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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78年，邓小平推动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矫正组织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形成领导核心；倡导体制改革，改善群众生活，促进人民致富；转变统一方针，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调整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关键词：1978年 邓小平 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韩亚光，研究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 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1978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邓小平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伟大转折。 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1978年，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二三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3月2日，邓小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时强调：“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1]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然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开始就遭遇很大阻力。 4月27日至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一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言论和真理标准大讨论遭遇的阻力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一些人“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2]在以上论述中，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 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明确肯定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1](pp.345～346)8月13日，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1](p.357)8月19日，邓小平指出：“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1](p.360)这些论述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阻力。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王恩茂①等人汇报后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pp.377～379)这些论述集中地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统一的。“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2](pp.141～143)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3]这标志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 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和基础上，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1978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当时“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3](p.3)然而“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一直存在，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4]。“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集中精力揭批“四人帮”，逐步创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1978年6月，邓小平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2](p.122)在揭批“四人帮”方面，邓小平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7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各方面都有干扰、破坏，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没有出人才，耽误了一代人，把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得很大。”[1](p.347) 揭批“四人帮”虽然是各项工作的纲，但是不能任意扩大、无限延伸。1978年3月8日，邓小平在同刘西尧等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部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草稿时提出：“揭批‘四人帮’，语言要简练一些，有些内容报上已经讲了很多，不要再讲了。向前看的东西应该多一些，包括方针、政策、办法。要重点突出。”[1](p.275)6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柴树藩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汇报时指出：“不能老说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流毒为什么不肃清?”[1](pp.334～335)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强调：“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末，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2](p.138)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邓小平越来越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978年3月2日，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时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1](p.271)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2](pp.96～97)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2](p.135)这个新的任务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介绍说：“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1](p.439)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现在最好的现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一心扑向四个现代化。”[1](p.442)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搞四个现代化”，“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2](pp.147，153) 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时，目的就是要将工作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当时，邓小平强调：“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2](p.4)但是，整顿的进程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3](p.8)更重要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3](pp.1～13)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重新确立。 矫正组织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形成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来保障。1978年，邓小平着力推动组织路线的矫正。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后，邓小平的去职和复出都与当年的天安门事件息息相关。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其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1978年5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丹尼尔·利昂·伯斯坦为团长的美国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号角》编辑部代表团时介绍说：“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合情合理的。天安门事件绝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撤职的。我出来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把结论反过来了。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那时候我任何人也没有接触过。”[1](p.306)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社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更加鲜明的标题，对《北京日报》的消息向全国作了报道。[5]2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等情况时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6]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指出：“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6](pp.192～193)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天安门事件和因此受迫害的同志得以平反。 (二)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加强中央领导机构 有步骤地妥善处理和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调整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是实现安定团结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逐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8年4月下旬，邓小平阅陈云建议复查陶铸问题的信，做出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1](p.304)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补充写道：“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1](p.304)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等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12月24日，邓小平出席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悼词。同日，邓小平又在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1](p.458)后来，刘少奇冤案终获平反。 邓小平还推动为一批老干部平反的工作，并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1978年2月，邓小平强调：“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老家伙的任务，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找接班人，老家伙要有自觉性。”[1](p.262)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1](p.332)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薄一波、杨尚昆等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此外，全会还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三)恢复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反思冤假错案的成因，着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他还指出：“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1](p.394)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pp.141～144)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突出和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全会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全会重申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3](pp.9～13)全会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7]。 邓小平通过推动开展以上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