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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综合创造者，它在历史上、在文明创制上对其他一切文明形态提供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伟大原创性文明。如果说对现代文明贡献最伟大的文明是哪一个，无疑就是英格兰文明。 为什么将比较文明的落脚点首先放在英格兰文明上？ 今天是“比较文明再思考”系列第2期。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本期的比较文明没有从习惯谈起的古代五大文明说起，而是一下子把我们的具体话题落到英格兰文明上。这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一般的比较文明习惯，这不是依据历史线索的，例如从古到今；也不是依据区域划分的，例如近代以来我们喜欢的中西文明比较。在这里，我略做一下说明。 何以叫英格兰文明？我们习惯说的西方文明严格地说是内涵非常复杂，在具体形态上无法定位的文明。所以说，我们一般讲的“西方中心论”这个概念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你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西方文明。新生的西方包括东方的日本和俄罗斯，所以西方文明在很大范围上包含西方化的文明。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史诗《贝奥武夫》，其在不列颠有着民族史诗的地位，图为史诗《贝奥武夫》的第一页。 我们把范围收缩一下，就是欧洲文明。但欧洲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明？也没有。欧洲的三大支系，盎格鲁-撒克逊、斯拉夫系和凯尔特系，这三大文明形态之间冲突剧烈，以致于到诉诸战争的残忍程度。延续了116年左右的英法世仇，就冲突的剧烈程度而言，它一点都不比西方与东方的冲突程度低。事实上在整个欧洲文明中，西欧与中欧，东欧与西欧的文明差距也很大。所以中国人现在把现代文明的眼光盯到原创性的具体文明上，认为我们要回到英格兰文明上。 本期活动开始策划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商量，究竟是谈英国文明还是谈英格兰文明。后来我们决定不谈英国文明，哪怕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后英国的贡献特别大，我们也不谈。亚当·斯密的贡献小吗？现代的经济文明，其阐述者就是亚当·斯密；瓦特的贡献小吗？也很大。但我们不准备讲18世纪以后的苏格兰文明，我们要把眼光专门盯在英格兰文明。英格兰文明很古典吗？不是，11世纪以后英格兰文明还不成形态，那时英格兰正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诺曼人征服后其民族意识才出现，英格兰文明的物质载体、民族载体才出现。那么英国是世界霸主吗？也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美国就替代它了。 但为什么比较视野中的文明首先要讲的具体形态就是英格兰文明？原因含简单，英格兰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综合创造者，如果说对现代文明贡献最伟大的文明是哪一个，无疑就是英格兰文明。如果说古典文明有五大体系，各自争奇斗艳，各有自己的贡献，各种文明百花齐放，那么现代文明史就是一枝独秀，连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都说，“未来世界一定是英法文明的天下”。西班牙是被英格兰首先战胜的对象，西班牙人在17世纪就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都降临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上。那么英格兰文明凭什么有这样的现代文明位置？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英格兰文明具有原创性 首先我们强调，把英格兰提出来作为比较文明视野下讨论的第一个具体文明形态，是因为英格兰文明确确实实在历史上、在文明创制上对其他一切文明形态提供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伟大原创性文明。在这一点上，哪怕是现在的世界霸主美国，也不能与之匹敌。过去美国跟英国是世仇，殖民者跟殖民当局之间有冲突，殖民者、殖民当局跟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有冲突。这个历史非常复杂，乃至迈克尔·曼说美国开国的前四个总统都应该受到审判，因为杀了很多印第安人，是谋杀犯。如果美国人不复制英格兰文明，不扩展大不列颠文明，很难想象在20世纪、21世纪，美国的文明结构形态是什么样的。 其次我们才会看到，作为现代文明原创形态的英格兰文明原创在哪里？各位要注意，一开篇我们就特别强调了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不谈，包括休谟、亚当·斯密、瓦特，虽然他们对现代文明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们现在不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苏格兰跟英格兰于18世纪初期合并以后，两者融合发展的产物，已经不具有原创性。 也可以比较英格兰文明同小范围内的其他西欧文明，来看一看英格兰文明是否具有原创性，譬如说比较法兰西文明跟英格兰文明。他们是世仇，百年战争之后他们的相互竞争白热化，但法国要成为一个标准现代国家，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非常悲壮地讲，我们现在是英国的信徒。法国人为什么对伏尔泰有时候恨得牙牙痒，就是因为觉得他是法奸，法国人不说法国好，而说我们的世仇英国好。但是伏尔泰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一点？就小范围的文明比较而言，法国人在13、14世纪建立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原创性的、脱离了基督教世界社会的民族国家形态——绝对君主专制国家。所以法国在现代政治文明上并不一定比英国人落后，但法国人今天也很难成为现代文明的楷模。尽管在欧陆上法国一直是霸主，但18世纪的法国不得不向英国学习。英格兰文明接下来推广到了中欧、东欧，再向北美扩展，可以说是垂范于现代世界。  