先进的设备、技术、人才输送给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巍尝试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解读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过程、得失、调整、工业布局、城市化进程、城乡关系以及“三线人”的日常生活、婚姻状况、子女入学、文化传播等问题。知青问题是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任耀星尝试从城市知识青年主体地位出发，从“情景还原”“心理分析”“城市生活空间”等方面，探讨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选择。 社会文化史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高速发展所催生，现实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要求研究者回顾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思路。于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从社会生活扩展到社会治理，进而关注到生活质量，研究方法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此次会议围绕“社会文化史”展开讨论，同时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与互动。在史料来源上，不限于档案、报刊等传统文献史料，兼而采用访谈、文学作品、传记、日记等多元化史料，以及善于运用新史料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拘泥于传统的文献分析法，出现了用量化数据的形式以及借鉴新文化史理论与中国本土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另外，与会学者积极采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史学研究，推动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