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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体制改革：改善群众生活，促进人民致富 1978年，党和国家逐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旨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从主要路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面提出了新思路。 (一)将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路径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工作汇报时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1](p.261)9月15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p.376)为此，必须进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2](pp.135～136)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郑重地宣布改革任务。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p.141)。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论述既着重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又明确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邓小平告诫人们：“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pp.145～150)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特别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3](pp.4～6)，正式做出了实行改革的战略决策。 (二)将促进人民致富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改革推动发展，应当使群众富裕起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无法致富，甚至不敢谈富，好像越穷越光荣。1978年，邓小平针对这种现象尖锐地提出批评：“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p.384)他还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p.380)其中，物质生活是文化生活的基础，而工资水平是衡量职工物质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3月28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2](pp.101～102)4月30日，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说：“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不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多几级。”[1](p.30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p.152)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尤其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克服平均主义”。全会同时指出：“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3](pp.6～9) 不管是实行各方面改革，还是使一部分地区和群众先富起来，都不能违背我们的根本制度。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提出，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p.133)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也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1](p.43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还强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3](p.4) 转变统一方针：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最终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完全统一的原则立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我们虽曾提出过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关系，在较长时间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然而到1978年，这种情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有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78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一行时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过去就已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在属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台湾问题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是我国内政”。[1](p.254)1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副领袖艾伦·克兰斯顿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就我们来说，要力争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1](pp.254～255)7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时任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洲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莱斯特·沃尔夫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进一步指出：“如美国从台湾问题上脱身，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过去曾有两次国共合作，难道第三次不可以谈?第二次合作是在十年内战之后。这证明中国人民面临共同的民族问题时，是可以走到一块的。”[1](p.339)12月15日，邓小平在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时强调：“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pp.452～453)12月24日，邓小平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提出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布时应以国防部名义，发表一个停止炮击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声明一事，在请示报告上批示：“两件②请即印发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1](p.457)声明停止炮击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实际上意味着准备武力解放台湾已经转变为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二)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艾伦·克兰斯顿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强调：“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当然要照顾到台湾的现实”[1](pp.254～255)。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台湾真正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一部分以后，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可以继续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1](p.396)11月14日，邓小平途经缅甸仰光，在机场同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会谈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p.430)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又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台湾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1](p.442) (三)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艾伦·克兰斯顿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我们声明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不可能。”[1](p.254)7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莱斯特·沃尔夫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又说：“有人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中国如承担了这一义务，实际上便切断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包括和平解决的途径。我们不能承担任何义务，但努力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1](p.339)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强调：“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1](p.4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3](p.3) 调整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 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反对霸权主义。1978年，邓小平继承、完善和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反对霸权主义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阿卜杜勒·卡德尔·扎伊贝克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认为第三世界是解决世界事务和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1](p.317)11月10日，邓小平与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宾·奥恩会谈时表示：“国际总的局势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但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1](p.424)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全球性霸权主义，也反对区域性霸权主义，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外来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1](p.426)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声明：“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起来以后也不称霸。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将能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1](p.264)“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根本方向变了，那就是我们变质了，那我们就应公开号召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把中国打倒。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总之，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1](p.393) (二)实行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崭新内容 1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总理雷蒙·巴尔时说：“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上，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必须加强防御力量”，而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强防御力量，要“促进同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1](p.257)2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坦言：“我们愿意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不只派人到美国去考察，也派人到其他发达国家考察。”[1](p.268)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指出：中国“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在‘四人帮’时期要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们说这是洋奴哲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p.111)6月23日，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人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p.331)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2](p.150)。 1978年，邓小平推动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两件大事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978年我们才明确提出和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有具体原因的。正如同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2](p.12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3](pp.3，5)从此，一个既反对霸权主义又坚持对外开放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太平洋的西岸。1979年1月，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在这个伟大转折中，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转折的核心内容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8]。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那么，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从新中国百年和民族复兴的大视野，从新纪元、新时期、新时代的大视角，人们能够清晰地辨别1978年不同寻常的历史坐标，真切地体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历史影响，深刻地认识邓小平所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注释： ①王恩茂，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②“两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和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8页。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5页。 [6]《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