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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突厥汉文碑志叙录

http://www.newdu.com 2018-12-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吴玉贵 参加讨论

    
    本文所說的“古代突厥”,是指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活动在内亚特别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族群及其建立的政权,时间断限大概是在公元六世纪中叶至十世纪晚期(545-984年)。古代突厥活跃在内亚历史舞台上的四百多年,构成了内亚历史的重要篇章,也对中国中古时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代政权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都是由突厥语族的沙陀人建立。汉文传统文献系统记载了突厥、铁勒诸部、突骑施、回鹘、黠戛斯、沙陀等众多的操突厥语的族群以及由他们建立的突厥第一汗国、铁勒汗国、西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突厥第二汗国、突骑施汗国、回鹘汗国、黠戛斯汗国等游牧政权的历史,是研究古代突厥历史的最系统和最基础的史料。
    
    以古代突厥人物为主题的汉文碑志,是古代突厥汉文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讨论的碑志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神道碑,一是墓志[①]。
    
    中国传统金石学或碑刻学,是以碑志的刻石或拓片文字作为研究对象,举凡墓碑或墓志的形制、纹饰、字体、刻工、书法、拓本等等,都是传统金石学或碑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在传统文献中留存的大量碑志篇章则被明确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②]。对于以“石刻”及相关内容为主要对象的碑刻学来说,这种区分自然无可厚非。但是金石学或碑刻学的这种以“石”为限的畛域区隔,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者对碑志史料的认识和利用。在学者介绍或研究碑志史料时,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将保留在传统文献中的碑志史料与刻写在石质材料上的碑志文字割裂开来,甚至排除在了研究对象之外。比如黄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学》专设“金石类”,介绍了《集古录》、《金石录》、《金石萃编》《金石续编》、《金石萃编补正》、《八琼室金石补正》、《唐代墓志汇编》等著录碑志的著作,但没有涉及到传统文献中所见的大量碑志史料。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见诸石质材料上的碑刻文字与留存在传统文献中的碑志篇什,属于性质完全相同的史料,并无高下轩轾之分,所以我们这里将见诸汉文传统文献的古代突厥碑志史料,与刻写在石质材料上的汉文突厥碑志,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土的突厥语诸族的汉文墓志很少,汉文传统文献中的碑志史料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收罗史料最称繁富,但在“突厥人碑志”下也只著录了《突厥人澈墓志》等10种碑志史料[③]。近30年来新出土了大量汉文古代突厥墓志,而且传统史料的发掘也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以下试将作者所见传统汉文文献中的突厥碑志史料及新出汉文突厥碑志略作介绍,希望能对全面了解古代汉文突厥碑志有所帮助。
    
    一、汉文古代突厥神道碑
    
    神道碑和墓志都属于镌刻(或准备镌刻)在石质材料上的纪念或表彰死者的文字。前者一般都矗立在地表之上,而后者则安置在墓穴之内。神道碑主要内容记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谱系、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和纪念性文字,主体部分用散文写成,附在正文后的“铭文”用韵文写成。一般而言,神道碑的资料主要是以家传或行状为基础撰写而成,类似于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但正史人物传记经过史官或史家的进一步剪裁,属于著述史料,而碑志史料则属于原始史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唐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立碑,碑文、碑石也分别由秘书省著作局和将作监甄官署负责。[④]立碑是一项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活动。唐初突厥第一汗国亡国后,大批突厥将领进入唐朝,在汉文文献中有许多为突厥人立碑的记载。如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和八年(634)突厥突利可汗、颉利可汗先后去世,都曾由岑文本作文立碑纪念;[⑤]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降唐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去世后陪葬唐太宗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⑥];铁勒仆固部首领仆固乙突在高宗仪凤三年(678)去世后,“凡厥丧葬,并令官给,并为立碑”等等,[⑦]不胜枚举。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碑铭大多已湮没无闻,现在能见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据我们调查,见于著录或有录文的古代突厥汉文神道碑有21通,其中7通只见于著录,内容已佚。以下试根据立碑(或下葬、卒年)年代先后,略加介绍。
    

《史大奈碑》[⑧]


    撰者、行款不详,整理后正文残存570字。
    
    新发现的保留在敦煌文书中的《史大奈碑》,是当时人用于习字的范本,由于是习字,所以单字或段落都有重复书写的现象,增加了辨识内容的困难。现在见到的碑文,是经过整理重新连缀而成。[⑨]史大奈,又称“阿史那大奈”、“特勤大奈”,东突厥阿波系首领,隋炀帝大业七年(611)与阿波系处罗可汗入降隋朝,与所属部落被安置在楼烦郡。曾参加辽东战争。隋恭帝义宁元年(617),率部追随李渊父子起兵,从太原南下,在唐初与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战争中屡建殊功,是唐初著名的功臣。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史大奈曾任丰州都督,封窦国公,统领新入降的突厥部落。贞观十一年(637)卒,十二年(638)陪葬昭陵。又,史大奈其人,《新唐书》卷一一○有传,作“史大柰”,《旧唐书》作“史大奈”[⑩],《资治通鉴》“史大柰”与“史大奈”混称。[11]传统文献未记载史大奈先辈,碑称祖父为莫贺可汗,父亲为失咄弥设。为了解突厥世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李思摩碑》[12]


    撰者、行款、字数不详。
    
    李思摩,曾祖伊利可汗土门,祖佗钵可汗,父咄陆设。隋末为俱陆可汗,统漠北铁勒诸部。贞观四年(630)突厥亡国后入唐,任化州都督、夏州都督,封怀化郡王,统领突厥降众。十三年(639),授乙弥泥孰可汗,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十八年(644),被薛延陀逼迫返回河曲。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壬寅卒于长安居德里,同年葬昭陵。明人赵崡曾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携搨工游历昭陵访碑,据他在《石墨镌华》中记载,在九嵕山“得隋碑二、隋墓志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迟公、杜淹、李思摩、顺义公、先妃陆氏、清河公主碑额六。”则昭陵《李思摩碑》的碑额在明代仍存于天壤之间。又,据《通典》载,李思摩“卒于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坟以象白道山,诏立碑于化州。” [13]则唐廷又曾在化州特别为李思摩立碑。未知昭陵之碑,与化州碑的关系如何。
    

《阿史那步真碑》[14]


    撰者、行款、字数不详。
    
    此碑原载于北宋田概所撰《京兆京石录》,原题《唐大将军可汗阿史那步真碑》,《宝刻丛编》据以著录。阿史那步真是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的族兄,也是西突厥室点密可汗的后裔。贞观十三年(639)二人发生矛盾,步真密谋杀害弥射弟侄20余人,弥射无法在西域立足,遂率部降唐,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在贞观十四年(640)高昌战役期间,步真以所部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莎尔)降唐,授左屯卫大将军。高宗显庆二年(657)为流沙安抚大使,配合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被唐朝任命为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领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高宗龙朔二年(662),步真与弥射发西突厥兵,随唐将苏海政征讨龟兹,途中步真诬告弥射谋反,苏海政枉杀弥射,引发西突厥族众的不满。不久,阿史那步真也在高宗乾封二年(667)去世,[15]陪葬昭陵。
    

《阿史那弥射碑》[16]


