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伦敦大规模使用燃煤引起重度污染(1850－1960年)到19世纪中期，英国凭借自己丰富的工业产品与庞大的海外市场，建立起全球性的工业大帝国。而建立这一工业帝国的基石恰恰就是国内丰富的煤炭资源。然而，丰富的煤炭一方面催生了现代化工业，为英国带来无限商机与巨额财富，另一方面，煤炭的大量使用造成英国本土环境的急速恶化，反而成为帝国发展的绊脚石。 这一时期，随着英国城市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快速增加，其燃煤使用量也迅猛增加。以钢铁业为例，1840年该产业消费煤炭量为960万吨，到1913年时已上升到3340万吨。[54]1859年英国国内煤炭产量约为6600万吨，[55]其中英国国内消费煤炭约为5599万吨，平均每人消费煤炭2.114吨；到1871年英国国内消费煤炭约高达10 184万吨，平均每人消费煤炭高达3.212吨。[56]而英国家庭燃煤在1929年高达4000万吨，1960年时家庭消费煤炭量仍达3610万吨。[57]与此同时，英国燃煤质量大幅下降。1947年时，英国全国煤矿中原煤含灰尘的比例为10%，1962年已上升到30%，大小为100毫米的煤炭从1947年的31%下降到1962年的13%，而大小不超过25毫米的煤炭比例则从40%上升到67%。[58]这也造成燃煤释放的固体污染物随之大增。1953年工业和家庭释放烟量分别为110万吨、135万吨。1960年时，这一数据分别为35万吨，120万吨左右。[59]这种情况在伦敦尤其突出。 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伦敦的煤炭消费量飞速增长。1857年6月到1858年6月仅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杜伦运入伦敦的煤炭就达298万多吨，1858年6月到1859年6月又上升到约304万吨。[60]1869年进入伦敦市场的煤炭量达到622万多吨，消费量约为513万多吨，其中砖瓦、煤气、水以及总的制造业消费煤炭量约达297万吨，其他消费约为217万吨，人均消费达到1.089吨；1871年进入伦敦市场的煤炭总量达到721万多吨，其中消费量达到581万多吨，人均消费煤炭达到1.114吨。[61]1873年伦敦消费煤炭量约为610万吨，尽管1874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563万多吨。[62]大量燃煤导致伦敦城的空气质量严重下降，污染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 19世纪中后期，大量的燃煤导致伦敦煤烟的污染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格林威治布兰克希斯(Blackheath)及其附近的众多居民抱怨泰晤士河岸云集的工厂释放大量恼人的煤烟，这些工厂包括化肥厂、酒厂、沥青厂、石油厂、糖厂以及屠宰厂，居民常年遭受一种恐怖且令人窒息的气味的折磨，甚至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眠，因此，他们纷纷离开此地，留下大批闲置的房子。除此之外，在泰晤士河下游，靠近诺斯弗利特(Northfleet)的地方水泥厂云集，也招致附近居民的抱怨：无论风向来自水泥厂的哪个方向，浓郁的刺激性的气味都穿过人们的喉咙，刺激呼吸器官、让人恶心反胃，他们感到自己总是处在一种生病的状态，并且不得不长期关闭门窗。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兰贝斯教区长(Rector ofLambeth)及其他目击者指责附近制陶厂、蜡烛制造厂和屠宰场排出的有毒蒸汽摧毁了兰贝斯宫(Lambeth Palace)和其他建筑的石头，并且毁坏了附近的树木，包括大主教的花园以及泰晤士滨河路(Thames Embankment)上的树木。伦敦的烟气对房地产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厄姆弗利威尔(Umfreville)先生在水泥厂附近有一处房产，价值应该在10万英镑，受难闻气味的影响，价值折半。一位泰晤士河的游艇主人描述了来自诺斯弗利特工厂的蒸汽浓雾让他无法看清自己游艇前部的斜桁。城市路(City Road)上、尤斯顿广场(Euston Square)周围、费因斯伯里广场(Finsbury Square)，以及所有伦敦其他地方的树木都受到了来自伦敦东部煤烟的摧毁，逐渐枯死。[63]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工业生产最终造成了这一时期空前的环境污染。受这种污染损毁的不仅仅只有高楼建筑，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的身心均受到这种肮脏的空气的侵蚀。 这一时期，伦敦空气中充满大量的燃煤沉淀物。1913年的数据显示：伦敦行政县每年降落的煤烟估计高达7.6万吨，相当于每平方英里达到650吨。[64]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及其他英国城市监测到的污染颗粒沉淀物的情况，我们可通过下表看出。 1915－1916年英国大城市污染颗粒沉淀物平均值一览表(单位：吨/平方英里)
