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相毗邻的独特地域。其中蒙古草原又是历史上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无论是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十分典型，又可称为“内亚”（Inner Asia）。“内亚”在学术话语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最初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在传统史家记事之中，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曾反复出现，而当代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内亚”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域，越发地重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了。 众所周知，辽王朝就是由蒙古草原东部松漠地带契丹人建立的，其疆域向西深入内亚腹地，东抵太平洋，南则深入中原定居文化地带与宋王朝相邻，至少将草原游牧、森林采集、定居农耕三种社会类型涵盖其中。在二十四史之中，独《辽史》专设《营卫志》、《部族志》记述带有内亚游牧政治特征的斡鲁朵制、部族制。目前经过箭内亘、傅乐焕、杨若薇等多位学者的探索，已经基本能够确认辽朝政治中心是随着皇帝“斡鲁朵”在捺钵地之间进行四时移动。这种政治现象承自契丹建国前的可汗牙帐随时迁徙的传统，具有典型的内亚游牧政治风格，又被称作“行国”政治。然而，对于如何看待辽王朝内亚游牧传统的历史定位与影响，学界颇具争议，其背后无不受到内亚史研究视角的影响。笔者仅据视野所及，对外国内亚问题意识与辽史研究之关系略作评述。 上世纪初，日本为服务于“满韩经营”，实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满鲜史”研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田村实造等学者纷纷先后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形成研究热潮。这也开始将契丹、辽朝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中进行阐释。从学术史角度看，日本学者最早采用了近代实证史学与阿尔泰学方法对契丹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基本理顺了契丹诸多史事、地理等问题，津田左右吉提出辽朝二元统治体制论一直影响至今。然而，这种研究的最终指向却是要通过强调契丹、辽朝的内亚特征，来否认与中国之联系。日本“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即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立论依据正是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它民族皆不属于中国之范畴。 在二战之后，美国学者魏特夫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一书。在该书导论之中，作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国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典型的唐宋等王朝分属中国帝制王朝的不同类型。作者认为契丹的军政中心在于部族地区，而不在中原，契丹社会皆维系着游牧部族政治传统与军事组织形式。契丹人不可能被汉文化完全同化，更可能是形成混合契丹与汉文化形成第三种文化形式。“征服王朝”论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中北族王朝不同于汉制的内亚社会传统，对契丹入主汉地之后的两大文化类型的交融与适应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与唐宋社会发展相并行的北方王朝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又因其内容引证详实，加之辅有德国学者门格斯对辽史中契丹语汇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至今仍是西方学者讨论辽朝历史所参考的最主要著作。 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朝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学术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巨大反响，在征服王朝论的基础上提出北亚史的研究立场。田村实造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三册，在详细介绍魏特夫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引入北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征服王朝多是由北亚民族入侵、征服、支配中国而建立，属于北亚游牧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形成部族—州县的二元体制，北亚民族与中国民族经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与适应，形成很多新的文化特征。而在辽史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属于中国史序列之外。其基本理由在于强调辽朝政治、经济中枢是皆由契丹人掌控，农耕汉民主要是契丹获取财赋的来源而已，而政治文化方面契丹也具有自身的特征，与汉制并不相同。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将辽朝史视作北亚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他们视北亚世界是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地域，将勃兴于北亚的匈奴至突厥、回鹘诸帝国视作北亚世界的古代，其特征是这些帝国皆是部族联合体国家，其氏族制传统浓厚。田村实造认为辽朝所代表的征服王朝则是对部族社会进行重组，通过封建关系确立了新的部族体制，消灭了旧有氏族制的影响。在国家体制上，引入中国君主专制与官僚制度，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护雅夫认为征服王朝的特征是农牧混合政权，发源于回鹘帝国，而兴盛于辽朝。所以，在日本北亚史论者看来，辽王朝代表了北亚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中世阶段。 日本北亚史观注意到内亚游牧部族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共同特征和连续性，并结合社会形态演化学说将辽朝二元王朝体制描绘成北亚社会的封建制发展阶段，其区域史研究的取向与西方学术界流行至今的内亚社会研究有共通之处，皆强调从内亚历史的延续性来讨论。