    撰者、行款、字数不详。
    
    《金石录》原题《唐兴昔亡单于阿史那弥射碑》。《金石录》谓碑文所载事迹多与《旧唐书》合。按,阿史那弥射为西突厥室点室可汗五代孙,因与族兄阿史那步真矛盾,贞观十三年(639)入唐,授右监门大将军。二十二年(657)以右卫大将军的身份,与阿史那步真一起参加平定阿史那贺鲁的战役,招抚西突厥部众。战后,弥射留在西突厥故地,任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领西突厥五咄陆部落。高宗龙朔二年(662)被唐将苏海政以谋反名义杀害。据《金石录》,碑立于高宗咸亨四年(673)二月,上距弥射去世已有12年之久。弥射死后十余年始由唐朝政府出面立碑,透露了唐朝对西突厥政策转变的重要信息。又,除了碑目题名外,赵明诚明确称:“碑云单于讳某,字弥射,而缺其名不书”[17]。则碑作“兴昔亡单于”,与传统文献称弥射为“兴昔亡可汗”不同。
    

《阿史那忠碑》[18]


    32行,滿行82字,正文存1857字。
    
    碑额篆题《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薛国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据赵明诚著录原题《阿史那府君之碑》。[19]阿史那忠,字义节,东突厥启民可汗同母弟苏尼失之子。《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有传。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败亡前夕,颉利可汗逃至苏尼失处,苏尼失令阿史那忠生擒颉利献与唐军,并一起率部众降唐。入唐之后,苏尼失受封为怀德郡王,北宁州都督,阿史那忠授左屯卫将军,赐婚宗室女定襄县主。贞观八年(634)四月阿史那苏尼失死后,阿史那忠袭封薛国公。此后率部屡立战功,先后任长州都督、左武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等职。高宗上元二年(675)卒于洛阳尚善里私第,陪葬昭陵之安乐原。碑立于同年十月乙酉,现藏昭陵博物馆。
    
    《新唐书》本传称阿史那忠“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赵明诚指出此碑“题云《阿史那府君碑》”,且《元和姓纂》亦谓阿史那氏改姓史在开元年间(713-741)。怀疑《新唐书》失误。今按,《旧唐书·阿史那忠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亦谓尚主易姓,同误。[20]
    

《安侯碑》[21]


    李至远撰,行款不详,正文存1524字。
    
    原题《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安侯为突厥第一汗国境内的粟特人。祖父乌唤,在突厥任颉利吐发,“番中官品,称为第二”。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崩溃后,安侯与父安朏汗一起率五千余人进入唐朝,唐置维州,以朏汗为刺史,封定襄县公。安侯继任维州刺史,统领原部众。高宗调露二年(680)卒于洛阳,永隆二年(681)二月二十三日葬于雍州长安县孝悌乡。维州地望不详,但可以肯定,不是唐剑南节度使辖下之维州(治今四川理县)。据碑载,安侯之子思恭曾任唐六胡州之鲁州刺史,则维州或者也在六胡州左近之地。
    

《契苾明碑》[22]


    娄师德撰,殷玄祚书,37行,满行77字,正文存2495字。
    
    原题《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铭并序》。碑额作《大唐故大将军凉国公契苾府君之碑》。契苾明曾祖为铁勒契苾部首领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祖契苾葛,父契苾何力。契苾明本人历任贺兰州都督、凉州镇守副大使、柏海道经略使、左骁卫大将军、右豹韬卫大将军、怀远军经略大使、燕然道大使、凉·甘·肃·瓜·沙五州经略使等职,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卒于凉州姑臧县之里第,万岁通天元年(696)葬于咸阳先茔,碑立于玄宗先天元年(712)。碑称:“原夫仙窟延祉,吞雹昭庆,因白鹿而上腾,事光图牒;遇奇峰而南逝,义隆缣简。邑怛于是亡精,鲜卑由其禠魄,恤胤于前凉之境,茂族于洪源之埊,良史载焉,此可略而志也。” 反映了契苾部始祖传说和早期历史,值得特別关注。
    

《阙特勤碑》[23]


    唐玄宗御制、御书,12行,行36字,正文残存400字。
    
    原题《故阙特勤碑》。阙特勤,突厥第二汗国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默啜可汗去世后,阙特勤尽杀默啜诸子及亲信,立其兄默棘连为苾伽可汗(传统文献作“毗伽可汗”),阙特勤为左贤王,“专典兵马”,以“善战”著称。开元十九年(731)卒,开年二十年(732)七月葬并立碑。此碑为汉文与古突厥鲁尼文合璧碑,由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立。汉文内容为唐玄宗御制、御书。除了传统史料外,新发现的《张去逸墓志》也记载了唐使为阙特勤立碑事[24]。
    

《苾伽可汗碑》[25]


    李融撰,唐玄宗御书。24行,下半全泐,每行字数不详,正文残存294字。
    
    苾伽可汗,骨咄禄可汗长子,阙特勤之兄,开元四年(716),继默啜可汗之后任突厥第二汗国可汗,传统史料中多称“毗伽可汗”。开元二十二年(734),苾伽可汗被大臣梅录啜毒杀,国人杀梅录啜,立苾伽可汗子为登利可汗。登利可汗派遣使者哥利施颉斤入唐告哀,重申双方父子关系,并请求唐朝提供治丧所需物品,玄宗命史官李融撰写碑文,由自己亲自书写,并委派李佺为吊祭使出使突厥,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建碑立庙。与《阙特勤碑》一样,《苾伽可汗碑》也是汉文和古突厥鲁尼文合璧碑。
    

《阿史那毗伽特勒碑》[26]


    贺兰进明撰,李旻正书,行款不详。《宝刻丛编》转录自佚书《京兆金石录》。
    
    原题《唐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碑》,“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应该就是《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之“阿史那毗伽特勤”,据《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载,开元五年(717),阿史那毗伽特勤受封左贤王,十二年卒(724),碑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立碑时间在下葬七年之后。
    

《浑元忠碑》[27]


    撰者、行款、字数不详。《宝刻丛编》转录自《京兆金石录》。[28]
    
    原题《唐辅国大将军浑元忠碑》。浑元忠,应与浑元庆家庭相同,出自铁勒浑氏[29],开元四年(716),唐命铁勒九姓共出兵伐东突厥默啜,有“左卫大将军浑元忠”[30],应即其人。元忠卒年、葬年及立碑时间俱不详,姑附于开元末。
    

《康阿义屈达干碑》[31]


    顏真卿撰,行款不详。正文存2112字。
    
    原题《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康阿义屈达干,柳城人,北蕃十二姓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驸马。父颉利发,默啜衙官,知部落都督。康阿义屈达干曾任默啜可汗宰相。天宝元年(742)东突厥国乱,与众部落一起入唐,拜左威卫中郎将,后转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属将,迁右威卫将军,拜范阳经略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其子没野波任安史军先锋。肃宗至德二载(757),与四子没野波、英俊、屈须施、英正及部众降唐,拜金吾卫大将军,封清河郡开国公。四子之中,没野波、英俊以勇悍著称,没野波妻阿史那氏。康阿义屈达广德二年(764)卒于长安胜业坊私第,永泰元年(765)葬于万年县长乐原。
    

《浑瑊碑》[32]


