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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00年“庚子之变”，使京畿之地惨遭蹂躏。为救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北上救援，历尽艰辛，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先后救回难民6000人左右，不仅赢得社会各界的盛赞，而且也得到朝廷褒奖。但救援行动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从外部环境而言，陆树藩和中国救济善会受到济急善会的排挤；另一方面，从内部管理方面来说，中国救济善会本身也存在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筹集与使用方面，更是问题多多，终致陆树藩负债累累，深陷泥潭，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出售日本静嘉堂文库，代价之沉重，难以想象。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元素”后已大不相同，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的开端，唱响了中国创建红十字会的“先声”，具有深远的影响，陆树藩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 关键词：陆树藩;中国救济善会;红十字会;庚子救援 作者简介：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红十字运动史研究。 标题注释：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16FZS028)。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占领天津。义和团虽浴血鏖战，但无力阻止八国联军北进，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16日北京沦陷。战火在天子脚下蔓延，生灵涂炭，死伤累累，呼唤人道主义慈悲，呼吁红十字关怀。为救死扶伤，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救护伤兵难民。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开端。毫无疑问，陆树藩和其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唱响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庚子救援中，陆树藩虽竭力而为，历尽艰辛，业绩令人瞩目，但仍不免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陆树藩：中国救济善会缔造者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出生于浙江湖州。其父陆心源，曾任广东高廉道、福建盐法道[1](P375)，因谤罢官。陆心源“薄于富贵而厚于书”，酷爱收藏，是清末著名四大藏书家之一。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陆树藩对书画、版本目录学，多有心得。 关于陆树藩生平，史书记载不多。陆树藩玄外孙徐桢基《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2007年增刊)一文中有简要记述：“树藩是我的曾外祖父，字纯伯，号毅轩，生于1868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他实际上是陆心源第三子，因其上二兄夭折而遂为长子。其母邓氏，是广东人。1875年，陆心源隐退故里后，他一直随侍在侧，并在父亲及馆师指点下学习。1885年，他与同乡道光甲辰榜眼周学濬的孙女周氏完婚，周氏因祖父幼时喜爱而没有缠足，故而在湖州有半身美女的外号。树藩成婚前后入县学。1888年，因陆心源捐家藏宋元版及秘抄本给国子监，朝廷下旨嘉奖，特赏树藩与树屏国子监学正衔。次年，树藩先到江阴求学，后参加乡试，中恩科举人。因家境优越，见多识广，他与教会洋人颇有接触，对一些时髦事反应极快，如摄影、骑洋车(即自行车)、收集洋玩意儿。但又在其父严格监督下，对经史之学亦不敢放松，与其弟树屏共同参与刊印其父著作的校订工作，并熟悉收藏之业。”这一时期的陆树藩远离官场，究心学业。直至1892年，他才踏上仕途。 1891年，陆心源得旨升复原官，交吏部引见。翌年，陆树藩即随父去京候聘。抵京后，在陆心源一些故旧好友提携下，陆树藩得加侍读衔，赏戴蓝翎。