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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阐述文学与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多。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的许多独到的认识，进而反映出他的史学观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并把它发表出来，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 章学诚认为，中国史学之源是《春秋》，而史学之流则是《春秋》家法的反映。 章学诚在讲到人们“立言有本”时说：“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1]上面引的这几句话，也是指史部书、子部书和集部书而言。同时。他认为，上述三者有所本，但三者也都有末流，这就是：“史乘而有稗官小说，专门著述而有语录说部，辞章泛应而有猥滥文章，皆末流之弊也。”[2]这里说的“末流之弊”自亦包含了章学诚对史学在发展上的认识与评价。 关于“史学本于《春秋》”这一论点，章学诚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 世上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3] 这段话，包含着两个相互连带着的认识和结论，一是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皆非古人所致力的史学，二是“唐宋至今”的“积学之士”与“能文之士”中是否有名副其实的史家自也成了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唐宋至今”还有史学存在么，还有史学的发展么？是不是这都成了问题呢？ 那么，章学诚所说的“古人所为史学”是什么呢？这当然还要从《春秋》和“《春秋》家学”谈起。他认为：“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4]在章学诚看来，司马迁和班固是继承了“《春秋》家学”的，他们“所为”的《史记》和《汉书》，堪称史学无疑。马、班以下，只有少数具有“别识心裁”之人，能有相似的成就。章学诚甚至认为：“《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同时指出：“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之”。[5]如此看来，即使像司马光《资治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这样的历史著作，也都不在“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之列，可以想见章学诚对“史学”的界定之严、期许之高。 不过章学诚毕竟没有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全部否定，对郑樵也不仅仅肯定《通志》的“例”。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6]这样的评价，同把《资治通鉴》说成是“‘史节’之最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至于郑樵，章学诚作了这样的评价：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7] 这里说的“运以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有志乎求义”等，同上引“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之”似亦不相吻合。 从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来看，即使是袁枢及其《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也不应轻易地贬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他在同友人谈到修宋史问题时，极其兴奋地设想有关体例时写道： 《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深入，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于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8] 这段话表明：纪事本末体的发明与运用，在袁枢那里“本无深意”，而一旦章学诚借鉴过来，就成了极大的创造，这是既没有尊重前人的创造，同时又回避了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继承关系。 综上，章学诚阐述“史学本于《春秋》”，强调《春秋》家法，赞扬司马迁、班固的贡献等等，理固宜然，但他认为“唐宋至今”，已无“古人所为史学”的结论，却是大有问题的。 第一，把“唐宋至今”史家们的历史撰述，归结为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等，这并不符合唐、宋、元、明至清前期史学发展的实际。即以“正史”而言，唐初所修八史，其间涉及南北朝史事的认识和编纂上的处置，民族迁移、冲突、融合等复杂情况的认识和表述，日历、起居注、实录、国史的撰写和积累，其中不乏史家的功力和见识。至于元修宋、辽、金三史，涉及三个不同民族之贵族为主所建立的政权的历史，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史家群体，都显示出宏大的魄力。元代学人能做到的，为何清代学人反而认识不到呢。再者，《通典》、《通鉴》等书的问世，除史学发展的自然之理外，还有社会的要求和推动，章学诚同许多史家一样，是力倡史学的经世功能的，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9]。而章学诚在评论“唐宋至今”的历史著作时，并未言及“史学所以经世”的问题，说明他在判断“史学”性质时，其结论是不全面的。 第二，章学诚把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等同“史学”完全割裂开来，也有可议之处，因为上述各项研究及其进展都是史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产物都是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把它们同“史学”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史学”反倒成了难以理喻的东西了。退一步说，上述诸领域及其成果，也并非古人不“为”，而是有些项目古人没有处在可“为”的历史条件下，故不能有所“为”，如史评、史例等，只有当史学发展到比较成熟，有了较厚重的积累时，才能使人们有所“为”。章学诚本人就是“以议论言史”见长，而他的议论带有总结性质，故百余年后受到人们的赞誉。 第三，章学诚认为，“史学本于《春秋》”，又指出：“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者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10]。按照“《春秋》流为史学”的说法，这个“流”到马、班已成“绝业”，“唐宋至今”沦为种种流弊，这种把“史学”视为唐、宋、元、明时期出现断裂现象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这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高度评价杜佑“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编纂气势[11]；同他在《书教下》中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时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的创造[12]；同他在《申郑》中赞扬郑樵“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3]，以及称赞司马光“裁成绝业，为世宗师”的评价[14]，都不相吻合。 第四，尤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章学诚在讨论修宋史问题时，一面把司马光《资治通鉴》贬为“史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贬为“史钞”，一面又把他自己“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的做法，说成是“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意在弥合“唐宋至今”史学断裂的缺憾。在这里，“纪传之体”且不论，但袁枢的“本末之法”的运用和郑樵“图谱略”的启发，都不是来自史学上的借鉴而是“穷变通久”之后的“天诱仆衷”所得到的。显然，这种认识和这样的表述，都不能视为客观的和真实的。 总之，章学诚的史学观及其史学批评，在上述这些方面是有明显的缺陷的。 二 “史学所以经世”的传统是否中断？ 《文史通义》的《浙东学术》篇，以极言史学的经世作用而著称。 首先，章学诚认为，中国学术之重视“经世”，其源盖出于孔子及孔子所作之《春秋》，他写道：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于人事；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5] 章学诚的这段话是要说明：孔子倡言“见诸行事”。