    权德舆撰,行款不详,正文存1540字。
    
    原题《唐故朔方河中晋绛邠宁庆等州兵马副元帅河中绛邠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河中尹上柱国咸宁郡王赠太师忠武浑公神道碑铭并序》。浑瑊,九姓浑部酋长浑释之之子,《旧唐书》卷一三四、《新唐书》卷一五五有传。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世代任皋兰州都督。浑瑊历玄、肃、代、德四朝,屡立战功,先后任朔方、河中节度使,封咸宁王,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卒,十六年(780)葬于长安万年县洪固原并立碑。配亨德宗庙。碑称:“令弟辅国大将军、右领军卫将军、武当郡王玘与诸孤等推烝彝景钟之义,因职丧以闻,有诏词臣刻石传信,乃采其赞书侯表,作神道碑。”
    

《李良臣碑》[33]


    李宗闵撰,杨正书,25行,满行66字,正文存764字。
    
    原题《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鸡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赠太保李公墓碑》。李良臣,祖贺之,父延丰,铁勒阿跌部首领,世袭鸡田州刺史。良臣为郭子仪部将,宝应二年(763)卒,贞元十一年(795)葬于“太原府城东南孝敬原”。元和年间(806-820),良臣以子李光进、李光颜有功,被唐廷追封太保,赐姓李氏;夫人史氏追封燕国太夫人。碑称李良臣“少为阿史那可汗所重,以其贵女妻之”云云,则其妻“史氏”就是突厥阿史那女。
    

《李光进碑》[34]


    令狐楚撰,嗣子李季元书,27行,行68字,正文存1455字。
    
    原题《唐故朔方灵盐等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左仆射李公碑铭》。李光进,李良臣子,出自铁勒阿跌部。历任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灵武节度使等职,封安定王。元和十年(815)卒,十一年(816)葬于“太原府东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818),李光颜平淮西立功,上疏朝廷,请为李光进立碑。碑称“公之先本阿跌氏,出于南单于左厢十二姓”,为研究铁勒诸部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李光颜碑》[35]


    李程撰,郭虔书,翟文剬刻字,29行,行60字,正文存1362字.
    
    原题《唐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太原尹北都留守赠太尉李公神道碑并序》。李光颜,李光进弟,出自铁勒阿跌部。在唐屡立战功,受名将马燧器重。历任代、洺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凤翔节度使等职。敬宗宝历二年(826)去世,三年(827)葬于太原府太原县孝敬原。碑称“夫人陇西县太君阿史那氏祔焉”,则光颜与其父李良臣一样,也娶阿史那氏女为妻。
    

《史孝章碑》[36]


    刘禹锡撰并书,行款不详,正文存1470字。
    
    原题《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孝章为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之子,《旧唐书》卷一八一、《新唐书》卷一四八有传。碑称“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未明言为突厥语诸族。惟《史孝章墓志》称“蕃中人呼阿史那氏,即其苗蔓也”,则可以肯定为突厥人。孝章累官至鄜坊丹延节度使,文宗开成三年(838)卒于靖恭里私第,次年(839)葬于洛阳。
    

《浑偘碑》[37]


    路岩撰,行款不詳。正文存2040字。
    
    原题《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偘,浑瑊孙。出自铁勒浑部。以将门子,历任右龙武军仓曹参军,历太常寺主簿、太府寺丞、左赞善大夫、左金吾卫大将军、司农卿、检校工部尚书、金吾大将军等职。宣宗咸通二年(861),任武昌军节度。六年(865)三月,卒于长安大宁里,同年葬于万年县。
    

《阿史那德昌碑》[38]


    有目无文[39]。《宝刻丛编》题作“唐辅国大将军阿史那德昌碑”。据《唐会要》,昭陵陪葬大臣有“大将军阿史那德昌”[40],应即此人。
    

《哥舒曜碑》[41]


    原题《唐云麾将军哥舒曜碑》。有目无文。《宝刻丛编》转录自《京兆金石录》。舒曜,突骑施哥舒部酋领,唐名将哥舒翰子。
    

《哥舒赞碑》[42]


    原题《唐诸道兵马副元帅哥舒赞碑》。有目无文。《宝刻丛编》转录自《京兆金石录》。哥舒赞无考,应即突骑施哥舒部人。
    

二、汉文突厥古代突厥墓志


    墓志与神道碑的体裁和内容大体相同。据我们不完全调查,古代突厥汉文墓志有40方,远远超出神道碑的数量。而且除了《史继先墓志》是出自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节引外,39方墓志的内容大体完整,为研究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些墓志的主人中,有些在正史中有传,有些见于正史记载,有些同时还有神道碑传世,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政府对墓志没有具体的身份限制,从理论上讲,墓志资料涵盖的人群要比神道碑广泛得多。但从实际发现和留存的突厥墓志来看,绝大多数还是可汗或酋领的墓志,很少有普通民众的墓志存世。而且与唐朝一般墓志不同的是,有相当比例的突厥汉文墓志是由唐朝官方修撰的,如《契苾李中郎墓志》明确称“鸿胪护葬,庶事官给,著作司铭”。这些墓志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唐朝官方立场,但即便如此,汉文突厥墓志仍然可以为研究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不同的视角,丰富了突厥历史的内容。以下试按照下葬(或去世)年代先后,作简略介绍。
    

《北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墓志》[43]


    7行,满行7字,正文48字。1993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
    
    志盖题《周武德皇后志铭》。皇后为突厥木杆可汗之女,天和三年(568)嫁与周武帝为皇后。宣政元年(578)武帝去世后,被尊奉为皇太后。周静帝即位后(大象元年,579)尊为天元皇太后。隋开皇二年(582)卒,祔葬于周武帝孝陵。阿史那皇后,《周书》卷九、《北史》卷一四有传。《北史》称“武成皇后阿史那氏”,墓志称“谥曰武德皇后”,可知《北史》“武成”应是“武德”之误。
    

《突厥人彻墓志》[44]


    15行,满行15字,正文存220字,河南洛阳出土。
    
    墓志称彻为“塞北突厥人”。又称为“侠侄之苗胄,波斯之别族”,应该是居住在突厥汗国的波斯人。彻入隋任右屯卫、通议大夫。大业十二年(616)卒,同年葬于洛阳城北老子之乡大翟村。《突厥集史》辑录此墓志,可能因为拓本不精,误“彻”为“澈”。又,北京图书馆藏拓本一字不阙,赵万里先生题作“□彻墓志”[45],亦不妥。又,赵万里先生说:“波斯为大月氏之别种,与突厥无涉,志文混为一谭,何耶?”今按,突厥汗国境内有粟特人,有隋人、唐人等来自不同地区或政权的人群,彻作为入居突厥汗国的波斯人,并非“与突厥无涉”。
    

《史善应墓志》[46]