不久，陆心源南旋，陆树藩留京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会典馆校对官。 1894年，陆树藩丁父忧回籍守制，期间常去上海、苏州探亲访友，料理在沪企业。1897年回京，任户部郎中、山西司行走。“时正值光绪新政前后，而户部尚书为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陆树藩因年轻，思想较开明，对新政较易吸收，但因光绪年代一些旧官为其父之上司及好友(如李鸿章、孙毓汶、陆润庠、瞿鸿禨……等)，因而受老一辈的影响，不敢于锋芒毕露。”在陆树藩看来，“改革新政难于成就，因而于戊戌年请假回乡，欲不求仕途。其后即返沪利用当时在沪祖传家业，进行建屋与经商”[2]，同时投身公益事业，其中发起创办湖州中西学堂就是一例。1898年7月26日《申报》刊登了他和弟弟在“天贶日”(阴历六月六日)草拟的《募助湖州中西学堂启》：“本年叠奉谕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各省府厅州县一律开办中学、小学以广造就。伏念浙西为人文渊薮，吴兴乃富有名邦，亟应实力振兴，遍开风气，广设学校培养成材。况值此天步艰难，民心浮动，多财适足以贾祸，毁家即所以保身。今树藩等敬遵先荣禄公遗命，将守先阁所藏中西书籍全数归公，捐入学堂，并再措捐巨款，备器建堂。惟延聘教习，供给学生，常年需费，独力难支，不得不广为募助。想诸君子情关桑梓，自必药子成全，慷慨输将，多多益善。倘他日教化有成，人才蔚起，不独乡里增光，兼为朝廷生色。此树藩等所私心祷祝者耳。”[3]不难看出，陆树藩虽在沪经商，但心系桑梓，为湖州教育事业奔走呼号。 在沪期间，陆树藩“暇时与友交游，并在沪娶妾徐氏(发妻周氏仍携子女在湖州)。孰知休闲不长，仅仅二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庚子之难发生。陆树藩出于义气，在沪筹组京津救济善会”，从而使陆树藩的人生“起了一个大的转折，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生活”[2]。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因该年为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之变”(亦称“庚子国变”、“庚子国难”)。是年6月，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八国，组成侵华联军，以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为统帅(后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接替)，自大沽口登陆后，大举侵犯京津地区，7月14日攻陷天津后，挥师北上，进逼京师。义和团和清军虽然浴血奋战，但无力阻挡八国联军的进攻，8月12日，八国联军占领京师门户通州，清王朝岌岌可危。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出逃。16日，京城沦陷。 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面对如此浩劫，江浙一带的绅商发起救援行动，其中陆树藩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成为救援的主导力量。 关于中国救济善会的发轫，朱浒认为：“这个动议可能是由杭州鼎记钱庄执事潘赤文提出的，因为根据陆树藩的说法，他是得知潘赤文‘大发善愿，拟救济北京被难官商，先垫巨款’后，才产生创设救济会念头的。而且，潘赤文后来也成为救济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4](P464)这里所说的潘赤文，即潘炳南，原名世虔，字赤文，浙江上虞人。他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人称“潘善人”[5]。潘炳南的确参与了中国救济善会的发起。据《虎跑佛祖藏殿志》卷三“灵应”所载“创办京津德州救济会鸾谕”称：“光绪庚子春，佛谕以秋间有非常变端，着觉道子预筹善举。当与潘觉虔谋，因王事多坚，恐滋物议，碍难举行。夏秋之交。拳匪肇祸，各国联军借势陷京师，两宫蒙尘西狩，畿辅糜烂，民鲜孑遗。虔、道二君，回忆佛示，发起京津救济善会，往拯被难灾黎，掩埋遗骸。以轮舶救回南人，存活数万生命，名振中外。”①引文中的“虔、道二君”，即指潘炳南(玄名觉虔)、丁晓舫(玄名觉道，杭城绸缎商人，即引文中的觉道子)。因此，有学者认为：“救济善会的发起者是潘炳南和丁晓舫这两位寓居杭城的浙商，而丁晓舫才是真正的最初动议者，潘炳南以浙江候补道身份，担当起了上书浙江布政使恽祖翼的任务。”[6]这也意味着发起者并非陆树藩独自一人，还有潘炳南、丁绍芬(字晓舫，一作晓芳)、恽祖翼等，但陆树藩无疑是中国救济善会的“灵魂”人物，他为此负债累累，轰动一时的“皕宋楼事件”，基因于此。 