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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着建设全球和平的使命，在其主管的平行领域竭力开展文化间对话，以“丝绸之路整体研究项目：对话之路”为发端，将承载文化“相遇”的“道路”或“路线”作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和促进文化间对话的观念基础，相继推出“铁之路”“奴隶之路”“信仰之路”“安达卢斯之路”等系列化的文化间项目，不仅为阐扬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国际社会的相关后续行动树立了实践范式。文章通过梳理“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萌蘖和分孳，分析“丝绸之路”作为方法的概念化进程、工具意义及应用案例，旨在从“文化间对话”的视野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教科文组织 作者简介：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领域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编号：16ZDA160）的延伸性成果，同时部分构成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遗产化进程中的活形态史诗传统保护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主席于2016年8月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提出八项要求，其中包括：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1］。本文即是践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尝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以传统概念上的“丝绸之路”为多路线程，围绕“文化间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这一主题展开部门间行动，先后在其主管的教育、科学、文化、信息和传播领域组织跨学科智力资源，推动“对话之路”系列项目［2］。这个系列项目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国际社会和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建设人类持久和平的实践范式，值得钩沉稽今。文章主要采取档案研究法①，依托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和教科文组织在线数据库，梳理和勾连相关工作文件和研究报告，进而以事件为线索，通过叙事分析，阐释作为方法的“丝绸之路”及其工作模型和实践案例，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国际上的前鉴和参考。 引言：教科文组织与文化间对话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当时“二战”刚结束不久。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专设机构，教科文组织被委以重任，将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作为培育和平的重要途径。诚如其1946年通过的《组织法》所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长期以来，这一使命和愿景也一直是其职能范围内的优先事项之一。 20世纪50年代，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强化方案——“东西方文化价值相互欣赏重大项目（1956—1965）”，旨在应对整个世界有关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知识和认识的失衡，进而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MAPA/2 AC/4）。1976年8月，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了1977—1982年中期战略（19 C/4 Approved）［3］，其中已明确提出“文化间对话”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为推进该战略的实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编印了《文化间研究导引：阐明和促进文化间交流的项目纲要》［4］，并通过其文件系统向成员国分发。因此，该组织从文化政策研究层面致力于文化间对话的努力，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至1976年。 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行动计划1988—1997》（以下简称“十年行动”），其四个主要目标定位于：认识发展的文化维度；肯定并充实文化认同；扩大文化参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A/RES/41/187）。该计划于1988年至1997年实施，在联合国系统中由教科文组织担纲牵头机构，下设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包括：（1）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2）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整修；（3）手工艺发展十年计划；（4）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的历程”；（5）塞维利亚1992年世界博览会；（6）Lingua Pax外语和文学能力培养国际项目；（7）世界教育卫星网；（8）科技创造力研究方案；（9）不同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家庭作用比较研究；（10）文化的发展维度及其方法论研究。与这些项目交相同步的侧端活动，还有促进文化创作（电影、录相带、唱片、盒式录音带）的在地生产、向会员国提供咨询服务、交换信息与经验分享的平台等（A/44/284）。在该行动计划执行的十年间，由152个会员国、13个政府间组织及45个非政府组织发起的1200多个项目被认定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正式活动，其中将近有400个项目得到教科文组织的财政支持，包括中国于1996年组织召开的“世纪之交的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CLT-97/ICONF.203/INF.4）。 丝绸之路为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见证。教科文组织在“十年行动”框架下实施的一整套文化间对话方案，特别纳入了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双重导引的“文化道/路模型”（the modality of cultural roads/routes），为其后渐次展开的“对话之路”系列项目奠定了长足发展的观念基石。 一、作为共同遗产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及其概念模型的萌蘖 甘地曾一语破的地指出：“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平本身就是道路。”正是在这句名言的启发下，教科文组织在“十年行动”的框架下于1988年启动“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5］这一火种型文化间项目。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曾在其颇富诗意的讲话中回顾并概括了该项目的由来（DG/90/39）： 丝绸之路，穿越陆地和海洋，狭义上讲是商业之路，这是从商贸的角度论；但在广义上看，则是传播和社会交流。这些古老的道路，穿过时间的薄雾，可上溯至3000年前，不仅输送过昂贵的货物，如丝绸、瓷器和香料，还承载过同样珍贵的非物质文化成果（intangible cultural products），如思想、神话和传说。这些有关早期的细微线程编织起人们日益复杂的交流网络，联结着我们自身的世界，并提供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见证。因此，教科文组织给予这个项目的名称便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 “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1988—1997）”项目（以下简称“丝路项目”）有双重目标。其一是学术和科学。尽管此前丝绸之路一直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但直到当年尚未对这一浩瀚绵长的人类历史宝库开展过全面、系统的跨学科调查，而实施这样的研究无疑超出了任何个人乃至国家机构的能力。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唯有组织和促进必要的国际合作，调动所需的大量资源，并呼吁国际组织的参与。正是教科文组织对这一呼吁作出了回应。其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彰显将丝绸之路的文明联结在一起的历史纽带。