    27行,满行27字,正文存664字,陕西西安长安区出土。
    
    原题《大唐故左卫将军弓高侯史公墓志铭》。史善应,曾祖缬杰娑那(即传统史料突厥第一汗国之乙息记可汗),祖乙史波罗(即传统史料突厥第一汗国之沙钵略可汗),父褥檀特勤(即传统史料之褥但特勤)。史善应大概在文帝开皇十九年(599)随父入隋,值漠北战乱,留在了隋朝。大业五年(609),从炀帝征辽东。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与兄达漫(即传统史料阿波系突厥处罗可汗)一起归唐,封弓高县开国侯。贞观四年(630)突厥第一汗国亡国后,任北抚州刺史,统领东突厥降众。十二年(638),“追为左卫将军”,十六年(642)卒于长安隆庆里,十七年(643)葬于雍州万年县洪原乡少陵原。《资治通鉴》也记载了史善应任北抚州刺史事[47],可与墓志相参证。
    

《李思摩墓志》[48]


    34行,满行35字,正文1109字。1992年与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一起出土于陕西省醴泉县昭陵乡。
    
    原题《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墓志铭并序》。思摩曾祖伊利可汗,志作“伊力可汗”;祖佗钵可汗,志作“达拔可汗”。父咄六设,志作“咄陆设”。志称“以可汗之孙,授波斯特勒,俄迁俱陆可汗,统薛延陀、回纥、暴骨(即传统文献之“仆骨”或“仆固”)、同罗等部。后为启民所破,拘于隋室,炀帝亲释其缚,赐物五百段,仍放还蕃。”可以补充隋文帝仁寿三年至四年期间(603-604)在隋朝扶植的启民可汗的打击下,突厥汗国全面溃败的状况。又,传统史料记载,李思摩是在突厥汗国亡国后,与颉利可汗同时被唐军擒获,[49]即在贞观四年(630)三月,但是志称“贞观三年,匈奴尽灭,公因而入朝。主上嘉其乃诚,赐姓李氏,封怀化郡王、右武卫大将军”。将此事系于三年。而且下文《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也记载,“逮贞观三年,匈奴中乱,思摩率众,因而归朝。预识去就之机,抑亦夫人之助。”既称“预识去就之机”,则李思摩降唐应在贞观三年(629)突厥亡国前夕,而不是在之后。入唐之后,李思摩历任化州都督、夏州都督,封怀化郡王,统领突厥降众。十三年(639),授乙弥泥孰可汗,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十八年(644),被薛延陀逼迫返回河曲。二十一年(647)卒于长安居德里,同年葬昭陵。
    
    又,志称“须卜挹其谟猷,类轻尘之栖嵩岳;呼衍钦其令望,如涓流之会谷王。以可汗之孙”云云,《昭陵碑石》、《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录文俱以“王”字属下句,误。[50]
    

《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51]


    25行,满行25字,正文563字,1992年与夫《李思摩墓志》一起出土于陕西省醴泉县昭陵乡。
    
    原题《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李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并序》。统毗伽可贺敦为李思摩妻,曾祖莫贺啜颉筋,祖莫汗达官,父区利支达官。贞观三年(629)随阿史那思摩入唐,十二年(638)受封为统毗伽可贺敦。二十一年(647)八月卒于“夏州濡鹿辉”之所,与思摩合葬于昭陵。
    

《阿史那摸末墓志》[52]


    21行,满行21字,正文372字,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原题《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之铭》。阿史那摸末,曾祖阿波设(即传统史料处罗侯),祖启民可汗,父啜罗可汗(即传统史料处罗可汗),突厥第一汗国末期,摸末因受颉利可汗猜忌,在贞观三年(629)入唐,后历任上大将军、右屯卫将军,贞观二十三年(649)卒于长安宣阳里,同年葬于长安万年县龙首乡。
    

《阿史那婆罗门墓志》[53]


    15行,满行15字,正文175字。2005年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征集。
    
    原题《大唐故右屯卫郎将阿史那婆罗门墓志铭并序》,志盖题《大唐故屯卫郎将赠那州刺史阿史那婆罗门志铭》。阿史那婆罗门为突厥第一汗国末代颉利可汗之子,入唐任右屯卫郎将,高宗永徽二年(651)卒,葬于灞原。
    

《执失奉节墓志》[54]


    30行,满行31字,正文904字,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
    
    原题《大唐故右领军常乐府果毅执失府君墓志之铭》。执失奉节,唐朝名将执失思力之子,执失武之孙。起家千牛备身,贞观二十一年(647)参加昆丘道行军,随阿史那社尔出征西域,破处月、处密部立奇功,加上骑都尉。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三年(658)葬于雍州长安县高阳原。墓志原文未记载执失奉节祖、父名字,仅称“大父皇朝上柱国、安国公、食邑三千户”,“父左骁卫大将军、定襄都督、驸马都尉、上柱国,袭爵安国公”,与执失思力及其父执失武的历官完全一致,而且称奉节父“降匹王姬”,又称“丑徒背义,包藏乐祸。潜拟忠良,奄罹刑宪”,“在法难违,遂甘遐裔”云云,也与执失思力尚九江公主,因交通房遗爱配流巂州诸事一一相契。可以肯定,执失奉节的父、祖就是执失思力与执失武,《执失奉节墓志》作于显庆三年,此时执失思力尚配流岭南,还没有得到平反,墓志不提执失思力与执失武的姓名,当与此有关。
    

《史崇礼墓志》[55]


    30行,满行30字,正文存853字,陕西西安长安区出土。
    
    原题《大唐故广济府左果毅都尉弓高侯史君墓志铭》,盖题《大唐故史君墓志之铭》。史崇礼为史善应之子,袭父弓高县开国侯封爵,高宗麟德二年(665)授泾阳县广济里广济府果毅都尉。总章二年(669)卒于任。三年(670)葬于明堂县(高宗乾封元年,分万年县置明堂县)洪源乡(即洪原乡)少陵原。
    

《阿史那伽那墓志》[56]


    20行,满行20字,正文存304字。
    
    原题《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武卫中郎将阿史那伽那墓志铭并序》。阿史那伽那,突厥末代颉利可汗孙,武则天所封归义可汗阿史那感德之父。墓志未记载伽那历官,题称曾任“行左武卫郎将”。咸亨二年(671),伽那卒于洛阳道术里,同年葬于长安城西昆明池北马祖原。
    

《阿史那忠墓志》[57]


    崔行功撰,44行,满行44字,正文存1719字。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醴泉县阿史那忠墓。
    
    原题《唐故右骁卫大将军兼检校羽林军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铭并序》。阿史那忠,曾祖大原(突厥第一汗国乙息记可汗?),祖邕周(突厥第一汗国沙钵略可汗?),父苏(即传统史料之苏尼失)。阿史那忠,《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有传。贞观四年(630),阿史那忠与父苏尼失擒突厥颉利可汗降唐。阿史那忠袭父薛国公爵,任检校长州都督,在唐初屡立战功,尚唐宗室女定襄县主。高宗上元二年(675)卒于洛阳尚善里,同年葬于昭陵。《新唐书》本传称阿史那忠因为娶唐室公主,“始诏姓独著史”。赵明诚《金石录》考证说,《阿史那忠碑》题“阿史那府君之碑”,可知并没有改姓,怀疑《新唐书》有误。今按,墓志原题也作“阿史那贞公”,赵说是。
    

附《阿史那忠墓镇墓石》[58]