陆树藩走上慈善之路，与其父陆心源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陆心源是著名文人学士和大藏书家，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常捐款捐物赈济各地灾荒。造福故里的善举颇多，“积谷、育婴、造桥诸事，无不任之”[7](P95)，曾出资兴建升山桥，修复安定、爱山书院和仁济善堂，举办义学，等等②，颇得乡里称誉。受其父公益善举的熏陶，陆树藩深受教益，自小就“乐善好施，爱国爱民”[8](P1)，因而“平日见亲故人之匮乏者，莫不竭力扶持”[9]。“庚子国难”发生后，陆树藩自然不会置身世外。在他的奔走呼吁下，中国救济善会得以创立。如他与友人信中所说：“弟于庚子秋间，念时艰之迫切，悯民生之涂炭，创兴救济善会。”[9] 1900年9月9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启》称，为救助北方难民，“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中国救济善会简称“救济善会”、“救济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而此时距帝都陷落已20余日，距天津陷落近两个月。 中国救济善会的成立，对陆树藩而言，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寻求支持；二是如何运作。而恰恰在这两大问题上，颇费周折。 陆树藩自身有一定经济实力，潘炳南也热情高涨地表示“先垫巨款”，救援经费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关键在于如何得到上海慈善界的支持，毕竟陆树藩资历浅，相对慈善大家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等来说，他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不足以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救援行动，因而特别渴望得到慈善界领袖人物严信厚的臂助。为此，陆树藩曾专程拜会严信厚等，但遭到“婉辞谢绝”[10](第4卷，《致余晋珊观察附启》)。无奈，陆树藩只好向李鸿章求助。 原来，清政府为了与八国联军议和，下诏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以和谈“全权大臣”。1900年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直至10月5日离沪北上。期间，陆树藩多次拜访，提出组建中国救济善会的构想。“由于李(鸿章)是陆(树藩)之父的上司，以前在京为官时亦受李之指点”[2]，陆树藩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10](第3卷，《禀李中堂》)。这使陆树藩深受鼓舞。 然而，救济善会如何运作，却成为困扰陆树藩的一大难题。毕竟在战争状态下开展人道救援，非同一般性自然灾害的救助，更何况八国组成的联军对华作战，没有交战方的认可、保护，贸然前往，不啻为自投罗网。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单纯的善会善堂已无济于事，也不可能得到八国联军的承认。 在战争状态下，只有红十字会才能得到交战双方认可而出入战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红十字理念在上海的传播，给予陆树藩以灵感。因此，他设想能够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来执行救援使命。他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函中曾谓：“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10](第4卷，《复陆春江方伯》)可以想见，陆树藩原本拟组建红十字会，之所以创设中国救济善会而非红十字会，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事起仓猝，一时间也很难组建起来，更谈不上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那么，如何“植入”红十字“元素”，使救援行动能够顺利开展，在陆树藩看来，只有“变通”将传统的善会组织赋予红十字的新内涵，才具有可行性。 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的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后已经大不相同。