资料来源：Napier Shaw, John Switzer Owens, TheSmoke Problem of Great Citie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25, p．91. 由上表可知，1915－1916年期间，伦敦市的污染颗粒沉淀物排放量在某些方面已逼近当时的工业重城奥尔德姆，与工业化城市谢菲尔德的污染颗粒沉淀物排放量几乎相当，而与曼彻斯特相比，上表各项的排放量已大大超过曼彻斯特；当然，非工业化城市莫尔文的污染颗粒沉淀物排放量与伦敦更无法相提并论。[65] 伦敦燃煤量增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速过快。1851年，大伦敦地区有268.5万人，1901年，已上升到658.6万人，1961年达到818.3万人。[66]因此，伦敦室内煤炭使用量的增速是英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当时，煤烟减排协会(Coal SmokeAbatement Society)的主席H.A.德辅(H.A.DexVoeux)曾描述威灵顿公爵家的房子排放出的煤烟量如同一座工厂烟囱的烟排放量，实际上一些工厂并不比威灵顿公爵家的房子释放的煤烟量大。[67]当时，伦敦居民几乎每家都在使用燃煤取暖、做饭。1900年，伦敦市几乎每个家庭均有燃煤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房子里装有燃煤炉，在20世纪50年代初，25%的家庭仍然使用燃煤炉做饭。1948年的时候，伦敦98%的客厅仍然有一个敞炉，或者连带一个家用热水炉或一个烤炉。由此可见，随着伦敦人口越来越集中，煤炭质量的下降以及居民燃煤需求量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有毒气体被排放在空气中，导致伦敦城市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最能说明伦敦空气污染程度的仍然是大雾出现的频次和程度。1870年之后，伦敦大雾的年平均天数不少于50天，其中1886－1890年期间，这一数据竟高达74.2天。[68]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伦敦燃煤量的增加，大雾也一直是伦敦市民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雾出现的频次和能见度之低均令人咂舌。我们可以通过下表中关于1941－1946年间的大雾统计数据来感受。 1941年到1946年期间伦敦大雾次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W.A.L.Marshall, A Century of London Weather,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Office, 1952, p．46. 由上表可知，在1941－1946年期间，通过约1448次(其中11月、2月的观察次数分别为1440次、1352次)的观察，能见度为零的大雾在1月份发生的次数最多，为19次，10月次之为13次，12月为10次。一级能见度、二级能见度以及三级能见度大雾频繁出现的月份是在12月和1月，其次是11月、10月、3月和2月。从1941年到1946年经历了6个相同的月份，总共约有186天，从上表可以看出，几乎12月、1月、11月、10月、3月及2月几乎每天都有雾发生，特别是12月，每天几乎至少有两次以上的雾发生，11月每天接近两次雾。频繁出现能见度极低的大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当然，大量煤烟形成的浓雾给人们带来的威胁远不止上述这些。浓雾不仅波及附近环境、破坏建筑物，给人们带来不便，更有甚者，大雾成为一种灾难，导致大量人员伤病甚至死亡。 1873年一场浓雾过后，伦敦的死亡率迅速提高。12月初，伦敦发生一场大雾。大雾前的一周，伦敦死亡率为23‰，而在接下来伦敦雾盛行的一周中，死亡率上升到27‰，而当伦敦雾结束后的一周，死亡率则上升到38‰；与此同时，死于肺结核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分别为520人、764人和1112人。[69]1880年1月底2月初的大雾导致死亡人数比大雾前一周增加了692人。[70]1891年伦敦雾致患有支气管炎病人死亡的人数比前一周上升了572人。[71]这种致命的大雾在20世纪达到高峰。1948年伦敦在大雾前一周死于支气管炎的人数为73人，大雾发生周死亡人数为148人。大伦敦地区在1952年12月5日持续到12月8日的大雾及随后的两周时间内，估计有4000人死亡。在一周之内死于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人数各增加了8倍和3倍。[72]据统计数据显示，仅死于支气管炎的病人人数从121人上升到872人，死于心脏病和循环系统疾病的人数从318人上升到801人。[73]1956年大伦敦地区1月4日－1月6日的大雾导致伦敦的死亡人数为400多人，整个1956年伦敦死于支气管肺炎的人数达到5334人。[74]1962年12月3日到7日的伦敦和其他地区的大雾与1952年大雾类似，但是相比1952年大雾致人死亡4000人而言，1962年死亡人数仅增加了750人。由此可见，进入20世纪后，特别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中期，伦敦的大雾致人死亡率空前增高。究其原因，与燃煤使用量的增加和燃煤的质量密切相关。 如果说19世纪之前，伦敦环境已经存在一定污染的话，那么，进入19世纪以后，空气污染的程度则越来越严重，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正如上文所述，19世纪之前，人们将伦敦环境问题的出现归罪于手工作坊大量使用燃煤。然而，手工作坊的燃煤使用量与工厂机械化时期的燃煤使用量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1750年英国整个工业的燃煤消费量仅约为200万吨，1913年上升到1.3亿吨。