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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3-2017年，国内拉美史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以及拉美左派、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模式转换、土地和农业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拉关系、中拉关系、民众主义等优势研究专题上都保持着稳步推进。此外，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方面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新势头。但同时，我们在研究队伍的稳定、专题研究的深化细化、原始档案的发掘、学术质量的提高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今后，我们要重视拉美史的教学和研究；整合国内拉美史科研队伍；深入发掘一手资料，加强学术史梳理；夯实基础研究，助力现实需要。 关 键 词：拉美史研究/专题史/新文化史/跨学科 作者简介：杜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项目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和中国移民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拉关系的日益重视和中拉合作的现实需要，国内①拉美研究呈现出勃兴的态势。本文对2013-2017年国内拉美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在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以及在新兴研究领域的突破，总结过去五年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展望今后研究工作可循的路径和方法。笔者才疏学浅，对文中所述研究成果的理解和研究动态的把握或许存在偏差，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人不吝指教。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过去的五年，国内拉美史学界出版了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国内学者在政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以及拉美左派、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模式转换、土地和农业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拉关系、中拉关系、民众主义等优势研究专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从国家层面的课题中标情况来看，有关拉美史的选题有了明显提升，分别有5项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1项课题得到教育部资助②。这些都反映出我们研究工作的稳步推进。 1.通史断代史研究 在通史断代史研究方面，既有对拉美古代文明的关注，也有单一国家的通史论著。北京大学的林被甸结合自己对印加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撰文深入剖析了印加文明何以在15世纪战胜其他强大部族成为地跨现今五个国家版图的庞大帝国③。他认为，印加人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利用战争广泛吸收各族优秀文化，最终打造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这说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复旦大学的刘文龙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万瑜合著的《巴西通史》④，展现了巴西前殖民地时期至罗塞夫政府时期巴西民族从分化到融合的历程，主题包括印第安人问题、西方殖民史、奴隶抗争史、帝国的独立、巴拉圭战争、军事政变、瓦加斯体制、民族融合、巴西的民族性格等。作为“列国志”系列丛书，曾昭耀、宋霞、曹龙兴合作编著了《玻利维亚》⑤一书。该书是对2005年首版修改补充后的再版发行，全书由34.7万字扩充至43.9万字，更加全面地梳理了玻利维亚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是研究该国的基础性读物。 2.专题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为拉美左派及其领导的社会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世澄探讨了近二三十年在拉美地区出现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探究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主张和特点，及其对拉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他还就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古巴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的“更新”进行分析⑥。崔桂田和蒋锐将拉美左翼社会运动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述了拉美社会主义及左翼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民族宗教因素，分析了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拉美新左翼执政党的理论主张和执政实践以及拉美其他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与左翼运动⑦。靳呈伟以拉美各国共产党与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运用政党生态理论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组织建构和社会实践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拉美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⑧。袁东振在《拉美左翼力量反美倾向的演变》一文中，梳理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反美倾向，认为与美国主流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差异、对美国霸权主义及干预拉美地区事务的不满是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尽管在美拉关系改善时期拉美左翼的反美立场比较温和，但反美仍然是拉美左翼的基本政治和价值取向⑨。除了上述对整个拉美地区左派的研究，也有学者对古巴和墨西哥的左派进行了分国别研究⑩。此外，学者们在拉美国家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政教关系、中央-地方权力关系、媒体视角下的墨西哥政治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墨(11)。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了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土地和农业问题、现代化模式转换以及拉美不同国家改革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对拉美经济进行通盘考察的代表作为董国辉的《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渊源》(12)和徐宝华的《拉美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13)。前文认为发展权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中提出的一项人权新概念，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并指出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是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后著论及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渊源、运行机制、问题与挑战、变化趋势等宏观层面的内容，同时选取了哥伦比亚进行案例研究，对该国的经济战略和农业问题进行探讨。 具体到经济国别史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北京大学的董经胜发表了系列文章，专门论述20世纪墨西哥的土地和农业问题，剖析墨西哥革命时期各派别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斗争及其原因，探讨1920-1934年墨西哥土地改革的动机、方式和结果，并阐述1940-1982年墨西哥政府的土地政策及其社会影响，进而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14)。