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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鬲绝羌胡”与“通货羌胡”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并保障其畅通。然而河西行政又有断绝匈奴人与羌人联系的作用。这后一主题，当时称作“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同时说到两个方面的意义：“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有大致同样的记载，而“鬲绝”写作“隔绝”。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或写作“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是汉王朝河西经营的重要目的。《盐铁论·西域》指出，这一战略的设定由于匈奴曾经占有控制西域的优势，“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汉武帝于是“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后汉书》卷87《西羌传》的表述与《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及《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即：“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交通条件的开创与阻断，即“通道”与“隔绝”，是河西交通史的两面。 “隔绝羌胡”是军事策略。而河西经营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有“通货羌胡”的表现。 《后汉书》卷31《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东汉初，天下安定，“河西守令咸被征召”，据说“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孔奋调任，一时“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由此可知“羌胡”受益于河西市场，同时亦促进河西市场繁荣的情形。 河西地方经济形势的优越，与丝绸之路贸易的活跃有关。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 三、“南羌”与河西民族交往的复杂情势 无论是《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谓“鬲绝南羌、匈奴”，还是《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所谓“隔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汉王朝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书》卷28《地理志》中出现多例。可知“南羌”体现了当时比较确定的民族、地理知识。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末依然使用的情形，见于《三国志》卷18《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 与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的论点（《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汉代历史文化研究获得的信息看，“南羌”作为在河西地方以南曾经相当活跃的民族力量，对于与丝绸之路史有关的民族交往的实现，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西端形成某种对应关系的今西藏阿里地区，出土汉代“宜侯王”文字织锦及其他文物。有的学者以为“高原丝路”的文化沟通效应，由此得到证明。这一历史进步，或许与“南羌”的活动有关。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简文。从河西军事据点出发南下“之蜀”的这一规模颇可观的运输活动，是要经过羌人控制的地区即所谓“南羌”地方的。许多迹象表明，追溯巴蜀地方与河西地方的早期联系，羌人的活动有交通开发的意义。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东端形成对应关系的汉金城郡以南以及东南方向与蜀地联系，也有交通道路实现四川平原与河西地方经济往来的条件准备。我们借助汉简资料讨论过“广汉八稯布”进入河西经济生活中织品市场的情形。考察蜀地纺织品运达河西的路径，不能忽略羌人活动区域的交通条件与民族关系。现在看来，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更持久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