[75]1949年英国工业消费煤炭量达到1.989亿吨，1959年仍高达1.924亿吨。[76]通过比较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认定，伦敦环境污染的元凶是工厂与居民家庭的大量燃煤。手工作坊时期，是工业污染的初期阶段，人们一方面质疑工业燃煤污染，另一方面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明。而19世纪中期以来的燃煤污染则是无处不在。它构成的工业浓雾从形、色、味已不同于之前出现的大雾。大雾不仅污染附近的环境、建筑，而且大雾时期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均使人惊悚。仅仅工厂燃煤并不是伦敦唯一的污染源，家庭燃煤特别是20世纪伦敦的家庭燃煤对伦敦环境污染的“贡献”亦不可忽视。 结语  煤炭的使用推动英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在很长时期内，燃煤产生的煤烟带给人们很大的困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燃煤污染的认识渐趋清晰。 大致来说，由燃煤导致的伦敦雾的发生有三个阶段。首先，伦敦早期的污染主要源于手工业作坊和居民普遍使用燃煤所致的煤烟排放。早期燃煤污染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指责，主要与英国能源发生较大的变化有关。传统的木材燃料由于需求量的激增而越来越少，英国大量的煤炭储量恰恰满足了这种转型。而新燃料释放出的气体，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对建筑物及人体健康均来了负面影响。这就使得约翰·伊维林及当时的一些环境学家对伦敦手工业燃煤释放出的煤烟深恶痛绝。当时，煤炭消费量的主体仍然是家庭燃煤。不过，回顾英国整个燃煤污染历程，截止到18世纪中期，英国煤炭年产量也就几百万吨，即使全部用于伦敦手工业作坊或居民燃煤方面，也与后来的几千万吨或上亿吨的燃煤量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燃煤对伦敦环境的污染处在初期阶段。 其次，英国现代工业起步阶段是伦敦燃煤污染的中期阶段。英国是第一个步入机械化生产的国家。而煤炭是促进这种革新的核心动力资源。当175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技术革新在短短几十年内应用到工业生产中时，煤炭真正成为资本的化身而广受人们的追捧。伦敦的情况亦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除了伦敦工厂工业燃煤量大增外，随着人口的增加，伦敦家庭煤炭消费量也大幅增加。显然，在毫无洁煤技术支撑的背景下，这样的燃煤释放出的有毒气体，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居住环境均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然而，此时，污染的帷幕才刚刚拉开。 最后，英国工业深层次发展以及城市规模快速扩大造成伦敦重度污染。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时，开始向纵深层次发展。大量的工厂竖立在泰晤士河两岸，而动力能源仍然由煤炭来充当。随着伦敦人口的持续增加及伦敦家庭燃煤量继续保持可观的比例，越来越频繁的致命性毒雾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燃煤带给人们动力与温暖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麻烦。 由此可见，“伦敦雾”并非突发性的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伦敦雾”的形成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英国工业帝国的建立史。它伴随英国近代工业化的步伐出现，是英国由传统的木材燃料转向能源型燃煤的历史性产物。在英国漫长的燃煤史中，尽管出现过各种各样治理煤烟的呼声，然而这些呼声如同浩瀚大海中泛起的小波浪，被工业资本的大潮掩盖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大雾彻底唤醒了英国民众，进而推动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治理伦敦烟雾。随后，伦敦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缓。然而，伦敦雾真正消散的原因是英国开始放弃燃煤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20世纪后期，英国关闭大量煤矿，开始采用更加洁净的石油、天然气等新型能源的结果。不得不说，英国在治理煤炭污染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个中缘由纷繁复杂，值得我们进一步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英国在治理煤烟污染方面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则对我们当前遇到的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