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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自Fragmented Landscapes and Economies of Abundance——The Broad-spectrum Revolution in Arid East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57, No.5, October 2016） 广谱革命（broad-spectrum revolution）的特征是人类食谱宽度（diet breadth）的扩大以及对食物资源的精耕细作，是狩猎-采集人群在土地使用和生业中的重大转变。这一变革最早发生在MIS4阶段（距今6.1~7.1万年），在MIS3阶段（距今3.0~6.0万年）晚期广泛传播，并于MIS1阶段（1.4万年至今）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支配性的生计策略。之前的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多将人口压力或其他类型的资源减少，如生态恶化等因素，作为这种变革的主要驱动力。这一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其他的解释少有阐述。 我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块选择（patch-choice）模型，对将区域性的资源匮乏作为最早的人类食谱扩大的主要驱动力的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人类食谱的扩大常发生在较高环境生产力和稳定的人口密度条件下。我认为，人类食谱范围随草原碎片化和气候改善达到顶点而变得最为广泛，这有助于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体组织方式的改变，并最终促使食物及驯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广谱采食革命 狩猎-采集人群劳动分工方式一直受到人类生态学者的关注，特别是男人、女人、儿童的不同采食方式。末冰期后，特别是在更新世-全新世过渡阶段，广谱革命扩大到全球范围，同时大批量采集和集约加工的技术大大扩散，迁居式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也有所下降。在中国北方的南庄头遗址，居民以捕猎陆生动物及采集淡水贝类和龟为生。磨制的石器以及陶器说明食物加工更为精细。 气候的改善和对高产出的多样化景观的开采，是广谱革命的实例中最为常见的情况，而人口压力或环境恶化的证据则不太常见。这一关系证明，广谱革命可能和特定的生态系统类型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 碎片化景观与丰饶经济 新生代的草原/大型食草动物在人类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少在距今200万年前，古人类似乎就开始以这些大型食草动物为食，其后肉类对人类进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更为异质性的动植物分布为采食者带来了特别的好处。在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狩猎-采集人群在捕食高回报的大型动物的间隙食用小动物和植物，后者均匀地分布在草原中，这使得人们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时间有限。而在全新世，许多狩猎-采集者喜欢的大动物数量依然充沛，也仍然是受欢迎的猎物。但这些动物的分布范围却因为栖息地的碎片化而受到了限制。这并不必然导致大型食草动物的衰落，而是意味着其分布和种类的改变。与此同时，扩大的湿地及林地为大型动物、密集的可食用植物和小动物创造了大量的新栖息地。 案例研究：东北亚的干旱地区 MIS1阶段蒙古和中国境内戈壁沙漠中人类的生计和土地利用方面的改变，是上述生态变化和适应性反映的例证。关于后冰期的数据分析指出，戈壁沙漠在技术和土地使用方面存在3个阶段：绿洲一期，公元前11500-6000；绿洲二期（新石器时期），公元前6000-3000年；绿洲三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1000年。后冰期的适应性改变的发生与更新世末期开始并延续至全新世中期的重要生态改变有很好的相关性。 东北亚的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但现代人可能直到距今4万年前才到达这一地区。现代人生活的最早数千年，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以古土壤的形成为代表，形成许多湖泊盆地，在黄土高原上也分布着广阔的草原和森林-草原，荒漠植被则占据了戈壁沙漠的低地。针叶林占统治地位，落叶性树木很少。这种环境持续到约公元前23000年，其后水分逐渐减少，许多湖泊完全干涸，风蚀沙丘形成并扩大。 戈壁沙漠的绿洲一期与末次冰期后逐步的气候改善相适应，间或有干旱时期，人口持续维持低密度。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早期广谱革命的证据，显示出对于沙丘/湿地最初的利用。 约公元前9500年，植物的数量开始持续增多，公元前9000-6500年此地区内的湿度多次达到峰值。末冰期之后初步的气候改善促进了稳定的水文系统和整块或零散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形成，而全新世的气候改善则导致了更大量植被的出现。 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人类开始了土地利用方面的重大转变，从高迁居式流动性转变为强调后勤式采食（logistical mobility），一直持续至公元前1000年（第二期、第三期）。 全新世早期到中期，穿越沙丘地带及沿河岸走廊发育的林地创造出平衡稳定的生态区域，能够为人类提供特别丰富的食物资源和原材料。沙丘/湿地复合体为狩猎采集人群提供了特有的丰富和多样性的本地资源，人们在其中集中进行开采活动，在河边森林、沙丘、湿地、草原等地块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丰富采食机会。 第二期和第三期呈现的专门化的广谱革命，与之前的体系大不相同之处在于，人们在拥有丰富的植物和小动物的环境中对栖居地、生计和技术进行了重新组织。在第二期开始后，也就是气候改善的高峰之后至少2000年内，人口密度也达到了高峰——可能与采食策略的改变有关。 全新世生态系统下的食谱宽度和地块选择 40多年来，考古学家们对人类生态学及广谱革命起源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用食谱模式解释资源减少与饮食范围扩大间的关系。在通过气候改善以及栖息地的碎片化而形成的包含多样资源的地块中，即便大型动物依然丰富，食谱的扩大依然能够发生。 采食理论（foraging theory）是生态学家发展起来用以解释动物摄食行为的，以花费-收益模式为基础。猎物的选择或食谱模型根据处理猎物的单位能耗所获得的能量大小来排定猎物的档次。考古学家使用不同的手段来建立这一模型。 然而，虽然这种研究路径适用于多种背景，但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人口中速增长及环境改善时期的食谱扩大的例子，则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讨论与结论 MIS1阶段广谱革命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与在不同地域的多种生态系统及现代人通过合作有效采食的能力相关。广阔的草原生态系统被延伸的森林及湿地分割，合作采食因此具备了特殊的适应性优势。 在戈壁沙漠及其他地区考古材料中所见的人口范围的增大、密度的增加、寿命的增长，说明在这种生态区位的重构中，人类的适应度因生态的重构而得到了发展。人类在土地使用上的变化以多种具体的方式对人口产生了影响。 戈壁沙漠及世界范围内其他考古的证据，为广谱革命的起源提供了不同于人类行为的生态学者所采用的资源-衰退模式的新解释模式。首先，这个解释模式假定广谱革命的兴起是对大规模的资源重新分配的一种响应，而非对资源的衰退。其次，关注于小型猎物丰富的栖息地的组织策略，是现代人应对这种新的资源分配模式的最佳解决方案。再次，这一模型暗示广谱革命及相关的土地使用上的变化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