    24行,行11-13字,675年葬,1972年与《阿史那忠墓志》同时出土。
    
    镇墓石文字分四面刻写,每面5-7行不等,各行开头用干支及八卦名,如“甲,甲神王葬后保佑存亡安稳”,“巳,墓录金匮在巳,保佑存亡安稳”,“艮,艮山神王保佑葬后存亡安稳”等。四神排列方位与传统认识不同,如朱雀应在南而镇墓石刻写在东面,玄武应在北而刻石在西,青龙应在东而刻石在北,白虎应在西而刻石在南。各方鬼神名目与已知镇墓石有所不同。
    

《仆固乙突墓志》[59]


    28行,满行31字,正文存605字,2009年出土于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县。
    
    原题《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仆固乙突,出自铁勒仆固部首领家族,祖歌滥拔延、父思匐,相继担任金微州都督,仆固乙突应即见于高宗乾陵蕃酋题铭之“仆固乞突”[60],在父亲去世后继任金微州都督,曾参加过唐朝对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战争,授左武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封林中县开国公。仪凤三年(678)卒,葬于缬碖原(在今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县)。
    

《阿史那感德墓志》[61]


    45行,滿行45字,正文1603字,2000年出土于河南洛阳。
    
    原题《大周故冠军大将军行右鹰扬卫将军归义可汗阿史那府君墓志铭并序》。阿史那感德,曾祖颉利可汗,祖特勤,父伽那。据志,感德在垂拱三年(687)被武则天册命为归义可汗,“嗣守蕃叶”。历任右豹韬卫将军、冠军大将军、行右鹰扬卫大将军等职。天授二年(691)卒于洛阳从政里私第。三年(692),葬于洛阳城南毕圭乡。志称“夫人阿史德,即镇军大将军、行右武卫大将军、兼定襄都督五州诸军事、右羽林军上下、五原郡开国公之第二女也”,此女应该出自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家族[62]。
    

《安菩墓志》[63]


    22行,满行22字,正文446字,1981年出土于洛阳龙门。
    
    原题《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安菩家族为世代居住突厥汗国的安国人,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崩后率部众降唐,封定远将军。安菩之子安金藏,是唐朝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传》上、《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有传。安金藏原是武则天朝太常寺太医署的工人,睿宗为太子时,金藏任太子侍从。当时有人诬告太子谋反,安金藏不惜剖胸证明太子清白,最终感动武则天,使睿宗幸免于难。志载安菩母卒于长安四年(704),与两《唐书》本传“神龙(705-707年)初”略有差歧。《旧唐书》本传称母亲去世后,安金藏“庐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又自李树盛冬开花,犬鹿相狎。本道使卢怀慎上闻,敕旌表其门。”与墓志“天玄地厚,感动明祇,敕赐‘孝门’,以标今古”,可相互发明。睿宗继位后,以安金藏为右武卫中郎将,玄宗更“下制褒美,擢拜右骁卫将军,乃令史官编次其事”。开元二十年(732),“特封为代国王,仍于东岳、西岳等鑴碑勒其名”[64]。安菩死后,配飨睿宗庙廷,备极哀荣。在入唐突厥汗国诸首领的后代中是仅见的一例。德宗建中四年(783),赠兵部尚书,“授其子承恩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庐州长史”(《新唐书》本传作“大历中”),直到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仍以安菩远房孙敬则为太子右谕德(《新唐书》本传),余荫延绵不绝。安菩在高宗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窆于龙首原南平郊,中宗景龙三年(709)十月廿六日葬于洛阳市龙门东山北麓。
    
    

《契苾夫人墓志》(一)[65]


    行款不详,正文存505字。
    
    原题《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此契苾夫人为贺兰州都督契苾明(契苾何力子)之女。中宗神龙二年(706)卒于皋兰州官舍,睿宗景云二年(711)迁窆于贺兰山南原,祔先茔。
    

《阿史那氏墓志》(一)[66]


    20行,满行19字,正文313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
    
    原题《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夫人为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曾孙,阿史那斛瑟罗之孙,阿史那怀道长女,17岁嫁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府君,封金城县君。开元七年(719)卒于军舍,八年(720)迁祔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
    

《契苾夫人墓志》(二)[67]


    22行,满行22字,正文共430字,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醴泉县。
    
    原题《唐故契苾夫人墓志并序》。此契苾夫人为唐初名将契苾何力第六女,嫁与右金吾将军、常山县开国公“史氏”。从突厥语诸族碑志判断,汉文所称突厥语诸族之“史氏”,大多为阿史那氏。夫人开元八年(720)终于长安居德里,九年(721)“陪于昭陵旧茔”。
    

《阿史那勿施墓志》[68]


    22行,满行22字,正文存437字,1956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
    
    原题《大唐故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勿施墓志并序》。阿史那勿施,阿史那摸末之子,起家任郎将,神功元年(697)卒于河南府新安里官舍,开元十一年(723)与夫人赵氏合葬于长安龙首原。
    

《阿史那哲墓志》[69]


    25行,满行26字,正文485字,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
    
    原题《大唐故□武将军行左骁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哲墓志并序》。阿史那哲,阿史那勿施之子,起家授郎将,历任左骁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幽州北道经略军副使。开元十年(722)卒于河南府当上宿卫,十一年(723)葬于长安“延兴门外五里龙首之原”。
    

《毗伽公主墓志》[70]


    23行,满行22字,正文422字,出土于陕西西安市。
    
    原题《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毗伽公主为突厥默啜可汗之女,嫁踏没施达干阿史德觅觅,开元(713-741年)初,因突厥内乱入唐,阿史德觅觅封云中郡开国公,公主封云中郡夫人。阿史德觅觅犯法,公主没入宫廷。后被放免,寄住在默啜可汗之子默特勤(志称公主“亲兄”)长安私宅。开元十一年(723),公主卒于默特勤位于长安怀德坊之宅,同年葬于长安县龙首原。志谓默啜可汗为“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谓毗伽可汗默棘连(志称公主“家兄”)为“三十姓天上得毗伽煞可汗”。
    

《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71]


    著作佐郎徐峻撰,秘书省楷书手李九皋书,30行,满行31字,正文存810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
    
    原题《唐赠左骁卫大将军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铭并序》。阿史那毗伽特勤为颉利突利可汗(即唐初之突利可汗?)曾孙,开元三年(716)率部落南下降唐,拜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帮助唐朝与九姓一起击杀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可汗。五年(717)受封左贤王,“兼检校新旧降户,假牙帐及六纛”,七年入朝(719)。八年(720),转任陇右、朔方二军游奕使。十二年(724)卒,葬于长安县龙首乡。
    

《执失善光墓志》[72]


    34行,满行34字,正文存1100字,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醴泉县。
    
    原题《大唐故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兼尚食内供奉执失府君墓志铭并序》。执失善光曾祖淹,东突厥颉利发,隋末从唐高祖李渊自太原南下立功。祖武,突厥颉利发,唐授大将军、安国公。祖思力,唐初功臣,尚高祖女九江公主。父莫诃支(原录文作“莫诃友”),任执失州刺史。善光任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兼尚食内供奉。开元十年(722)卒于洛阳,十二年(724)陪葬昭陵。
    

《契苾嵩墓志》[73]