《春秋》是史学经世之祖，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如同司马迁那样，而浙东学术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其次，章学诚进而指出，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他这样写道：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6] 在章学诚看来，著述自然是重要的，但前提是要“切合于当时人事”，而那种空言性天的著述是不可取的，对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足以言史学”。这是进一步论证他提出的这个命题：“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 此外，章学诚在讲到“不可易之师”与“可易之师”时还强调说：“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17] 从文中所说“文章经世”来看，这里讲的“道”，当也是指“经世”而言。可见，对于严肃的师生关系，也是用是否有经世之旨来看待“不可易”与“可易”的合理性的。 诚然，章学诚对史学所以经世之重要性的认识再三致意，可视为他对史学本质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无此种认识，则不可与言史学。这无疑是章学诚关于史学的卓见之一。但是，这里也存在使人感到困惑之处：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与传统是世代相传、未曾中断的，且不说唐初所修八史的经世致用目的、盛唐吴兢撰《贞观政要》经世致用的初衷、中唐杜佑著《通典》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不举司马光、范祖禹及宋代许多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多种历史撰述和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史家的经世致用宗旨，就是元修宋、辽、金三史，同样也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先，有大臣王鹗奏请撰修金、辽二史，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于是，“上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辽、金二史”[18]。其后，有《修三史诏》，指出辽、金、宋“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9]。如此明确的修史意图和修史宗旨，无疑是一种突出的经世思想的表现。据此，可以认为，自唐初至清初，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及相关著述，不绝于世，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从逻辑上看，这种趋势应与章学诚所论的“史学经世”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联系上文章学诚所说“唐宋至今”，只有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既无史学可言，那么“史学经世”是否也就“中断”了呢？从章学诚的“浙东之学”论来看，“史学经世”的脉络似并未中断。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怎样折衷于章学诚说的“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及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二者之间呢？显然，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为了从深层的意义上说明这种抉择的困难，我们不妨举杜佑《通典》为例。依章学诚所说，《通典》应归于“史纂”之列，但实际上章学诚对《通典》自有另一番评论，他写道：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20] 尽管这段话不是对《通典》的全面评价，而是仅就杜佑从体例上恰当地处理了制度之文与“详议”之论的关系，章学诚即认为这是“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这显然不是对所谓“史纂”的评价，而是对所谓“古人所为史学”表达的敬意了。这很像是上文所讲到的章学诚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两种不同的评价。 章学诚评价郑樵，更是明显地突破了“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的论断。章学诚写道：“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21] 这一评价，实已不在评价杜佑《通典》之下。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更著有《申郑》专篇，文中写道，在司马迁、班固以下，“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又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22] 这些评价表明，在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中，郑樵和他的《通志》占有极突出的地位。 综上，从章学诚对司马光的两处不同评价中，以及他对杜佑、郑樵的评价中，他的“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的论断，还能够站得住吗？这确是一个有关章学诚史学观的重要问题。 三 是前行，还是回归？ 章学诚的史学观有丰富的内涵，真知灼见屡有所出，令人钦羡。《文史通义》开卷论证“六经皆史”[23]，不仅扩大了史学的空间，也提高了史学的自信。他论史学有两大宗门，即“记注”与“撰述”的并存及其各自的特点[24]。他强调“史法”与“史意”的差别，指出讨论设馆修史与探究私家撰述的不同，认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25]。他以“史德”补充刘知幾的“史才三长”，强调史德的重要[26]。他倡导“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的叙事准则[27]。他把知其人之世及其人之身处作为学术批评的基本出发点[28]，等等，都是真知灼见。他还以朴素辩证的观点看待史书体裁的变化，指出：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恩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9] 章学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多有辩证思想，此即突出一例。章学诚与刘知幾相比，前者更看重通史，故对司马迁、郑樵多有褒奖，后者更关注断代史（朝代史），故对《左传》、《汉书》格外在意。章学诚在《释通》中写道：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30] 这一段话，对“通史”的源流和发展作了精彩的概括。凡此，都受到后人的关注和重视，视为确论。然而，通观《文史通义》，细究章学诚提出的重要论断及其相互间的关联，总觉得在有些论断之间使人感到费解。对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简要的分析。 如章学诚讲史书体裁的演变，以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本是极佳的阐述，但说到纪事本末体出现之时，却一再强调这是“真《尚书》之遗也”，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表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这里，章学诚强调的不是发展而是回归，即回归到《尚书》“因事命篇”所具有的“神奇”那里。其实，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若以《通鉴纪事本末》同《尚书》中以纪事为主的相关篇目作比较，则前者在内容的丰赡、叙述的细致方面，远非后者可比拟，反映了“因事命篇”叙事的发展。唐代史家刘知幾批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31]稍晚于刘知幾的皇甫湜著《编年纪传论》，认为编年体史书的缺点是：“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故当“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32]。刘知幾提出了问题，并未作进一步论述；皇甫湜则认为司马迁创纪传体是“尽事之本末”的途径，与刘知幾看法完全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应当有一种按照事件本末的历史表述形式产生出来，这是他们分别从批评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中得到的共同结论。从章学诚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论来看，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最重要的优点正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显然是针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说的。如果把《通鉴纪事本末》看作是“臭腐复化为神奇”，即回归到因事命篇的《尚书》那里，则《尚书》所产生的时代，既无纪传体史书，亦无编年体史书，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至少是有缺陷的。 