然而，因受到当时近代社会科学思潮局限性的影响，北亚史观仍将古代中国刻板地理解为汉民族文化为主的定居农耕社会，将内亚世界诸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范畴之外，这无疑是混淆了区域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区别。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毫无疑问，这与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内讨论的“征服王朝”模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总而言之，上世纪在辽史研究界较具影响的日本满鲜史观与北亚史观前后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将辽朝的内亚性传统割裂出来进行特别强调，以至于内亚社会这样一个中性的区域研究单位逐渐被贴上了非中国的污名，即使此后中国的部分辽史研究者也认为要力图将辽王朝置于汉化语境之内，与内亚传统划清界限，才算是论证辽朝属于中国历史。对辽史二分对立，非此即彼的刻板理解，致使学术界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现象：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将魏特夫关于多元文化涵化的观点也列入日本的“征服王朝论”一并加以评述或抨击，有甚者认为魏特夫“分裂中国”之心可诛；韩国学者尹荣寅则认为魏特夫坚持汉族中心史观，魏氏将辽朝置于中国史范畴是的“错误”的，这又与日本北亚史观相类。东亚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对魏特夫学说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上述史观产生的时期正值蛮族征服史观、近代民族国家观、社会进化论、文化涵化理论盛行之时，辽朝史研究也仅限于基础文献、史地与制度的精致考订，故在理论构建上尚缺乏有效中层理论的支撑与切实资料的印证，不可避免地存在史论衔接不当，定性多于实证等问题。随着二战以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人类学、考古学对游牧社会的精致研究，使得学术界越发地重视内亚草原与中国农耕地域的共生互动之关系，将相关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向前极大地推进，那种内亚、中国水火不容，带有鲜明近代学术烙印的观点也逐渐成为历史中的一段往事了。 内亚研究在二战前后的问题意识逐渐社会科学化，倾向于采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阿尔泰学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游牧社会结构稳定与变动机制的研究，游牧人群的文化适应与族群变迁，内亚游牧社会在古代世界体系中的影响诸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成为重新认知内亚社会与中国历史进程关系的契机，辽史研究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是学界较早达成共识的命题。这种认识在西方学术界自拉铁摩尔于上世纪40年代首次进行系统论说，此后在近70年的时间内，巴菲尔德、哈扎诺夫等多位学者结合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拉铁摩尔之假说进行了发展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体系。他们多认为内亚游牧经济人口密度低、各部落之间流动性与离散型极强，单纯的游牧社会缺乏维系高级政治形式的凝聚力，亦不具备相应的物质资源保障。游牧国家的发展不是因内部需求的推动，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或者邻近定居社会之地区往往成为内亚游牧帝国（或联盟）的发源地，其天然的地域优势能够方便吸收南方农耕社会的资源，长期维系政治统治，打破游牧社会离散循环的宿命，这就决定了内亚社会的兴衰往往与南部定居社会相呼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该学说所提倡的游牧与定居社会的区域共生关系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但是对于游牧政治组织演化的认知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在近30年内日益受到美国、俄国考古学、人类学者的质疑。美、俄考古学界通过内亚游牧社会史前史至匈奴时代的研究，证明了内亚腹地自身存在游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自青铜时代以来，内亚不同经济地域内就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经济分工与社会资源的交换系统。在管理长距离的社会移动、不同地域的物资交换的分配过程中，逐渐形成多层级的政治权威，能够长期将移动人口聚集起来，形成复杂的政治组织。威廉·霍尼彻奇2015年新著《内亚与帝国的空间政治：考古学、流动与文化接触》根据对蒙古国境内匈奴考古遗址的研究，结合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空间政治”这一概念总摄之，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这一思路。 另一方面，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较早地对扭曲、贬低边缘文化与异文化民族为野蛮者的欧洲话语霸权进行反思与批判，在游牧社会研究中引起较大反响。多数研究者目前已基本明确，以前被视作原始社会象征的“部落”、“氏族”（或世系群）实际上是古代游牧社会进行社会整合而出现的政治组织，其出现与消失皆与特定游牧政治体的兴衰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也转向部落、氏族在政治体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结构性的过程研究。在此基础上，上世纪俄国学者所持的游牧封建论被西方文化人类学者进行发展与改造，形成游牧贵族论。大卫·斯尼思在2007年出版颇具争议的著作《无主之国：贵族秩序、亲属社会，以及对游牧内亚的歪曲叙述》，在系统批判内亚野蛮论歪曲部落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游牧国家的政治基础是多个层级的游牧领主结成的权力网络构成，其社会基础是围绕游牧领主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存在类似定居社会那样的稳定的集权式政治中心。此后艾骛德《中世中国“部族”考》一文在大卫·斯尼思学说基础之上，对中国中世“部族”一词的语源进行考证，认为该词汇是以特定望族为核心，吸纳依附人口之“部”而形成的组织形态。 