《救济善会启》称，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11]，正是对“旧瓶”装“新酒”或“移花接木”的诠释。 有学者认为，陆树藩组织中国救济善会，意在救助旅居北方的南方人，是“东南意识”的表达[12]，这一观点，当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国救济善会创办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既然“植入”红十字，就必须遵照红十字会的规则行事。红十字会是中立性国际组织，不允许抱有种族、宗教、政治偏见，救助无分敌我、国别，一视同仁，这一点，陆树藩有理智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救济善会宣称“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了。毫无疑问，这是对“东南意识”的超越，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 遵照红十字会规则行事，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八国联军的认可。为此，陆树藩就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事特咨上海道台余联沅(字晋珊)，“伏乞迅赐照会德总领事，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治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10](第2卷，《咨上海道余》)。余联沅不负所望，照会驻沪各国总领事，“请烦查照俯如所请办理”[13]。经交涉，“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11]，希望救济善会本着红十字精神，“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办法，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14]。至此，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中国救济善会，登上“庚子救援”前台。 二、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 中国救济善会自成立后，不断在《申报》等新闻媒体刊发《救济善会启》，募集捐款，号召各界爱心人士“好行其德，慷慨解囊，伏乞惠赐”[11]，并公布代收捐款处所：上海北京路庆顺里救济善会公所、申报馆协振所，杭州清和坊巷鼎记钱庄，苏州东大街同元钱庄、中市仁和钱庄，广东源丰润票号，宁波北江下富康钱庄，绍兴保昌钱庄，杭州庆福绸庄等③。所收善款，及时登报征信。鉴于北方很快秋尽冬至，中国救济善会亦发布《劝募寒衣启》，号召爱心人士伸出援手[15]。中国救济善会的呼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一时解囊助款者，颇为踊跃”[16]。款物源源而来，为北上救援打下基础。 万事已经俱备，但在陆树藩看来，“事不躬亲，难期实践”[17](P1)，遂决定亲自北上。10月15日，“慷慨启行”。是日中午，陆树藩偕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以及著名外交官陈季同(字敬如)、思想家严复(字又陵)、德文翻译洪中(字肇生)并司事、家丁、小工等共计82人，登上招商局“爱仁”号轮，开出吴淞口停泊。16日，陆树藩同贝尔榜、喜士、陈季同一起登上德船“汉那威”号，受到礼遇，也感受到“红十字”的影响力。陆树藩在日记中记述道：“至德公司船名汉那威，船上有兵官四十二人，兵士一千五百人。各兵官下梯握手相迎，兵皆擎枪鹄立。延至官厅，酌酒相敬，极言外国设立红十字会之有益，并出纸索书姓氏以为日后纪念。由敬如通语至两句(点)钟之久。辞出，各兵官复送下梯，握手珍重而别。下午四句(点)钟，爱仁轮船展轮出口，兵船升旗发号致敬。”[17](P1)这艘被称为“救命船”的“爱仁”号，还有随行的“德生”号轮，装载“米三千三百石，面二千一百三十二包，饼干五千二百廿磅袋，寒衣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件，棺木大小五千余具，药料数百箱”[10](第1卷，《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扬帆北上，开始人道主义之旅。 10月19日，“爱仁”号轮船抵达天津大沽口下碇。“当爱仁泊塘沽时，各国巡舰绕船巡视，均不上船。凡系红十字会中人，别国兵轮船均升炮并悬中国龙旗相敬，此不可多得之事也”[48]。显然，“红十字”具有“保驾护航”的功能。 陆树藩和“爱仁”轮船的到来，给濒临绝境的难民带来曙光。据称：“天津被难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纷来求渡。”