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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海洋政策研究中，禁海与开海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海禁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海疆经略的主线，闭关自守也通常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代名词。然而，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海洋政策一直在时禁时开、时张时弛之间往复。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走私行为和海盗活动，禁海派认为，应该重拾祖宗成宪，将海禁条例法律化，严禁对外交通，加强沿海军事布防，以抵御倭寇、海盗。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主张厉行海禁的官僚得到了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坚决认为“祸起于市舶”，奏请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也把倭患归因于番舶贸易，反对重开市舶。郑晓、林富等人则指出，应当罢黜的是市舶太监而非市舶司，重开市舶与外通商，有助国利民之益。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一些沿海地方官的认同，但未被明廷采纳。 总体上看，嘉靖前期的开海主张一直被禁海呼声压制。直到嘉靖三十一年发生大倭患，时人对海洋局势的认识才逐渐清晰，开海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唐枢、谭纶等为代表的开海派认识到，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寇与商本为同源，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港互市实为消除倭患的根本途径。他们还指出，开海具有弭盗、安民、固防、增税等好处。林希元曾言：“佛郎机（指葡萄牙）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禁海派官员则认为，开海实为贪念一时之利，一旦开市，无禁无阻，有违祖宗成宪，若夷人乘机滋事，滋扰地方，则难以收拾。 总体来看，持禁海主张的人试图以封锁海洋、禁民出海换取海疆安全，严重低估了海洋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开海派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却能够以理性和开明的态度看待中外民间贸易，认识到开海通商势在必行。 隆庆开海否定海禁政策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开海呼声，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至此，民间出海贸易合法化。除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对于隆庆开海的意义，部分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张彬村认为，“隆庆开港，一方面使人民的海贸活动合法化而不再铤而走险，一方面又藉此向海贸商人抽税以提供地方政府和海防人员的开支。海禁令的解除当然也使明廷得以缩编海防部队”。樊树志、范金民等人也认为，开海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以东南海商为主体的亚洲海域华人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加之白银的大量输入，有效推动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易，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最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 综合两派观点来看，双方只是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明代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明初以降一直延续的海禁政策，隆庆开海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全球史视角来看，局部的、有限的开放并不足以使明朝抓住海洋发展的良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