南开大学的董国辉用要素分析方法论述阿根廷从独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剖析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阐释阿根廷为何在短时期内从兴盛到衰败的深层原因(15)。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王慧芝和湖北大学的刘明分别就阿根廷的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铁路国有化问题和南极政策进行研究(16)。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智利、乌拉圭、秘鲁和巴西等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济改革。南开大学的韩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曹龙兴认为，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是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前现代化的历史遗产上(17)。北京语言大学的苏婧则选取了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乌拉圭20世纪初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总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改革的背景、条件、具体改革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影响进行梳理(18)。山东师范大学的宋欣欣通过考察秘鲁军政府的土地改革，认为改革受益群体狭小、合作社内部矛盾是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19)。澳门城市大学的叶桂平回顾了巴西从民主转型初期以来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卡多佐总统当政8年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改革的成效(2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娟就19世纪巴西咖啡经济的兴起和影响进行论述，认为“咖啡热”既为巴西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也给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弊病(21)。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美拉关系史和中拉关系史仍然是国内拉美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有关美拉关系的整体史研究。杜娟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以美国国家安全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关系为主线，揭示冷战前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和美拉关系的规律性发展(22)。外交学院的凌胜利认为，冷战时期美国采用了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军事征服等“楔子战略”，试图阻止苏联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这一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增加了美拉之间的矛盾(23)。福建师范大学的江振鹏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邓峰等分别对美国在拉美的公共外交、美国对拉美无核区问题的政策展开论述(24)。 传统的美拉关系研究更突出美国的主导地位，但拉美国家并非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而是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根基在于国家利益和民族考量。山东师范大学孙若彦的新著《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认为，拉美是独立较早的发展中地区，有着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独立以来拉美国家的外交思想具有基本相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明确的定位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主题，即始终围绕本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努力寻求摆脱“外围”地位的途径(25)。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拉美的反美主义，体现了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独立外交的立场(26)。具体到美拉关系的国别史研究上，学者们对美国与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关系均有涉猎，论题包括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隐蔽战争、文化宣传、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奇迹”等(27)。 有关中拉关系的整体史研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互依赖理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是研究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主要流派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楼项飞对中拉间的政治与经济相互依赖建立的基础、发展的动力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国际体系调整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动关系(28)。北京大学的郭洁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出发，围绕中拉农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农业投资、中拉农业科技合作等三个领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29)。也有学者追溯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公共外交，认为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初显身手、70-90年代的全面发展和21世纪的“跨越式发展”三个阶段，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30)。具体到中拉关系的国别史研究上，学者们还对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的关系进行探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谌华侨认为，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共同决定了两国的贸易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的交互性作用，中巴贸易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31)。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文仙和谌园庭分别从媒体和国家身份认同的视角解读中墨两国关系(32)。董国辉注意到了中国、拉美和美国的三边关系，认为美国右翼人士对中拉关系的负面声音并不反映美国的主流立场，也不会对三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33)。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英阿关系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刘明探讨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和阿根廷在南极地区冲突与合作的进程，以及关系改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34)。韩琦通过考察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过程和成功经验，认为该水电站成功运行的原因在于巴西和巴拉圭共建、共享和共管的国际合作精神(35)。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移民史和族裔史、城市史、高等教育是研究的热点。