至此，在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努力之下，一个较为清晰的区域社会轮廓已经基本勾勒出来：内亚游牧社会是一个涵盖多种生业方式的游牧综合体，社会流动性与分散性促使地域内外广泛形成了社会互动网络。内亚游牧政治体的经济基础就在于对社会互动网络内的资源与人口进行控制和分配；其政治组织的基础则在于游牧贵族及其依附人口形成的部族组织。较定居社会的国家组织而言，内亚政治组织结构以不同地域游牧领主阶层的协商与联合为主，故贵族身份制，以及相应的人身依附关系发达。没有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机构，不强求存在整齐划一的社会行政管理模式，政治体制相对多元化。可以说中国史家常说的“因俗而治”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内亚游牧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内亚研究开展历史较早，积累深厚，基本明确了古代内亚区域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无疑对于深入理解契丹史、辽朝史的内亚因素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在内亚游牧与定居社会互动网络中阐释古代国家文化多元性、因俗而治的问题，实际上从区域互动视角消解了长期困扰辽史学界游牧—汉制二分对立偏激思维的立论基础，为进一步客观阐释辽朝多元体制的特征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中层理论。同时，内亚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比较的方法，也能够促使辽史研究更重视探讨中国历史在内亚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然而，众所周知，辽史研究者在二战以后的内亚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虽然有时被引用（主要是魏特夫著作），且两个领域之探讨多有暗合之处，但辽史研究没有参与到内亚区域研究的讨论与理论建构之中，问题取向自然不同，在一些语境中甚至无法进行对话。加之西方辽史研究远不如中日学者之系统、精深，内亚区域史的综合研究仍缺乏对契丹社会的定位进行准确把握。所以，辽史研究亦不能完全照搬欧美内亚研究的方法与具体结论，仍需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辨别，有所扬弃。笔者仅结合近年阅读视野所及，对辽史与内亚视野结合之具体研究，略作介绍。 当代内亚史研究视野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较好地解决了辽朝历史的定位问题。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皆意识到中国东北边疆民族地处内亚游牧与中原农耕两大区域互动的过渡地带，能够吸收两大社会区域的资源与文化，形成与内亚草原民族存在差异的混合文化类型。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往往在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统一王朝处于衰落期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国家。这一类型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内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对中原有所关注，以内亚草原腹地为边缘地域。实际上，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于魏特夫所称“征服王朝”的范围，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北亚史观所论并不相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之基础在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认为“辽朝从未拓展至中原腹地，并通常联合或者在其对手崩溃后而获得土地”，“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这一学说主要是据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脉络归纳、演绎而来，故能够较为明确的区分出东北混合地带与典型内亚游牧间的区域差异，并看到了辽朝为代表的东北王朝内向中原地区，以内亚草原为边疆的发展趋势。匈奴、突厥等典型游牧帝国与辽朝等东北边疆王朝在体制、结构方面，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进化脉络之下，或前后相续的关系，而是一种地域发展的差异。 据此，我们即可以发现目前对辽史内亚因素的研究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学界关注辽朝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社会政治现象共同性的研究，多对一些政治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与归纳，或者将辽朝作为一种模式与其他游牧帝国进行类型学的比较。2015年，德国波恩大学《亚洲考古论丛》第7辑《公元第一千纪欧亚草原地带互动之复杂性》刊载的俄国学者瓦斯尤丁长文《蒙古中世早期草原帝国权威结构进化一种变型：大辽政治演进模式》，即认为辽朝作为草原游牧帝国能够利用中国定居社会之体制，使得政权较匈奴、突厥更为稳固。然而，这种过度追求归纳与描述共同性的研究，实际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模糊了作为东北边疆王朝这一特殊类型与内亚社会之区别。 契丹人曾长期夹在突厥—回鹘与隋唐王朝之间，同时吸纳了内亚与中原的政治文化。经过门格斯、岛田正郎、傅海波、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能够明确契丹官号之中即有大量源自回鹘，也有很早以前借用自汉地的名号。笔者通过对契丹名号“舍利”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契丹人吸纳大量的外来政治文化，进行融合与改造，产生与自身社会语境兼容的新功能，即使能够通过阿尔泰学考证得出语汇的同源性，也无法能够说明该语汇背后所代表的特定社会、政治意义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契丹长期游牧于农耕社会边缘，其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自然与崛起于蒙古草原腹地的匈奴、突厥等帝国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契丹行政中枢存在与其他游牧帝国相似的四时捺钵现象，但此时辽朝之稳定主要依靠五京、军镇进行控制，那么此捺钵的社会意义就与纯粹草原游牧政体所有不同，应当另作探讨。 