    28行,满行29字,正文存770字,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
    
    原题《大唐故特进凉国公行道州别驾契苾公墓志铭并序》。契苾嵩,契苾何力之孙,契苾明之子。继父、兄之后为贺兰州都督,任右领军卫大将军、赤水军副使。因“为子娇逸,言误侍臣”,开元十五年(727)贬连州别驾,后迁道州别驾。十八年(730)卒于道州任所,同年,葬于咸阳洪渎原先茔之侧。墓志称“先祖海女之子,出于漠北乌德建山焉”,是研究突厥起源传说的重要史料。又,《旧唐书》卷一○三《王君㚟传》谓契苾嵩因与回纥结姻而贬,与墓志所载不同。
    

《契苾尚宾墓志》[74]


    堂兄契苾梁宾撰并书,19行,行19字,正文286字。1999年自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征集。
    
    原题《大唐故三品孙吏部常选契苾府君墓志并序》。契苾尚宾,契苾何力曾孙,祖光,父嶔。尚宾,开元二十一年(733)卒于长安,同年葬于咸阳北原。
    

《炽俟弘福墓志》[75]


    陆芷书,29行,满行29字,正文748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
    
    原题《□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上柱国天兵行军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逻禄使炽俟府君墓志铭并序》。炽俟弘福家族世代为葛逻禄部炽俟部酋领。曾祖娑匐颉利发,祖步失,父力,世袭大漠州都督。弘福历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曾任天兵行军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逻禄使,因处置突骑施事不当,被贬为蕲州蕲川府折冲。中宗神龙二年(706)贬官途中死于剑门县。夫人沙陀氏,开元二十四年(736)祔葬于长安高阳原。
    

《俾失十囊墓志》[76]


    25行,满行26字,正文574字,西安市郊出土。
    
    原题《大唐故特进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俾失公墓志铭并序》。志称俾失十囊,字自牧,阴山人。父裴罗支阙俟斤。据墓志,突厥可汗以女嫁十囊,“兼绾衙务”,属于可汗近臣。开元初,俾失十囊来朝,拜特进,加授右武卫大将军,封雁门郡开国公。开元二十六年(738)卒于长安醴泉里私第,二十七年(738)葬于长安县龙首原。墓志称“汉南风景,将徙谷而陵迁;辽东城墎,恐人非而物是。”可能是从辽东入朝的突厥首领。十囊其人又见于《册府元龟》,称开元四年“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支〕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史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77]。传统史料与墓志可相互补充。
    

《契苾李中郎墓志》[78]


    13行,满行16字,正文168字,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出土。
    
    原题《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赠右领军卫大将军墓志文》。志称李中郎为“西北蕃突厥渠帅之子”,“身奉朝宗之礼”“解其左衽,万里入臣”。显然是入朝为质的突厥侍子。李中郎天宝三载(744)“遘疾终于蒿街”,厝于安乐原,“鸿胪护葬,庶事官给,著作司铭”,一应丧事都由唐朝官方操办。
    

《阿史那氏墓志》(二)[79]


    王晦撰,23行,满行25字,正文168字,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出土。
    
    原题《故羽林军大将军张公故夫人天山郡何史那氏墓志铭并序》,志盖题《故天山郡夫人阿史那氏墓志》。原题“何史那氏”,即志盖及墓志正文之“阿史那氏”。“何史那”,或是译写不同,或是原刻笔误。志称“夫人姓阿史那,本部落左厢第二纛官、双河郡都督慑舍提噋啜第二女”。慑舍提噋又作摄舍提暾,原为西突厥五咄陆部之一,显庆三年(658),唐灭西突厥,以摄舍提暾部设双河都督府。夫人祖先世袭摄舍提暾部首领。墓志称夫人为“慑舍提噋啜第二女”,而摄舍提暾啜则是西突厥摄舍提暾部首领的官称,墓志以官称代指人名。又,志载,夫人嫁与唐朝西域将领张羲之,后随夫回到长安。据传统文献记载,张羲之参加了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734-736)唐朝与突骑施的战争,[80]墓志称张羲之“万人之敌,慈河作副,蒲海专征,战摧雄渠,威振胡国”,应该就是指张羲之参加突骑施之役的情况。入唐之后,夫人因张羲之功封天山郡夫人,天宝五载(746)终于长安万年县胜业里私第,六载(747)迁于洛交郡安昌乡张羲之祖茔。
    

《史瓘墓志》[81]


    贾彦璋撰,23行,满行24字,正文502字。200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市。
    
    原题《唐故朝议郎相州成安县令京兆史府君墓志铭并序》。史瓘为阿史那忠的曾孙,祖元暕(或单称暕),父思贞。瓘,天宝六载(747)卒于洛阳兴敬里私第,七载(748)与夫人薛氏合葬于洛阳伊汭乡西原。志称“门无嗣子”、“室绝执丧”,阿史那忠一支及此而绝。又,据《阿史那忠墓志》,阿史那忠谥“贞”,史瓘的父亲名“思贞”,应该有纪念阿史那忠的含意。
    

《炽俟辿墓志》[82]


    米士炎撰,27行,满行27字,正文存401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
    
    原题《□故游击将军右武卫中郎将炽俟公墓志铭并序》。炽俟辿,炽俟弘福长子,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曾在成均馆读书。开元年间(713-741)任左骁卫中郎将、右武卫中郎将。天宝十一载(752)卒于长安义宁里,十三载(754)葬于长安高阳原。夫人康氏。炽俟部为葛逻禄三部之一,与《炽俟弘福墓志》一样,《炽俟辿墓志》也自称“阴山人”,但在铭文中又称“乌丸苗裔”,可供研究漠北诸族族群认同参考。
    

《回纥琼墓志》[83]


    姨弟杨仲举撰并书,20行,满行20字,正文存339字,198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
    
    原题《大唐故翰海都督右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回纥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盖题《大唐故回纥府君墓志》。回纥琼,曾祖卑栗,右卫大将军;祖支,左卫大将军;父右金吾将军。志称回纥琼“家有可汗之贵”,又称“堂弟可汗兵雄勇壮。收两都之捷,功成未受,旋至上京”,应该是回纥登里可汗的堂兄。回纥琼参加收复两京战役,肃宗上元元年(760)遇疾,终于长安群贤里私第,同年迁厝于龙首乡。
    

《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84]


    14行,满行15字,正文165字。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
    
    原题《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夫人为“十二姓阿史那叶护可寒”阿史那从政(番名药贺特勤)之妻。志称阿史那从政为“十二姓叶护可寒、顺化王男”。顺化王就是见于传统文献记载的安史旧将阿史那从礼。安史军队攻克两京后,阿史那从礼率军驻长安。德宗至德元年(756),阿史那从礼率同罗、突厥逃往朔方,同年十一月,被郭子仪与回纥联军击败,旋又归附安史军,[85]并在乾元元年(758)三月或稍后,以顺化王的身份降唐,受封为怀德郡王.[86]墓志称阿史那从政为“顺化王男”,则仍然沿用了安史政权对阿史那从礼的封号。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在肃宗宝应元年(762)卒于布政里私第,同年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
    

《阿史那氏墓志》(三)[87]


    13行,满行15字,正文161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
    
    原题《阿史那氏金河郡夫人墓志并序》。阿史那氏为节度副使、太常卿公曳鹘祧妻。代宗广德二年(764)卒于长安布政坊里第,同年葬于长安县石井原。
    

《光绪墓志》[88]