作为联合国系统“十年行动”的一个重大项目，该项目还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合作的目标。 在“丝路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先后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家、两千多位专业人员参与其间，从不同角度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生产，组织了一系列项目和活动，成绩斐然。通过下面的一组数字，我们或许能够对“丝路项目”在十年间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其背后的运作方式和基本思路有更为直观的了解：（1）5次国际科学考察：从1990年至1995年先后展开，依次是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蒙古的“游牧之路”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之路”，旨在通过重新发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殊活力，重建和更新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人文环境。来自47个国家的227位专家参与，加上地方学者，还有上百名世界各地的媒体代表。（2）43场学术研讨会：在科学考察的各个阶段组织的26次研讨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在十年计划的框架下举办的17次研讨会。共有27个成员国参与主办，宣读的论文总共超过700篇［6］。（3）5个研究项目：与科学考察同步展开，包括丝绸之路的语言和文字研究、驿站和邮政系统研究与保护、中亚岩画的流存与研究、利用遥感技术研究考古遗址以及沿丝绸之路的史诗。（4）6个研究中心和关联机构：考察活动本身带动沿线几个国家建立了研究机构或国际机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中国福州）、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日本奈良）、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蒙古国乌兰巴托）、佛教信息与研究中心（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中亚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及国际文明比较研究所（巴基斯坦塔克西拉）。（5）“平山奖学金项目”：每年为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设立10个奖学金名额，共有来自38个国家的90位学者受益。（6）68种出版物：由教科文组织或由该项目直接产出的学术成果，包括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10种，研讨会论文集19种，关联项目成果22种，其他17种。（7）若干音像资料：纪录片电影4部，视频2种，CD音乐2种；国家电视台纪录片41种；影像资料约有400小时的胶片，还有难以计数的照片和幻灯片；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超过400篇；还有未作统计的电台节目、展览（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成员国）、海报及校园墙画［7］。 通过科学考察、建立机构、学术研讨、著述出版、开设展览、提供奖学金以及新闻媒体集中推介等方式，“丝路项目”不但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调查研究成果，还开创了多线并进的国家—次区域—区域—国际合作模式，直接或间接受益的人群超过百万，影响扩及全球。尽管“丝路项目”的双重目标集中体现在科学考察活动中，但也构成其项目设计的主要特征和创新之处：一方面运用多学科方法，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沿着丝路通道在东西方之间发生的交流进行长时段的现场调研，以促进国际和国家层面的进一步研究，为文化研究和反思人类文明进程作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活动、展览、出版以及广泛的媒体报道，吸引成员国的参与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参与，尤其是实地考察和报道，使该项目十分引人注意，重新唤起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兴趣，并有许多国家要求再度开放这些古老的通路，尤其是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回看“丝路项目”在这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以及在具体操作方面，都有大量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就学术研究建设择要言之，至少有如下数点：以科学和学术作为牵引，从一开始就较好地绕开了由于社会制度、学术传统、文化立场等的不同而可能出现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之间发生颉颃的弊端。以科学和学术作为前导，也容易推动各国政府和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间，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这种从不同端口发动、从不同层面同时推进计划的工作路线，较为容易地形成互动和协作，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而广泛的学者和机构网络则有助于确保这一合作机制在后续行动中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这里，我们需要从方法论意义上讨论“丝路项目”的设计和展开，方能理解作为“共同遗产”的丝绸之路之于人类的今天乃至未来的无穷价值。教科文组织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是其在联合国系统内所担负的特定职责，并且与其创立以来所开展的保护和促进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活动一脉相承。为此目的，该组织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则对概念进行思考和定义；二则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路线以建立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伦理和行动框架。亘古通今的丝绸之路虽然早在“东西方项目”的十年期间被各方学者讨论过，但远未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来进行全方位的科学和人文研究，尤其是囿于“东西方”的二元观照，消弭了文化间对话应有的张力和弹性。从20世纪70年代起，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研究计划”（Programme of Cultural Studies）便开始致力于应对文化间问题，并将区域文化研究纳入议程：一方面对全球范围内主要区域与次区域的文化“相遇”（encounters）进行横向的共时性探究，另一方面对不同文化间发生的互动与交流及其特征和影响展开纵向的历时性分析。在这种同时贯通时空的动态视野中，人类历史上走过的重要“道路”（roads）抑或“路线”（routes）便被纳入研究、促进和传播有关“文化间性”的工作方略之中。 “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及其所承载的人类移徙史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俨然是今天无与伦比的对话资源。仔细筛查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以“道/路”与“相遇”作为关键象征并非偶然。那些具有深刻意涵的“道路”或“路线”，在“丝路项目”的实际进程中或被当作“文化间对话的方法或路径”（the roads and routes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dialogue）本身，或被视为“文化间对话的观念基石”（the base of ideas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或被确定为“文化道路和线路的模型”（the modality of cultural roads and routes）；而多向探究世界各国人民的“相遇”便直接转向了有关“文化间接触”“文化间交流”及“文化间对话”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反思。尤其重要的是，推广“共同遗产与多重认同”的理念（the concept of“common heritage and plural identity”）［8］，则是教科文组织当时着力通过丝绸之路开展文化间对话的导向性方针。正是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良苦用心与诗意表达让古远而陌生的丝绸之路变得亲切和熟悉，那一条条亘古苍茫的陆路和水路也转换为人人皆可从自身的行走和与他者的遇见去感悟和观想的“对话之路”。在“丝路项目”的精心演证中，“丝绸之路”即“对话之路”，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共同遗产当是一种理念，一种胸怀，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