[17](P3)10月27日，救济善会在天津火神庙设局办公，同时发布《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的通告，声明“爱仁轮船专供本总局来往津沪救济之用”，“准士商纷纷来局报名登轮，刻期起程南返”。为规范救助行动，救济善会制定《章程》八条，包括“各官商登轮后望即到本善会轮船账房报名注册备查”；“船中人数众多，必须男女分居，以示区别”；“水脚饭食均由本局供应，不取分文”；“到沪后路远不能即归者，可向本善会轮船账房声明，发给凭条，送往名利、长春两栈房暂住”，等等[10](第1卷，《塘沽轮次告知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红十字的人道关怀和对人格的尊重。 11月2日，“爱仁”号轮船载着270余位难民返沪，这是中国救济善会救助的首批难民。“回申被难之人欢声雷动，津地均以救命船呼之，北方绅商士民见此义举，无不交口称羡，以为东南人有此善心，所以得免浩劫。”[19]11月13日，“安平”号轮船开往上海，“载回北省被难官民三百四十余人”[20]。 救助行动在天津当地绅商的协助下有序推进。一方面，继续安置救助南旋难民，“京都南旋官绅商民现已陆续到津，即蒙盛京卿派公平、安平、爱仁、泰顺四轮赴津分配送沪，所有寓津官商亦即附搭四轮同来”[21]；另一方面，掩埋、平粜陆续展开。11月3日，在天津南门城内丁公祠后设掩埋局。5日。陆树藩与当地士绅商定平粜办法，拟设平粜局7处，议定白米每包4.5元，籼米每包3.5元，“每人粜米以一斗为度”[17](P7)。此外，设立施医舍材局，为贫病者施医送药，为家道贫寒无力棺殓者提供帮助[10](第1卷，《天津设立施医舍材局启》)。 11月8日，谢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办理救济事宜[22]，设立保定救济善会分局[10](第1卷，《保定救济善会分局章程》)。沧州一带“亦派人分投前往举办”[23]。而京师被难士商，也为陆树藩所牵肠挂肚。11日，陆树藩踏上京师之旅，期间历经波折，直到19日才行抵通州。作为京师门户，通州“仓米抢掠一空，城内房屋都被焚毁，较之天津遭祸更烈”[17](P15)。20日，与李友之、杨彝卿商议京中被难官商赴津事宜，据称有2000余人之多。陆树藩旋即由石道进京，“沿途房屋虽未尽毁，室空人杳，甚觉凄凉”，而京城更是一片狼藉，“城内地安门及西四牌楼一带，均成焦土。前门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门内东交民巷，无不被焚”[17](P15)。这使曾经的京官陆树藩悲痛不已。 11月21日，陆树藩到贤良寺谒见李鸿章，“蒙奖在津所办各事甚妥，并勖以勉力行善”[17](P15)。陆树藩不负所望，经多方斡旋，美国方面允派兵保护被难官商出京。30日，陆树藩至贤良寺向李鸿章辞行，“蒙以办事能干，颇有胆识奖许，并由济急会拨助银二千两，电谕上海招商局再拨两轮来津候用”[17](P19)。 12月1日，陆树藩护卫被救“官商眷口等车三百数十辆”离开京师，一路风餐露宿，艰苦备尝[24]。4日，抵达天津。 鉴于寒冬来临，洋面冰封，陆树藩海路输送官商难民行动计划暂停，“所有避居附近州县赶来不及者，仍租公所三处以备留住，俟开河后再运回沪，并恳德法统兵官给照保护，以臻周密”。同时，陆树藩“酌留数人在津办理、平粜、施衣等事”后，乃于12月10日乘“协和”号轮回申，“俟明春再行北上”[25]。北上救援，至此告一段落。 三、功勋卓著与难以言表的遗憾 为庚子救援，陆树藩发起组建中国救济善会，在翌年春赈以及善后中仍发挥了一定作用，直到1902年初，仍可以看到《申报》有这样的报道：“救济善会陆君纯伯备就棉衣运赴京津施赈，计共八十包，禀请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袁海观观察照会洋关税务司，免于征税。观察准之。”[26]这应该是中国救济善会运往北方的最后一批物资。但庚子救援无疑是救济善会史上最值得称道的经历，功绩卓著。陆树藩在《救济日记》中谓： 是役也，共援出被难官民三千五百八十三人，运回旅(灵)柩一百三十六具，拾埋碎骨七十六箱，又装大包三十七包，检全男骨六十一箱，女骨五十五箱，安埋碎棺四十八具，医药惜字等项另有细单。兹将历次人数开列于后：爱仁轮船于九月十三日出口，载难民一百七十一名；安平轮船二十一日出口，载一百五十一人；公平轮船二十七日出口，载二百十五人；协和轮船二十九日出口，载一百七十一人；泰顺轮船十月初二日出口，载七百六十人；爱仁轮船第二次于初八日出口，载二百十人；安平轮船第二次于初九日出口，载七百十五人；新裕轮船十二日出口，载四百九十六人；普济轮船十四日出口，载三百二十八人；泰顺轮船第二次于十六日出口，载一百四十四人；协和轮船第二次于十九日出口，载二百二十二人[17](P15-16)。 这个统计是陆树藩离津回沪时的记载，详细具体，却不完整。加上随时“附搭便船回南”者，总数当有“五千余人”[12](P188)。这与陆树藩“核计前后报名南渡者约有五千余人，封河前当可赶运完结”的说法是相吻合的[27]。 