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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等5项重点考古工作进展情况。 “考古中国”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提出的重大研究工程，通过对古文化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目前，“考古中国”已经形成“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4个重点项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亚廊道等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方案。他表示，国家文物局将在2019年完成“考古中国”整体设计，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建立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年代框架，分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此次通报的5个项目，有的修正了学术认知，有的填补了考古空白，有的解开了历史谜团，都是“考古中国”启动以来取得重要进展的项目。 湖北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 发现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墓葬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历经6年、5次考古勘探发掘，最终确定这是一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城址，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墓地。考古队领队彭小兵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已发现墓葬235座。在已发掘的112座墓葬中，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其中的第202号、112号大墓，面积分别为17.3和22.4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史前墓葬。 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了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石钺、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高等级大墓的发现，也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找到“王的居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它始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使用约500年后废弃，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接近天安门广场面积的100倍，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李伯谦称石峁遗址的发掘是“考古中国”项目中的典范。 2012年迄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除了大量出土遗物外，还发现了“头骨祭坑”及“藏玉于石”的现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特别介绍，外城东门址所发现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是国内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 皇城台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位于内城中部偏西。皇城台台顶的一些大型建筑坐落在一处大型台基上。2018年，从这处大台基南护墙倒塌的墙体石块内，考古队出土了30余件石雕作品，有一些石雕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是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有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一些画面长度近3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 孙周勇说，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赋予皇城台大台基精神力量。” 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 修正学界“晋南无晚商”的认识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这个项目是因被盗掘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考古发掘，确定这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墓地。共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灰坑5个。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共计500余件。其中最引人瞩目是，发现了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5座大墓均有大量殉牲，2号、4号、5号墓还有殉人，尤其是5号墓，殉人多达6个。此外，还发现了6座用于陪葬的车马坑。 在此之前，运城盆地几乎没有发现较大的商代晚期遗存，学术界也因此认为，这一地带可能就没有商代晚期的遗存。酒务头墓地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修正了学界以往认为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阶段遗存的认识。 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 发现芮国都城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由城址、居址和墓地组成。 从地形、地势和出土的文物可以判定，城址区当属重要建筑所在；同时在其外城发现铸铜类手工作坊存在。由此推断，此城应是刘家洼遗址的高等级人群居住区。 通过对115座墓葬的考古发掘，发现大多与两周时期周系墓葬的特征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文物。最惹眼的是，大中型墓中，多随葬有精美的漆木器，如钟磬架子、几案、豆等。 考古领队种建荣介绍，在2号墓中，出土了7只鼎，显示了墓主人诸侯的身份。最关键的是，在墓的椁室东北角发现一只建鼓，鼓柱铜套上刻有铭文“芮公作器”，下面压着的1件铜戈上亦有“芮行人”的铭文。据此判断，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 3号大墓的独特之处在于，椁室四壁共有9个壁龛，每龛有1年轻女性殉葬。出土文物中有2件铸有“芮公”的铜鼎、5镈9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及1件罕见的木格漆绘墙围与1件漆器。这座墓中未发现任何兵器，由此推测墓主可能为2号墓主人芮公的夫人。 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辽宁医巫闾山辽代帝陵 破解尘封数百年历史谜团 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代有两座帝陵（显陵和乾陵）位于医巫闾山，但具体位置不详。前辈考古学家有过推测，却都无定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了辽代乾陵的陪葬墓区和两处辽代建筑遗址。 2014年起，考古队对位于辽宁省北镇市的新立辽代建筑遗址、琉璃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新立遗址，发现了一组较完整的辽代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古领队万雄飞介绍，出土遗物的瓦件绝大多数为绿色琉璃，“证明该四合院建筑为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高等级建筑。正殿周围还出土了大量铺地花斑石残块，这种高级石材一般仅用于皇家宫殿和陵寝建筑。”正殿之上还出土了一些玉册残块，有契丹小字和汉字两套。遗址东侧的坡地上出土了一件具有皇家气派的大型石螭首。通过与辽庆陵的比较，并结合史料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里就是辽代乾陵的陵前祭殿。 在琉璃寺遗址内，考古发现有两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前、中、后三进院落，在中、后部院落发现大型建筑基址。本次主要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座建筑台基。发现两座台基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后殿的布局。再结合其他出土文物等考古遗迹综合判断，考古学家认为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考古队还抢救性地发掘并确定了洪家街墓地是辽代大丞相耶律隆运（韩德让）的家族墓地，这是辽乾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小河北墓地是齐国王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也是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