鉴于辽朝历史发展的特征，从内亚视野审视辽史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史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内亚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傅海波曾在1987年发表的《多族群社会中国家作为结构元素的作用》，该文主旨后改写入《剑桥中国史》第6册《异族政权与边地国家》之导言。傅文指出辽、金、元超部落与民族的复合制国家要素能够将不同文化群体整合在一起，并且游牧部族政治传统能够在王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辽朝通过强化斡鲁朵人身依附的亲卫制度，扩大皇帝直辖的人口与军队，形成“国中之国”，与中原皇帝制度一同形成压制其他部族酋长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次，因内亚部族社会长期流行的贵族合议制度，致使国家长期无法形成有效的集权决策机制。又因贵族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大，国家决策缺乏官僚群体的监督与权力制衡，故在有些情况下，皇权专制较中原王朝更为严重。最后，在军政管理体制方面，对内亚游牧部族与定居社会采取不同的二元管理体制，并基本维持国家内多族群的文化独特性，多种文字并行使用。 综合傅海波之概述大体可知，在辽王朝国家体制建设过程中，契丹的内亚政治传统主要体现在贵族人身依附制度的运用，内亚游牧部族军事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内容与中原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一同融合为辽朝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辽朝保留各部族酋长贵族身份，又利用官僚制对治下的各个部族进行改组，使其能够成为听命于辽帝的重要军事力量。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于此着力最多，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又运用出土契丹文献对辽朝部族制、皇族帐、房之制有深入探讨。从这些研究亦可推知，辽代契丹氏族与婚姻制度更应被视为统治集团组织的一种现象，进行重新理解。如早年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曾在契丹早期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状态的预设之下展开研究，故将耶律与萧氏视作半族，下分八部。近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文墓志所见辽史》、武田和哉《萧孝恭墓志所见契丹国（辽朝）的姓与婚姻》基本能够说明耶律、萧二姓之分野形成较晚，是与国家体制的建构息息相关。这都能够提醒研究者，辽史所见内亚部族传统，并非是原始社会之残余，而应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受到关注。 辽朝混合了内亚游牧与中原定居的社会体制，故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现象。其中游牧民与定居城市之间的关系是近期西方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俄国学者哈扎诺夫《欧亚草原地区与邻近国家的游牧者与城市：一个历史概述》、美国学者J. 丹尼尔·罗格斯等人合著论文《城市中心与内亚东部帝国的出现》、丹尼尔·C. 沃《游牧者与聚落：蒙古考古中的新视角》等文都涉及到契丹筑城的问题。目前基本的认识是游牧民会因军事防御、物资交换、行政管理等需要修筑城镇，契丹筑城现象上承回鹘，下接蒙古，其社会在建国之前就已是一个混合形态了。此外，林鹄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城市景观与政治：内蒙古东南辽代都市的形成》则将契丹腹地的城市建设视作一种向中原宣示正统性的政治策略进行讨论，也体现了美国考古人类学在研究辽代城市时所持的一个视角。 辽朝不仅在国家体制内存留了大量内亚部族政治传统，也同时将统治领域扩展到内亚草原腹地。因此，辽朝的内亚草原领域也是从内亚视角看辽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在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辽朝得以集中力量实施北进之政策，捍御阻卜，经略室韦、羽厥等部，逐渐在蒙古草原腹地建立了点线结合的军镇体系。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蒙古国与俄国学者一直对蒙古国境内的契丹遗迹进行发掘与研究，此后日本、中国学者也加入到研究之列，近年蒙古国契丹考古已成为又一个国际辽史研究的主要增长点。目前的研究能够确认，在图勒河与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分布的契丹遗址，自北向南构成了三道完整的军堡、城镇复合体系，其中居中者是由青陶勒盖城、哈拉布和城构成的行政与手工业中心，用以支持附近的军事镇戍。多数学者认为辽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即在青陶勒盖城。在蒙古国西部戈壁沙漠契丹与阻卜胶着地带，亦发现有很多契丹系文化遗迹，是辽朝西向活动的重要证据。这些考古研究可与文献相印证，展现辽朝对蒙古草原地区的经略采取了军镇移民与游牧部族军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大量迁徙东北地区的渤海、女真以军屯的形式进行镇守，又以蒙古草原东部的乌古、敌烈诸部牵制阻卜人，构成相对稳固的内亚边疆地带。 在保持内亚草原相对稳固统治的基础上，辽朝也开始向西拓展影响与联系，“Khitai”为逐渐为阿拉伯世界所知晓。美国《宋元研究杂志》2013年刊发了彭晓燕《探索辽朝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移民、外交、商业与相互认知》，概述了辽与中亚各国、阿拉伯国家之间曾发生的各种关系；金安雅（Anya King 音译）《早期伊斯兰文献对契丹辽的记载：贸易的作用》一文则探索了契丹之意义在西方伊斯兰世界的传播、演化史。总的来看，因资料稀缺，学界对此问题尚无较为全面的研究，随着近年学界对阿拉伯、波斯文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相信这一领域会在以后取得更大进展。 通过梳理国外内亚史研究思潮与辽史研究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从内亚视角看辽史，不是要将辽王朝归入内亚草原帝国，或者所谓“北亚史”之序列，而是使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情境，客观地认知辽代历史的多元性。辽王朝将东北森林地带、内亚草原与中原农耕三大历史地域统合为一，为内亚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搭建桥梁，奠定了未来中国北方社会的发展基础。中国历史也藉由辽朝的北向经略，再一次影响到内亚草原历史进程的发展。因此，内亚视角是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