事实上，陆树藩一回到上海，便立即纠正了此前的统计。他在1900年12月22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中正式声明：“树藩创办善会，不避艰险，与各友乘轮船赴津设局，拯救被难官商。先后载归已有五千余人之多，并运回各省灵柩一百三十六具，请登各报为海内诸大善长所共见共闻。” 显然“五千余人”之说是可信的。至于“余”出多少人，实无法精确统计。再加上1901年春“新丰”、“丰顺”号轮船载回之难民，总数当在6000人左右。 除此之外，陆树藩在天津开办医药局、惜字局亦有建树，“医药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治男妇内外科三百八十八名口。惜字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收字纸废书三千五百斤”[28]。而京津平粜善举，受益人群更是难以数计。 对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卓著功绩，时人交口称赞④，“似此济众博施，好行其德”，堪称“诚晚近所罕逢者也”[29]。 中国救济善会之所以取得如此业绩，固然与李鸿章的鼎力支持、陆树藩和救济善会同人艰苦努力分不开，而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毫无疑问，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援保障。从《申报》公布的捐助者名单来看，“囊助款者，颇为踊跃”[30]，并涌现出众多感人事例。 例如，前上海道台蔡钧(字和甫)，“因救济会第一批派轮北上，特变产捐洋六千元交入会中，为同官之倡”。为资助救济善会的北上救援行动，变卖家产，难能可贵，“古人毁家纾难，无以过此”[16]。 又如，“有某善士踵门请见，并交经募洋一千五百元，(丁)绍芬迎入接谈，知胡姓，籍隶湖北，询其沪上寓处，笑而不言，盖隐德君子也”。募捐巨款而不留名，令人感慨，“第咫尺龙门，无从答谒，殊深惆怅，惟有代北省灾黎焚香遥谢而已”[31]。类似的“无名氏”，在捐款捐物者名录中，不胜枚举。 再如，中国救济善会“昨接蒋云洲大善士来函，略谓京津被难官商，锋镝余生，难免疾病相侵。他日慈航旋沪，弟愿照名利、长春两栈不取房赀之例，请将病人送至南画锦里义生钱庄敝寓，自当力为医治，不受分文”[32]。愿为南旋难民提供免费服务，温暖人心。 “仁浆义粟，点滴恩波”，汇聚成仁爱的江河，为身陷困境的难民送来曙光，使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同时也为救援行动的遂行提供了后援保障⑤。 “北方构乱，变起仓皇”。陆树藩“念京师为人文渊薮，一旦兵戈所指，玉石俱焚，势必英俊亡沦，典章散失。焦思终夜，莫晨一筹，是以邀集同志，创办救济善会，劝募巨资，舌敝唇焦，不遗余力”[33]。正因为如此，救援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而陆树藩“此次慷慨北行，力任艰巨，远离老母，舍己从人”[34]，更是可歌可颂，不仅赢得社会各界的盛赞，而且得到朝廷褒奖。1902年1月18日，上谕：“三品衔直(直隶)试用道陆树藩着赏加二品衔，并交军机处存记，钦此。”[35] 不过，综观整个救援行动，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并给陆树藩带来终生遗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外部环境而言，陆树藩和其中国救济善会受到济急善会的排挤。 如上所述，作为上海慈善界的“无名之辈”，陆树藩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之时，特别渴望得到严信厚等慈善界大佬的支持，但陆树藩的求助遭到拒绝，乃寻求李鸿章的臂助，幸运的是，李鸿章鼎力支持，中国救济善会始孕育而生。尽管如此，“诸公颇多蜚语”[10](第4卷，《致余晋珊观察附启》、《复陆春江方伯》)，使陆树藩欣喜之余，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陆树藩“自顾德薄力微，恐难担此巨任，不得已乞合肥相国劝谕诸公，略为接济”[10](第4卷，《致余晋珊观察附启》)。而“诸公”则以“上海银根奇紧，商货滞销，艰窘万分，颇难筹集巨资”[36]，陈述种种困难的同时，通过李鸿章向其施压，要求“迅饬陆树藩等克日派人带款先行往办，不得任意延缓，负厥初心”，甚至提出：“如因一时无人可延，卑府则敬情愿约友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李鸿章遂“饬陆郎中等遵照，先将倡集捐款二万两，速派妥实可靠人员前赴津沽一带，竭力援救，切勿徒托空言”[10](第3卷，《八月十七日奉李中堂札》)。面对“诸公”咄咄逼人的挑战，陆树藩只好向李鸿章表示：“一俟护照领到后，司官当约同司事人等迅速往办，有一分力尽一分心，做一分事。