有关拉美移民史和族裔史研究，既有成果多集中在华人华侨史和印第安人历史上。新近出版的《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36)一书，是前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事陈太荣、刘正勤夫妇二人历时16年编写完成的，全书共分为九章，将大量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还原了19世纪第一批到达巴西的中国先侨们的奋斗历程，弥补了国内研究巴西华侨史的不足。湖北大学的程晶分析了巴西的华人华侨在反“独”促统运动中的作用和经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密素敏探讨了华侨华人在巴西融入社会的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37)。西南科技大学的袁艳使用翔实的史实资料及数据，系统梳理了古巴华侨华人的源起、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情况，以及这一群体的历史流变。近期，她又将研究视角投向墨西哥的移民政策(38)。河北师范大学的何美兰探讨了1849-1900年早期中国移民到秘鲁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身份转换问题(39)。对拉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墨西哥。南开大学的谭融和田小红从政策层面梳理了墨西哥政府的原住民政策，认为其经历了早期的“民族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一体化”和当代的“民族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曹佳论述了墨西哥民族整合进程中印第安人的国族认同问题，认为杂交型文化的形成、双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和天主教的传播是推动印第安人国族认同形成的因素(40)。中央民族大学的张青仁对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了墨西哥政府治理印第安人问题失效的原因(41)。此外，学者们还就巴西的日裔、阿根廷高乔人和拉美重返南欧的“移民回流”现象等课题开展研究(42)，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有关拉美城市史和高等教育的研究。学者们有从国别出发研究城市化问题的，也有站在全球高度探讨城市网络问题的。王文仙认为，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经历了1900-1940年缓慢发展、1940-1980年加速发展和1980-2000年平稳发展三个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产物，同时又引发了“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问题，蕴含着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国平和武小琦梳理了20世纪中后期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指出城市化进程中应尽可能避免“边缘化”城市群的形成，城市建设和公共社会政策应兼顾不同的社会阶层。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从全球视角剖析了墨西哥城、米兰、马德里在空间形态、结构布局方面的联系，表明西班牙帝国内拥有一张交互往复、共同变迁的城市网络(43)。高等教育问题也是近年来拉美史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拉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为个案》(44)。该书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作出归纳，认为政府都会经历从“排斥”到“不得已接受”再到“接受乃至完全接受”的过程。还有学者对拉美高等教育“自由化”、国际化以及在依附论视角下的现代化进行研究(45)。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西属殖民地疫病的双面影响、墨西哥的犯罪问题和社会治理等社会问题(46)。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了拉美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职团主义等问题。有关思想文化的整体史研究，徐世澄新近推出了文化史读物——《绚丽多彩的现代拉丁美洲文化》(47)，该书介绍了拉美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解放神学、体育运动、节日和美食等内容，比较了中国文化和拉美文化的特点和相互影响。韩琦等编著的《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48)选编了30篇论文，按照拉美地区文化、拉美国别文化、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拉美语言和文学四个方面排列，从不同角度阐释拉美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复旦大学的刘文龙和朱鸿博合著的《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49)，探讨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内涵与矛盾、拉美殖民地化的过程与影响、近代拉美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20世纪拉美思想意识本土化的尝试、现代拉美的文化创造以及进入21世纪后新崛起的拉美左翼运动等问题，对近现代国际问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紫莹认为，民族主义是拉美地区人民对当地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区信仰和族群意识形态，更表现为争取地区利益、谋求地区发展的多元社会实践和思想运动(50)。北京大学的董经胜追溯了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渊源，认为其存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两种内涵，并剖析了民众主义与民主的关系(51)。 有关思想文化国别史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秘鲁和阿根廷两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菡分析了秘鲁阿普拉主义产生的背景，充分肯定了其理论贡献，但也指出这一理论强调国家主导经济、实行所有权国有化、忽视市场作用，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秘鲁的发展现状(52)。对于阿普拉主义运动，秘鲁军队长期奉行敌视和打击的政策，但是1968年军政府上台后继承和发扬了阿普拉主义的精髓，被称为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悖论”。韩琦和宋欣欣认为，秘鲁现代化发展迟缓、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成熟及阿普拉党政策失误是形成这一“悖论”的深层原因(53)。袁艳考察了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认为“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起到了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作用，但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体系自身组织弊端和秘鲁经济发展的困境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并未发展成制度化常态(54)。南开大学的潘芳从文化的视角解读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和考迪罗现象，认为早期民众主义通过彰显本土文化和激发民族感情，推动阿根廷社会向民主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为代表的考迪罗是阿根廷文化的产物(55)。 此外，学者们对拉美法律史也有所涉猎。作为《法律文明史》系列丛书的最新力作，2017年出版的第12卷下卷专门梳理了拉丁美洲的法律文书，弥补了国内拉美法律史研究的不足。该书从宏观视角勾画出拉丁美洲法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微观分析拉丁美洲各国法制发展的状况、宪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司法制度等部门法的内容、特色及其作用。也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考察了巴西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环境污染犯罪的相关法条(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