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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这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正在形成一个中西对话十分活跃的学术平台。然而,有些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很是出人意料。 例如,麦迪森估算出128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600美元之多;彭慕兰估算出1750年左右,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为3.8磅至5.0磅,而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人均消费量则高达10磅(按今之折算标准,1磅约略等于0.45千克)。 由于这类耸人听闻的数据推演,是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明清江南世界先进”等新论连在一起的,因而不能不给予一定的关注。 其实,生活比什么都真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数据的难觅以及数据的真实程度,常令学者不得不特别小心。时间越往前,问题就越大。至于像“人均收入”这样的“大概念”表达出来的经济意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民众生活的真实性,更是存疑多于笃信。 史学研究无疑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包括计量统计)的新鲜输入,但更要讲究进入历史情境。后者凭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借助于史料,以实证回归“历史现场”。而一切数据的推算、逻辑性的解释,都只能依据史料事实陈述的可靠,都应该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吻合。 容易被忽略的是,治史者在选择与解读史料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来自生活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性的观察能力,也对这一认识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治史者因生活经历的某种局限,有价值的史料会在眼皮底下悄然溜走,有些则被明显放大,失误时或有之。 明清时代,江南农民的日子过得比江北农民好,这是可以相信的。江南农民的日子过得比英国农民好,弗兰克、彭慕兰两位先生说得那样地有头有脑,外行不敢妄然置喙。然而,要说他们的日子甚是惬意,消费水平如何之高,期期以为不可。 或许是因为多了一份生活的实际体验,故而对这一时期“历史文本”中偶或出现的有限数据,常于不疑处有疑。由于数据在时间与空间上严重不连贯,更不敢触犯数理统计方法的大忌,去推算出诸如GDP之类现代式的经济数据。 就说核算农家的经济生活水平,治史者倘没有一定的乡土生活阅历,是很容易出错的。例如,计算江南农民的亩产收入,常常不区分此类数据是稻谷、白米还是糙米,更不考虑同一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甚大,以及由灾害程度带来的收入风险。在折算其产粮或织布收入时,取的又是市场销售价,而非商家收购价与季节差价。在估算其生活水平时,又忽略诸项成本费用的算入,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内法、法外税费负担。仅就上述说到的种种收支“误差”,就绝非小事一桩。 17世纪至18世纪江南农民的生活到底如何?明清江南的方志笔记中并不缺乏这类的描述。例如,纂修于1630年的《松江府志》,主修者为时任知府、湖北谷城人方岳贡。他的序文写得很特别,一反溢美乡土的格调,说松江一府“粟米、布缕、鱼盐之利,貌称东南陆海,然糊口则盈,终事则诎”。 约200年后,到1817年孙星衍主纂嘉庆《松江府志》,志文犹说:“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至于文人笔记里有关缫丝、织布农妇身无一缕丝、一寸棉的民谣,俯拾皆是。 因此,不联系明清中国的整体历史背景,丢弃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分析,一味在数据上打算盘,变成一种纯而又纯的数字演绎,这样的走向会不会变成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生活的“数字魔方”? 现代中国,从上到下都在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完全可以从一个历史的侧面为“三农”问题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应该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一个极好舞台。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便是治史者要与大众生活息息相通,多多了解农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情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