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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显著的作用。20世纪初，这一群体就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一系列反映青年问题的讨论见诸报端。然则公共媒体的讨论并不等同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青年研究发端于何时，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20世纪90年代，闵光汉提出，“如果从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成立算起，青年研究已有了10年时间”。（闵光汉：《九十年代青年研究展望》，黄志坚等主编：《探索与发展：全国第五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黄志坚不赞同这一看法，他认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在我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黄志坚主编：《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目前，学界基本上采用黄志坚的观点。笔者则认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青年研究应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梳理20世纪早期青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青年期概念的引入、多学科参与以及青年问题调查三个方面，重新探讨科学意义上中国青年研究的发端。 “青年期”概念的引入 传统中国社会有“青年”一词，但无“青年期”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外青年理论译介到中国，“青年期”概念才逐渐清晰化。“青年期”作为人生独立的生命阶段，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并成为研究青年问题的理论依据。 青年期的发现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产物。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将进化论和复演论引入心理学领域，认为个体成长重演了人类进化过程。其中，青年期属于个体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意味着新生，可以发展出更高级、更复杂的人类特质。霍尔学说传入中国前，青年期作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年龄阶段，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甚至隶属于儿童学研究范畴。例如，周维城1914年编写的《儿童心理学》，第六卷介绍的就是青年期。 1922年，《学生杂志》主编杨贤江综合霍尔的核心观点，发表《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描述了青年期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并解释了青年期被称为人生第二危险期的原因。1925年，杨贤江撰文《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再次使用了霍尔的青年期年龄界定，即从12岁或14岁到身体完全成熟的阶段。1929年，杨贤江以“李浩吾”为笔名，翻译出版霍尔的著作《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Youth：Its Education，Regimen and Hygiene）。 这一时期，除了霍尔“青年期”理论外，国外青年研究的重要著作也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如汤子庸译屈雷西《青年期心理学》（1924），徐金泉译霍林沃斯《青年心理》（1932），丁祖荫、丁瓒译布鲁克斯《青年期心理学》（1937），朱智贤译野上俊夫《青年心理与教育》（1940）。这些国外青年研究著作的译介，促进了中国青年研究的早期实践。 青年研究的本土化 从学术成果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研究在引介“青年期”理论的同时，也对国外学说进行了批判分析，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渐次出版。 1924年，赵廷为在《民铎杂志》发表《青年期的研究》，该文在介绍国外研究状况时多处引用霍尔“青年期”理论。同年，廖世承在《中学教育》中提及性欲和青年心理的关系，也使用了霍尔观点来归纳青年期特征。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 1933年，沈履编写了《青年期心理学》，围绕青年期身体发育、心智发展、感情生活等方面，探究青年期的特征和成长规律。沈履主张青年心理学研究应力求客观，尽可能摒弃主观成分。他认为，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关于青年生活的描写，只是人们的主观感想或片面观察，存在许多错误认知。他强调研究材料应以实验和定量资料为主，批判霍尔以问题调查法获取材料的方法，因为调查中回答者的成见和记忆的模糊性，最终导致结论存在偏差。沈履编写的《青年期心理学》虽然以国外学说为基础，但不乏对既有研究的批判和反思，是中国第一本从生理、心理、人格、道德等角度阐述青年期成长特性的专著，民国时期被列为中等教育课程的参考教材。 同时，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术刊物纷纷运用本学科的研究视角，关注和讨论青年问题，发表相关论文、报告和译作。 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杂志设有青年心理栏目，曾发表北师大毕业生周调阳的调查报告《中国学生两性心理之研究》《性欲问题之研究》。民国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编辑出版的《心理半年刊》，以强调心理学应用为宗旨，译介多篇关于西方青年理论方法的著作。如李钟璞译《儿童期与青年期的社会心理》（Pressy：Psychology and The New Education Chap.V），丁祖荫译《青年期和心理疾病》（节译自Mandel Sherman：Montal Hggiene and Education）以及韩进之、丁祖荫、丁瓒译《青年期的意义和重要》（Brooks：Psychology of Adolescence）。 中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杂志》较为重视青年问题的实证研究。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青年自杀和婚姻问题，该杂志刊载了余天休的演讲《青年人的自杀》、调查报告《青年人的社会心理》和甘南引的《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 《教育杂志》在1926年第18卷第1期出版青年教育专号，刊载多篇青年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文章，如《今后青年教育之方针》《青年心理与青年教育》《青年心理与教育》《青年教育与平民教育》《青年的艺术教育》《关于青年教育的几个问题》《青年的特别问题与教育的责任》《外国青年教育现状》。青年教育专号的刊行，总体上推进了教育学科范畴内的青年问题研究，是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应用和尝试。 青年问题调查与实证取向 在译介西方青年研究的同时，国内学界也展开了对中国青年的调查研究，代表作有舒新城《青年及青年所急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杨贤江《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张友仁《青年与婚姻问题》、张文昌《青年问题研究——杭市五百七十七高中学生调查表统计结果》、周先庚《学生“烦恼”与“心理卫生”》等。这些报告详细介绍了调查经过、方法、数据和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青年研究的学术水平。 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和报刊杂志进行调查。舒新城利用课堂讨论的结果拟成问卷，再分发给学生回答。杨贤江则将各地青年来信所涉及的问题，刊登在杂志上，再由作答者邮寄回来。报刊杂志调查的对象范围更为广泛，涵盖了未受过学校教育和已毕业的青年，并且被调查者自愿参与，所以采集的数据相对可靠。20世纪30年代，调查对象的分类更加细化。张文昌的调查范围只限于高中生，并且考虑到了他们年龄分布和性别比例等因素的影响。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利用了美国统计测验心理学家叟斯通（Thurstone）的情感问题调查问卷，他认为该问卷适宜大规模调查，较为快捷、有效。 研究者处理问卷较常见的方法是分类和统计。杨贤江进行的调查以舒新城的调查为基础，在青年问题的分类上有所增补，但没有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所以他的调查结果只反映了质的不同，没有体现量的差别。张文昌则更进一步，依据年龄和性别计算出每个问题的回答人数与百分比。周先庚则根据不同学校学生分组，统计出平均烦恼次数，以呈现不同学校学生的烦恼程度。这一时期的青年问题调查，从前期数据获取方式的调整到后期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有力地揭示了青年研究者在调查实践过程中的科学化取向。 综上所述，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青年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理论方法的译介，尤其是霍尔学说的引入，明晰了青年期的概念、特征和年龄范畴。青年期作为人生的特殊阶段受到多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国内研究者们以解决青年实际问题为目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摸索，最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青年研究本土化的早期实践，承载着研究者们的现实关怀。尽管他们的学术背景、研究路径各不相同，但以解决青年问题为目标，不断尝试摸索。 （本文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发展战略课题研究资助项目“青年学学科发展史研究” （517000025CZ/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