再如前引关于通史的演变，章学诚举出《通志》、《通典》、《资治通鉴》、《太和通选》等书，并作出结论说：“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然而，大家知道，这四部书中两种出于唐代，两部出于宋代，按照章学诚关于“唐宋至今”云云的观点，它们都不属于“古人所为史学”，怎么又成了“史通之通，于斯为极盛”了？这里，似也存在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当代治中国史学史之名家杜维运指出： 章氏之史学，有其完整之体系，非随得随发，漫若散沙也。惟中国之史家，非若西方史家曾接受逻辑学之严格训练，于其学体系，不能提纲挈领，为有系统有组织之叙述，理论愈深者，后人愈难明其理论之全部真相。以章氏之尊崇“学者宗旨”之一家著述，其理论体系，后人亦难骤然而窥知，甚且为后人所曲解，治其学之有得者，亦只能窥其史学之一面。[33] 从杜维运的这一段话来看，《文史通义》中的有些论述不失为真知灼见，但它们之间至少在“逻辑”上难免有瑕疵，本文所举数例可见一斑。这种瑕疵并非经过他人对《文史通义》之理论从体系上进行整理就能够弥合的，“治其学之有得者”知道这种“逻辑”上的缺陷的存在就是了，而不必走向“曲解”章学诚的境地。 依我的浅见，除了逻辑上的瑕疵，章学诚在学术思想上还有另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这就是：他提出“六经皆史”，自是一个积极的论断，多得后人赞许。但章学诚在讨论历代史学发展时，多以“六经”为准则，史学演变的结果，都以回归“六经”为至善。这样一来，章学诚关于史学的许多论述就不能自觉地从发展、进步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而囿于“六经”的范围。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章学诚，但从进步的、变化的观点看待学术的演进，古代史家是有先例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这样写道： 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於海而为一水矣。使为海若者，汱然自喜，曰：“咨尔诸水，导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之殊乎？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盍各返尔故处！”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泄，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今之好同恶异者，何以异是？[34] 黄宗羲对学术的认识，一是包容的，二是看到“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的前行之势，即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更不是回归到某个起点。这是黄宗羲的史学观同章学诚的史学观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白寿彝先生在讲到浙东史学时指出：“章学诚是乾嘉年代的史学大家，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对历史哲学、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都有论列，并颇多新意。但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很少为同时学者所重视。他也评论当时流行的风习，而基本上以文史方面的问题为限，比起当年黄宗羲的风范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35] 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风范”，包含学术本身和学术影响，而章学诚在包容性和向前看方面，都显示出他自身的局限性。 当然，章学诚因在史学理论领域有多方面“颇有新意”的论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者，他的这种学术地位，并不会因其学说有逻辑上的瑕疵和思想上局限而有所改变。本文的撰写，意在表明：我们过去研读《文史通义》，比较关注它在某一具体方面的精辟论述并为之赞叹，而较少考察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同另一方面的论述是否协调，是否完全符合逻辑，也较少顾及章学诚强调史学对于“六经”的回归等等。质而言之，我们对于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的认识是否还缺乏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至少，笔者正是这种状况，而当我们“发现”某种瑕疵和局限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和真实的章学诚，对他的《文史通义》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有了更加理性的判断和评论。 2015年6月21日初稿 7月26日改定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202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202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第345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345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294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135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134、135页。 [8]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294-295页。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52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346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中》， 11页。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15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134页。 [14]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294页。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52页。 [16]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53页。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师说》， 187-188页。 [18]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中华书局，1996年，页。 [19] 参《辽史》附录，中华书局，1974年，1554页。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中》， 11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132页。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134、135页。 [23]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1页。 [24]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之《书教上》、《书教下》， 7页、12-13页。 [25] 章学诚《文史通义·家书二》，第333页。 [26]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144-147页。 [27]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 61-64页。 [28]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59-61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14-15页。 [30]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129-130页。 [31] 刘知幾《史通·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5页。 [3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二，中华书局1966年，3876页。 [33]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336页。 [34]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7页。 [3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册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