此次往北各友均出自愿，谅不至假手他人，有不实不尽情弊。司官等因时局一变至此，富贵浮云，人生幻梦，不如实力行善，为子孙留一余地，决不敢徒托空言，改厥初心，有负中堂保卫官商成全善举之美意。”[10](第3卷，《禀复李中堂》)由此亦不难想见，无论陆树藩愿意与否，都得亲自北上，别无选择。 尽管陆树藩不被“诸公”信任乃至排挤，但他仍幻想通过李鸿章“札饬候选道严信厚等分投劝助，陆续接济”[10](第3卷，《禀复李中堂》)。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救济善会成立八天后，“诸公”非但没有为救济善会筹款，反而另起炉灶，发起成立济急善局。 济急善局，后称“东南济急善会”，简称“济急会”、“济急局”，1900年9月17日由严信厚“诸公”发起成立。济急善会的成立，毫疑问，增强了救援力量，值得肯定，自然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的支持。但“诸公”之所以另立山头，显然也是出于对中国救济善会的极度不信任。对中国救济善会而言，也是一种打压，毕竟慈善“蛋糕”就那么大，此消彼长。事已至此，陆树藩于无奈之下只得希望能够联手“合办”。他在给上海道台余联沅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苦衷和设想：“侄处创办之初，曾向济急局诸公商议，均不以为然，婉辞谢绝，种种情形，早邀洞鉴。彼此同一善举，本可不分畛域，奈侄所办救济事宜，与洋人交涉，且开办以来，已与洋人立有往来案件，目前更改，窒碍甚多，倘或事废半途，必见笑于外人，亦何以对天下？筱舫观察诸公能鉴愚忱，与侄合办，实所欣愿，务恳将此意转告少耕观察，并求见原勿罪，无任企感。”[10](第4卷，《复余晋珊观察》) 但济急善局一经成立，便发布《分头办理》的启事[37]，致使“合办”之议化为泡影。 已既成事实，陆树藩不得不面对。按照《分头办理》约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陆树藩也透露，经双方商议：“彼此共办善举，自应不分畛域，由丁君晓芳与施君子英议定，所有清江浦至德州等处归严君筹办，京津一带归树藩等筹办，庶几事有专责，款不虚靡。”[10](第4卷，《复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绅董》)但这个“君子协定”很快便被打破。救济善会在京设局由刘鹗主持救济事宜，而济急善局也在贤良寺开办济急分局，由杨文骏主持。随后，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联名发表《济急会声明》，强调：“东南诸同志所设救济会及济急会，分济京津被难官商。其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由于两会名称相近，极易混淆，因此“声明”也提醒公众辨别，“现蒙四方善长邮寄信件及捐款银两，往往互相错递，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转折，伏乞公鉴”[38]。凭借“诸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收捐款后来居上，遥遥领先，远远超出救济善会，救援行动结束之时，济急会用银多达50余万两，而救济会不到20万两[39]。不难想象，陆树藩有多么尴尬与无奈。 救济善会侧重海路，济急善局偏重陆路，虽然“各自为战”，但难免会有所交叉。例如，德州原为济急善局办赈之地，但“办理之法不甚妥洽，且有晏振卿观察之公子领去济款，徒供滥费，以致山东人士啧有烦言”，大批落难官商难民，转而前往天津向救济善会求助，这使陆树藩压力巨大而又无法置身事外，因此致函救济善会总局同人，希望能与济急善局商量：“可否转恳严筱舫诸公将解汇德州之款拨助津局，德州、济南一带被难官商亦由津局设法，一律援救。彼此同为善举，岂可揭人之短，形己之长？无如避难东省之人纷纷来此，均系眷属，羁留求救甚迫，至令树藩左右为难。言之，似有意相攻；不言，则此心安忍？只求有济时艰，曷敢稍分畛域？恐于大局有碍，不得不冒昧上陈。知我谅我，惟诸公鉴之。”[10](第4卷，《致上海本会诸同人》)如此矛盾、彷徨与无奈，跃然纸上。又如，在京师，陆树藩“由京护送南省被难官商三百余人到津”，历经千辛万苦，如上所述。而“此项人士均系济急会所不及护送出京者”[27]。虽然“代劳”，但费用却由救济善会承担，陆树藩有难言之隐，当不难理解了。 不能否认，两会亦有合作之举，如救济善会海路运送回沪的难民，济急善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照顾。1900年10月25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丁绍芬等与济急善会庞元济、施则敬联名的启事，“启者：顷接招商局郑陶斋观察函开，敝局袁仲蔚、唐韶笙两君，已与长发、泰安、名利、长春、全安、晋升、鼎升、天保各客栈主商定，将来北省被难绅商来沪投栈，不计房钱，只收饭金，每口每日钱一百二十文。