    15行,满行17字,正文存188字。2011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
    
    原题《大唐故交河公主孙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绪墓志铭并序》。志称光绪为交河公主之孙,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在唐朝充质子。代宗永泰元年(765)卒,二年(766)葬于长安县承平原。交河公主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之女,玄宗开元十年(722)受封交河公主,嫁与突骑施可汗苏禄。二十七年(739),突骑施战乱,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迎取公主归唐。次年,又册封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并将其妻凉国夫人李氏封为交河公主,派兵送阿史那昕前往西域,接替突骑施对十姓故地的统治。阿史那昕被突骑施首领所杀,李氏与其子孝忠逃回唐朝。因为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与儿媳封号相同,而且其女儿的封号又有“交河公主”与“金河公主”两种不同记载,因而岑仲勉先生认为阿史那怀道女儿的封号应该是“金河公主”,史书误作“交河公主”[89]。《光绪墓志》的发现廓清了这个问题,即阿史那怀道之女、苏禄之妻的封号确实是交河公主,与阿史那昕妻子的封号相同。
    

《史继先墓志》[90]


    原文佚。宋赵明诚《金石录》节引部分内容。史继先曾祖牟雨可汗,祖墨啜可汗。父墨特勒,为突厥第二汗国右贤王,开元初年入唐,复被册封右贤王。继先在玄宗时任左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太守、河西节副度使,德宗建中元年(780)卒,葬年葬地不详。
    

《舍利石铁墓志》[91]


    16行,滿行26字,正文存307字。1985年出土於山西省太原市北郊。
    
    原题《唐故河东节度先锋马军兵马副使开府仪同三司试殿中监上柱国食邑三千户狄道郡王舍利公墓志铭并序》。志称舍利石铁 “北方人”,其父葛逻旃,“因九姓离散,投化皇朝,授蕃州刺史”,我们认为应该是开元三年(715)入降唐朝的铁勒九姓首领[92]。舍利石铁本人为马燧属将,因征讨田悦功,任河东节度使下马军兵马副使,封狄道郡王。贞元六年(790)卒于太原临汾里第,同年葬于城北义井村北平原。
    

《葛啜墓志》[93]


    崔述撰,16行,满行18字,正文187字。
    
    原题《故回鹘葛啜王子守左领军卫将军墓志并序》,志盖題《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葛啜为回鹘可汗后裔,父为车毗尸特勤,德宗贞元十年(794)与其兄“王子”阿波啜及部属入唐,十一年(795)卒,同年葬于长安张杜原。《葛啜墓志》在原石预留的空白处,刻写了19行突厥鲁尼文,与汉文内容相关。鲁尼文的发现,对突厥古文字和历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汉文内容反映了 跌氏骨咄禄取得回鹘政权后,将回鹘汗族药罗葛子孙流放到唐朝境内的历史,同时还纠正了《资治通鉴》年代记载的错误。
    

《史孝章墓志》[94]


    李景先撰,孙继书,44行,满行44字,正文1699字,200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市孟津县。
    
    原题《唐故邠宁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北海史公墓志并序》。史孝章曾祖道德,祖周洛,父宪诚。《新唐书》卷二一○《史宪诚传》谓“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志称“史氏枝派,或华或裔,在虏庭为贵种,在中夏为著姓”。“獯鬻以十氏为鼎甲,蕃中人呼阿史那氏,即其苗蔓也”。又称“公之出也,实系天枝,其本葛氏”,虽然不知“葛氏”确指,但可肯定孝章家族出自突厥语诸族群。孝章历任相·卫·澶三州节度使、鄜·坊·丹·延节度使,文宗开成三年(838)卒于长安靖恭里私第,次年(839)葬于洛阳河南县张阳村。孝章妻王氏,是镇州节度使王庭凑的女儿,出自回纥阿布思族。[95]
    

《契苾通墓志》[96]


    柳喜撰,李衮书,33行,满行36字,正文存963字,1979年在陕西咸阳征集。
    
    原题《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安北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麟胜等军州节度观察处置蕃落兼权充度支河东振武营田等使上柱国北海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契苾府君墓志铭并序》。契苾通,契苾何力五世孙。父漪,曾任持节都督胜州诸军事、胜州刺史。通以将门子历任贺兰都督府都督,东受降城使,胜、蔚、仪、丹四郡太守,左金吾卫大将军,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宣宗大中元年至八年间(847-854),曾两次出使突厥。大中八年(854)卒于官舍,葬于陕西咸阳。
    

《李克用墓志》[97]


    卢汝弼撰,王道源书,39行,满行42字,正文1303字,1989年山西省代縣出土。
    
    原题《唐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晋王墓志并序》。志称称克用四代祖益度、曾祖思葛,祖执仪,父国昌。“益度”应是“拔野古”之异译,与《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沙陀以拔野古为始祖合。曾祖“思葛”不详,从“祖执仪”(即传统文献之“朱邪执宜”)判断,则“思葛”其人应即朱邪尽忠。“尽忠”疑是入唐后改名,“思葛”应是原名。志称李克用四代祖、曾祖俱为“薛延陀国君”,与传统史料差歧较大,盖出自附会。克用后梁开平二年(908)卒,次年(909)归葬于代州雁门县里仁县常山里先茔。天祐四年(907)四月,朱全忠代唐,改元开平,墓志仍奉唐朝正朔,称卒于天祐五年。
    
    
    


    参考文献:
    
    [①] 神道碑和墓志以外与古代突厥直接相关的石刻资料,如谢偃《可汗山铭》、《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北周《京师突厥寺碑》、“昭陵十四蕃臣像衔名”、“乾陵六十一蕃臣像衔名”等纪功碑、题铭以及造像记等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②] 根据据黄永年先生提出的“碑刻学”的概念,“碑”包括墓志、造像等,“刻”则只包括石刻,不含文集中的碑志文字。《古文献学讲义》,中西书局,2014年,188页。
    
    

    [③] “澈”应是“彻”之误字。见下文。
    
    

    [④] 《唐六典》卷四《尚书省·礼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120页;卷一○《秘书省·著作局》,302页;卷二三《将作监·甄官署》,597页。唐人封演称:“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封氏闻见记校注》,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58页),则唐代应该是继承了隋的规定。
    
    

    [⑤]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中华书局,1996年,5412-5413页。
    
    

    [⑥] 《旧唐书》卷一○九《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3290页。
    
    

    [⑦] 参见下文《仆固乙突墓志》。
    
    

    [⑧]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0卷,郝春文策划、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48-353页。
    
    

    [⑨] 游自勇、赵洋《S.2078“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2014年,165-181页。
    
    

    [⑩]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5180页。
    
    

    [1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大业八年正月作“大奈”(中华书局,1956年,5658页);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5741页)及以下作“大柰”。
    
    

    [12] 《石墨镌华》卷七《附录》二《游九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18650-18651页。
    
    

    [13]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中华书局,1988年,5416页。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65页。
    
    

    [14] 《宝刻丛编》卷九《京兆府》下《醴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18247页。
    
    

    [15]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11373页。下文简称“《册府》”。
    
    

    [16] 《宋本金石录》卷四4《目录》“第七百《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中华书局据《古逸丛书》本影印,1991年,86页。
    
    

