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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视域中的摄影机：改造被科学遮蔽的现实 如上文所述，在人类学的现代性视野中，摄影机作为权威的科学工具，有力地再现了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特性。在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中，还有被称为“参与式电影”（participatory cinema）的一类电影。在“参与式电影”这一理论范式中，摄影机是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行动者。提出这一重要转向的是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他以诗一般的电影实践，提前开启了影视民族志表述的后现代浪潮。但是，鲁什的学术思想和价值长期被低估，以至于他对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贡献近年来才得到学界，尤其是国内学界的重视。 （一）有行动力的摄影机 在鲁什的视野里，摄影机已然不是前述内容中静态的调研工具，而是发出力量的动态主体，这种认识恰恰来自于未来派纪录电影先驱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启发。在维尔托夫最负盛名的“电影眼睛”（ciné-eye）理论中，涵盖着摄影机的认识论思考。 1.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眼睛”：反叛现实。维尔托夫称摄影机为“电影眼睛”，认为摄影机具有生命力，不再是附属于人的机器。 2.20世纪40-70年代的“电影通灵”：连接神灵的介质。所谓“电影通灵”，即通过摄影机这个催化剂，拍摄者达到神灵附体的恍惚状态。 3.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触媒”：激发新力量。鲁什并不仅仅满足于摄影机超现实的通灵力量，在他看来，那只是如维尔托夫一样对世界的深刻洞察，他更希望通过摄影机激发一种新的力量，这也是“电影触媒”的内涵所在。 （二）作为反身之镜的摄影机 摄影机刺激自我和他者的重构，体现在拍摄对象拥有主动发声和反身观看自己的机会，这在以往的人类学影片中不曾出现。如前文所述，博厄斯和米德曾有过类似经历，但由于二者将摄影机视为田野中有效的研究工具，并未挖掘摄影机的主体性，从而错失人机合作的独特经验及相应的认识论提升。 尤值一提的是，摄影机还拍摄了角色在片中观看自己被摄片段的场景，这些场景成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形成影片的套层结构。这种反身性的尝试，目的在于摄影机帮助角色在拍摄过程中建设自身。 （三）推动权力对等的摄影机 摄影机除了使拍摄对象反身观看成为可能，还有效地推进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建构。20世纪60年代后的人类学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的对话上，并将此作为揭示民族志知识如何生产的一种方法。 人类学界20世纪80年代才开启的民族志表述危机及反思浪潮，鲁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系统且充满激情地实践过了，在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摄影机在鲁什手中，早已不是单调刻板的记录者，而是一个田野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它反叛、煽动、戏谑、解构，以一种非常规的行动姿态，揭开并改造科学视野中的既定事实，活化摄影机参与的多重关系，反思性地呈现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并延展到公共领域的未来发展。 三、结论和余论 作为一种按照光学原理组装的器具，摄影机从发明伊始就致力于客观呈现所拍摄的人、物、空间等。摄影机可携带的特点使其成为田野工作的重要实验工具。摄影机刻录现实为诠释世界提供影像证据。作为自然科学的产物，摄影机的这些属性符合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科学范式的发展，为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社会的自然科学”服务。 在科学作为关键词的现代人类学视野中，摄影机的工具性大于其他属性，这种情况在后现代人类学中得到了改变。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这一范式，在影视人类学中有两个理论来源：其一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其二基于20世纪50-60年代鲁什对“通灵电影”、“即兴电影”和“交会电影”等的递进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马爽/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