即凭济急善会凭条住宿，五天为限等因。祗遵之余，仰见陶斋观察暨各宝栈主，顾全乡谊，宏济时艰，曷深感荷，谨请登报奉扬仁风。”[40]说明在难民安置方面，两会相互配合，难能可贵。但从整个救援过程来说，“竞争”局面始终存在，使中国救济善会常陷入被动无助的局面。 其二，从内部管理方面来说，中国救济善会本身也存在一定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筹集与使用方面，更是问题多多，终致陆树藩负债累累，深陷泥潭。对此，陆树藩长房玄外孙徐祯基作了探究，认为“在筹集救济善会时，陆树藩未了解北方的真实需求及募捐的实际可能，因而在开始时多次作了过分的允诺，如：外军对中国官商军民救护费用如数由善会缴还；去津时对所有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陆捐及不取善会分文；以及在捐款时采取各地方及绅士先垫银方式并以募款扣还而导致最后欠垫银众多。到1902年后，京津救济善会前后全部账目公开，由于捐款不足支出，加之他人先垫之银因各地募款不足须由救济善会总会归还，时救济善会基本上已自动解散，所欠之款须由董事长陆树藩归还。想不到做了一场好事却使他负债累累。到1903年陆树藩欠他人之款已达十数万两银，只好出售家中部分古董，但仍不足垫此数”，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出售日本静嘉堂文库[41]。“皕宋楼事件”使他成为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42]，所付出的代价之沉重，难以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皕宋楼事件”更凸显陆树藩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极为可贵，尽管留下无可挽回的损失[43]。 注释： ①转引自刘正平《虎跑藏殿湖隐佛祖报本团与清末民初江南绅商的慈善救济——兼论〈虎跑佛祖藏殿志〉的性质》(《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②参见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③《代收救济北省被难士商捐款处》(1900年9月12日《申报》)，落款为“陆纯伯、樊介轩、席子佩、胡二梅、杨允之、胡仲巽，寿康庄屠云峰，中国银行陈笙郊，崇余庄袁联清，裕庄谢纶辉，源丰润王眉伯，广东源丰润王晋叔、苏葆生、丁小舫，苏州仁和庄倪锡畴，同元庄陈瀚如，延元庄卢少棠，杭州保泰庄丁信之，宁波富康庄彭集龄，绍兴保昌庄高云卿，煤炭公司陈乐庭，杭州鼎记庄潘赤文，镇江申义善源票号焦乐山，浙绍绍厚孚钱庄许笑云同启”，说明这些人同为中国救济善会合伙人。 ④参见《廖尚书代募救济善会顺直春振公启》，1901年2月28日、3月1-3日《申报》。 ⑤参见《廖尚书代募救济善会顺直春振公启》，1901年2月28日、3月1-3日《申报》。 参考文献： [1]陈旭麓，等.中国近代史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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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救济善会杂记[N].申报，1900-10-11. [31]惠泽宏敷[N].申报，1900-10-11. [32]救济善会杂记[N].申报，1900-10-15. [33]北方救济并归顺直春振启[N].申报，1901-03-22. [34]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N].申报，1900-10-27. [35]本馆接奉电音[N].申报，1902-01-20. [36]照录李傅相札文[N].申报，1900-09-21. [37]分头办理[N].申报，1900-09-22. [38]济急会声明[M].申报，1900-12-07. [39]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J].清史研究，2004(2). [40]逆旅施仁[N].申报，1900-10-25. [41]徐桢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奏：上海京津救济善会[A].池子华，等.红十字运动研究(2016年卷)[C].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42]来新夏.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J].中国文化，200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