1789年法国三级议会开幕现场 仅仅为了更好地分析，我们把文明形态分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但不要说传统和现代无关，这种二元化的分析模式太简单了。但是为了认识文明史的永恒断裂，我们需要在哪里划线呢？按照彭慕兰的说法，“16世纪的大分流”不仅仅是西欧跟中东欧的分裂，而且是整个西欧、落实到英格兰与全世界的分流（在比较视野下，区域文明如西欧文明中的英格兰文明与法兰西文明有很大区别）。因而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界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在整个欧洲范围和跨欧洲的世界范围内又划出一个界限。16世纪英格兰的如椽巨笔给我们书写了什么是现代文明，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比较文明再思考中把英格兰首先拿出来。而不首先在源头上将先秦跟古希腊比，不要在源头上拿中国跟印度比，也不要像现在这样就现代转型拿中国文明跟日本文明比，日本文明转型的更成功，比我们快、比我们规范。为什么我们这三个都不比呢？原因在于它们都是现代文明的后续话题，我们需要从原创现代文明上比起。 这就让我们免除了一些紧张：比如，中西关系的紧张。晚清以来我们谈什么问题都是中西对垒。说到中西比较文明，就想到八国联军，愤怒无比，理性被愤怒情绪截住了。我们也不跟欧洲比，在欧洲历史学中，欧洲中心论的发展最为充分，与之对比就显得我们萎靡。我们要与具体的国家进行比较。也不比转型的后发国家谁更成功谁不成功。 英格兰文明何以成为现代文明？ 那这时候我们要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英格兰文明在什么意义上是个现代文明。我们要把视野放开，说一说英格兰文明凭什么成为现代文明，我们要提出一些重要指标：  这份精装本的《大宪章》曾属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第一，从绵延历史最久的、对现代国家兴起非常重要的1215年的《大宪章》，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沿着这一条线索成长起来的英格兰现代政治文明，限制权力、规范国家、以国家和公民权利的名义创造税收制度，以程序原则进行司法审裁。2015年很多国家纪念《大宪章》颁布800周年，证明现代立宪政治的原初创造是由英国人带来的。如我们强调中华民族对人类有多么伟大的贡献一样，同样我们也要承认英格兰人在现代政治上对世界有多么大的影响。 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英国人对立宪民主制度的理论阐述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政治理论。早期有霍布斯对个人主义的主张，以前都是群体文明，英格兰制造了现代个体。而对于个体怎样介入政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又阐述了个体主义原则。英国的王党分子尽管听到霍布斯对王党有特别友好的表述，但他们特别不信任霍布斯，觉得他撒谎，一个个人主义分子怎么可能忠于国王？因为忠于国王意味着必须放弃个人立场，这样才能把个人矮化，匍匐在地，忠于国王。国王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一个人如果有个人价值这就不可能了。更关键的是权力分立制衡，对1215年《大宪章》做出最伟大的政治理论突破的是约翰·洛克，他系统阐述了个人权利原则和分权制衡建国理念。 现代建国首先是建构现代政治文明，其次是建构现代科学文明。科学文明联手技术文明，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根基。瓦特把英格兰人的科技创造工具化了，所以说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英格兰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对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深远的三个伟大人物培根、牛顿和达尔文，都是典型的英格兰人。培根创造现代归纳法，并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决定性地位；牛顿的力学理论为现代工业兴起奠定了科学基础；达尔文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了根本性的科学原则，如果没有进化论，我们就无法设想中国人唱的流行歌曲《明天会更好》的观念会从哪里来。一方面这当然有其儒家观念渊源，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所以明天才会更好。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文明来自于英格兰。  1859年版《物种起源》的扉页 最重要的社会文明也来自英格兰。现代的社会文明跟传统的社会文明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代文明是个体文明，现代的道德责任是个体道德责任。很多人说现代人不讲道德，因而立宪民主政治的道德资源很薄弱，因此要用传统道德超越道德资源不足的立宪政治。其实，现代政治创造了英格兰式的个人，把所有道德责任放在每个个体肩上，这是个人成长中最严格的道德体系。哪个个人想推卸道德责任，比如往上帝那里推，往哲学王、往父母身上推，都不行。 从13、14世纪开始，历史人类学家麦克法兰就揭示了这一事实，只有在英国，上至皇亲国戚，下到普通平民，个人成长到十三四岁就要被赶出家庭去做学徒，个体必须要独立，要自尊、自爱、自律、自立。我经常讽刺有的大学生管父母要钱就像债主催债，这就是没有解决掉英格兰那样的个体独立问题。更重要的是，英格兰人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从来不认为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转轨中，住在农村就是糟糕的，就是要感到羞耻的。他们的城乡从来没有对立，因为他们的城市文明、农村文明和个体文明结合后共同加入到波澜不惊的现代文明转轨建构中。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比较视野中的英格兰文明”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编辑：未雪梨，标题为编者所加） 嘉宾介绍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2018）等。 （摘自：闲谈新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