    [17] 《宋本金石錄》卷二四《跋尾》“唐兴昔亡单于阿史那弥射碑”,567页。
    
    

    [18] 《昭陵碑石》,張沛编著,三秦出版社,1993年,65页(图);190-192页(文)。参见《突厥集史》卷七《突厥部人列传碑志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779-786页。
    
    

    [19] 《宋本金石錄》卷二四《跋尾》“唐兴昔亡单于阿史那弥射碑”,567-568页。
    
    

    [20]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阿史那忠”误作“阿史那泥孰”(6041页)。
    
    

    [21] 《文苑英华》卷九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6年,4844-4845页。
    
    

    [22] 《金石萃编》卷七○,2-4页。参见《突厥集史》卷一五,801-805页;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64-65页,图版46、47。
    
    

    [23] 《突厥集史》卷一五,827-840页。
    
    

    [24] 《全唐文补编》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402-403页。
    
    

    [25] 《突厥集史》卷一五, 840-850页。
    
    

    [26] 《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长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8210页。
    
    

    [27] 《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长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8213页。
    
    

    [28] 《京兆金石录》田概撰,王钦臣序。约在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或稍前成书。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陈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31页。
    
    

    [29] 参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3379-3380页。
    
    

    [30]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706-707页。
    
    

    [31] 《颜鲁公文集》卷六, 四部丛刊本,1-12页。参见《突厥集史》卷一五, 850-854页。
    
    

    [32] 《权德舆诗文集》卷一三,郭广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06-211页。
    
    

    [33] 《金石萃编》卷一○七,中国书店据扫叶山房本影印,1985年,10-11页。
    
    

    [34] 《山右石刻丛编》卷八, 山西人民出版社据光绪二十七年刊本影印,1988年,32-40页。
    
    

    [35] 《山右石刻丛编》卷九,16-25页。
    
    

    [36]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九, 陶敏、陶红雨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1255-1263页
    
    

    [37] 《文苑英华》卷九一六,4823-4825页。
    
    

    [38] 《宝刻丛编》卷九《京兆府》下《醴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8247页。
    
    

    [39]《宝刻丛编》在《阿史那德昌碑》与《阿史那步真碑》上还著录《唐辅国大将军史奕碑》、《唐驸马都尉史仁表碑》两通,不详是否突厥人。
    
    

    [40] 《唐会要》卷二○《陪陵名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80-481页。
    
    

    [41] 《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长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8213页。
    
    

    [42] 《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长安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8213页。
    
    

    [43] 《隋代墓志铭汇考》○○四,第1册,线装书局,2007年,16-17页。
    
    

    [44]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0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144页。
    
    

    [45]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106页。
    
    

    [46] 汤燕《新出土唐史善应、史崇礼父子墓志及突厥早期世系》,《唐研究》,第19卷,569-588页。
    
    

    [47] 《资治通鉴》卷一九贞观四年六月,6079页。
    
    

    [48] 《昭陵碑石》,12页(图),112页(录文)。
    
    

    [49]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5416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63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6039页。
    
    

    [50] 语出《老子》“江海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见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267页。见《昭陵碑石》,112页;《全唐文补遗》第3辑, 338-339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第050,38-39页。
    
    

    [51] 《昭陵碑石》, 13页(图),113-114页(录文)。
    
    

    [52]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29页;《全唐文补遗》,第3辑,345页。
    
    

    [53]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上册,75-77页。
    
    

    [54]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30页(图);下册,22页(录文)。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362-363页。
    
    

    [55] 汤燕《新出土唐史善应、史崇礼父子墓志及突厥早期世系》,《唐研究》,第19卷,569-588页。
    
    

    [56] 《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98-99页
    
    

    [57] 《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63页(图);187-188页(文)。
    
    

    [58] 《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64页(图);189-190页(文)。
    
    

    [59] 罗新《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60] 李好文《长安志图》中《昭陵图说(诸陵附)》,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陜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3年,48-50页。
    
    

    [61]《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302-304页。参见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年第5期,82-87页。
    
    

    [62] 阿史德枢宾,见《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6320页。
    
    

    [63]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463,第15册,史语所,1993年,341-342页。参见《全唐文补编》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402-403页。
    
    

    [64] 《册府》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1679-1680页。《旧唐书》、《新唐书》本传“代国王”作“代国公”。
    
    

    [65] 《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350页。
    
    

    [66]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628,第17册,史语所,1994年,129-131页。
    
    

    [67] 《昭陵碑石》,84页(图),214-215页(录文)。
    
    

    [68]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82页(图);下册,66页(录文)。参见《全唐文补遗》,第2辑,455页。
    
    

    [69]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30页(图);下册,66-67页(录文)。参见《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338页。
    
    

    [70]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628,第17册,129-131页。参见《突厥集史》卷15,809-825页。
    
    

    [71]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104页;《全唐文补遗》,第3辑,59-60页。
    
    

    [72] 《昭陵碑石》,85页(图),215-216页(录文)。
    
    

    [7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第1册,159页。参见《突厥集史》卷15,825-827页。
    
    

    [74] 《全唐文补遗》,第8辑,27-28页。
    
    

    [75]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161页。参见《全唐文补遗》,第2辑,22页。
    
    

    [76]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上册,100页(图);下册,82页(录文)。参见《全唐文补遗》,第5辑,368-369页。
    
    

    [77] 《册府》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11445页。
    
    

    [78]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127页。参见《全唐文补遗》,第5辑,374-375页。
    
    

    [79] 郭茂育、赵振华《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90-94页。
    
    

    [80] 《张九龄集》卷8《敕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书》,541-543页;卷10《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书》,612-614页;同卷《敕安西节度副大使王斛斯及将士等书》,599-601页。
    
    

    [81] 毛阳光《两方唐代史氏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82-85页。
    
    

    [82]《长安新出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83]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502-504页。参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元010,681页。
    
    

    [84]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90页。参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2,683页。墓志称“元年建辰月五日建”,周晓薇认定为肃宗宝应元年(《〈唐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卒葬年份考》,《文博》1997年第4期,57-58页),是。
    
    

    [85] 《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6997-6998页;《册府》卷358《将帅部·立功》,4548页。
    
    

    [86] 《册府》卷一六四《帝王部·招怀》,1983页。
    
    

    [87]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32页。参见《唐代墓志续集》广德002,687-688页。
    
    

    [8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唐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4-18页。参见葛承雍《新出土地〈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考释》,《文物》2013年第8期,79-83页。
    
    

    [89]《唐史馀渖》卷二《金河公主或交河公主》,中华书局,2004年,90-92页。
    
    

    [90] 《宋本金石录》卷二八《跋尾》,658-659页。
    
    

    [91]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1册,143页。参见《全唐文补遗》,第6辑,467-468页。
    
    

    [92] 参见《册府》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11444页。
    
    

    [93] 罗新等《葛啜墓志研究专栏》,《唐研究》第十九卷,423-497页。
    
    

    [94] 郭茂育、赵振华《唐史孝章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115-121页。
    
    

    [95] 参见《旧唐书》卷一四二《王庭凑传》,3884页。
    
    

    [96] 《全唐文补遗》,第1辑,358-359页。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 96-99页(图版63、64)。
    
    

    [97]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1册,177页。参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165-16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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