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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朝进士、翰林，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在晚清中国，李鸿章“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有“东方俾斯麦”之称。（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作为晚清洋务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号称中国 “外交第一人”，一生荣辱多系于此，或毁之为“大卖国贼”，或誉之为“弱国外交的大师”。历史本来就是多面的，认识固可仁智互见。具体到李鸿章办外交，单纯的道德评判未免苍白无力，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方可具了解之同情。本文仅从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观察其办外交的成败得失。 一、中日“修好”与联日制西1871年（同治十年），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订立“修好条规”，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当时中日之要“修好”，尽管两国对此所抱有的目的与态度并不尽相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两国在被迫进入近代世界之际，因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压力而激发的共同需求。在此过程中，李鸿章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李鸿章究竟何时与日本人发生接触，现在还难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同治初年，日本人便开始关注李鸿章，李鸿章也注意了日本。一个显著的事例是， 1862年，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而在政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日本官船“千岁丸”首次访问了上海。“千岁丸”上的日本官员与藩士自然很关注李鸿章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并频繁观摩淮军阵营。当时，正在带兵作战的李鸿章非常看重西洋武器，尤其是轮船和开花大炮的威力。他一再举例说明，日本以一区区小国，能够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故能与英、法等列强相抗衡。他还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刻剖析近代中、西、日三方的国际关系大势。他曾敏锐地指出，日本在地理上远西近中，在中西两极竞争的格局中，中国能否自立、自强，将直接决定日本“附丽于我”还是“效尤于彼”的向背。在中国海禁大开之际，李鸿章深知既难以阻拒日本来华通商，似不如从容接纳以对抗西方。就这样，东邻日本走入李鸿章的视野，一开始便成为他构建近代东亚与世界国际关系框架的关键环节。 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到达天津，要求与清政府订约通商。其时，李鸿章刚升任直隶总督不久，正在天津处理教案。柳原前光拜见李鸿章，向他表示日本遭受欧美列强的侵略而“力难独抗”，想联络中国“同心协力”对抗外敌，正与李鸿章从中国处境而引发的同病相怜与同气相求的感受相合，也暗合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思维。于是，李鸿章一面致函总理衙门，说明与日本订约的好处，以便联日制西。一面上奏清廷，详叙与日本订约的必要性。李鸿章之所以强调要与日本订约，与其说是为了笼络日本，更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日本倒向西方，其联日制西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李鸿章对日本潜在的威胁也有清醒的认识，其联日之策既有制西的目的，也有防止日本侵略的意图。 1871年，日本议约使臣伊达宗城来华，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其在天津谈判。当时日本与中国一样，均深受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之害。但是，通过明治维新而开始近代化起步的日本，在中日订约中却想仿效西方列强从中国获取不平等的特权，其最为关键之处就是企图获取“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李鸿章洞烛其奸，据理力争，“其均沾一层决不许用”。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甚至不惜“罢议”，可见其艰难程度。李鸿章之所以能如此强硬，是基于他对日本仍持居高临下的心态，以及日本与西方列强尚不在同一量级的认识。当时的日本确实羽翼未丰，所以不得不有所屈服。随后，李鸿章与伊达宗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1873年，李鸿章与日使副岛种臣在天津换约，中日关系正式纳入近代条约体系。 可见，在中日“修好”订约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是复杂的，因而其联日制西的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一方面，如上所述，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关键因素，对中国而言，“联日”也许难以“制西”，但至少可以少一强敌。另一方面，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因此，尽管李鸿章也曾对联日制西心存些许幻想，但他并不迷信联日制西，认为所谓“以东制西”之说其实并不可靠。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是客观的，其外交策略也是务实的。 二、从台、琉事件看日本的野心1874年，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不到一年，日本便借口琉球漂流民在台被杀事件，悍然出兵进攻台湾。在此前后，日本已着手吞并琉球。台、琉事件充分反映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如何？其外交策略又有何变化？ 日本出兵台湾后，李鸿章对其背信弃义的行径非常愤恨。在接见日本公使柳原前光时，李鸿章厉声诘责，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琉球是中国属国，“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并严厉谴责日本反复无信，“你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究竟如何了结台事？总理衙门与柳原前光反复辩论而没有结果。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 Wade）等人提出开放台湾通商，总理衙门也有此意。李鸿章也很赞成，但他又敏锐地观察到，这并非日本所愿。于是，李鸿章提出“以抚恤代兵费”之策，就是给日军士兵一定的“抚恤”费，而不给战争赔款。实际上，李鸿章是想以赔款解决台湾问题，所谓“抚恤”云云，不过顾及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体面而已。 其实，当时侵台日军因遭到高山族人顽强抵抗及热带病的侵袭，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日本政府也想尽快从台湾脱身，便又派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华谈判。大久保利通抱着议和的目的而来，无非是要攫取一笔赔款。总理衙门大臣看破其心思，便抛出李鸿章“以抚恤代兵费”的方案。不料日使开口索要二百万两，后经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总理衙门答应给五十万两，包括抚恤被害难民银十万两和收回日军修道、造房等银四十万两。随后，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如数付银，日本从台湾退兵。 台湾事件给清政府以巨大冲击，引起一场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李鸿章从东南海疆危机中深感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强敌”，必须变法自强。从此，李鸿章联日制西的幻想开始破灭，而对于日本潜在的侵略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出兵侵台的同时，日本阴谋处置琉球。琉球在明、清两代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后来也向日本萨摩藩朝贡，形成两属状态。1872年，日本擅自改琉球为藩。1875年（光绪元年），日本又强行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琉球向中国求救，中日开始了琉球问题的交涉。 1878年，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阻贡”事件致函李鸿章，主张以积极态度应对此事。李鸿章虽然对琉球的命运非常同情，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很愤慨，认为从情理上中国不得不争，但实际上并无多大利益，因而态度比较消极。稍后，李鸿章又致信总理衙门，否定了何如璋“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的强硬对策，而主张援用万国公法，采取外交手段解决。李鸿章的态度影响了清廷的决策，在琉球问题上并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这样消极应对，助长了日本侵吞琉球的野心。 1879年，日本悍然改琉球藩为冲绳县。恰逢此时，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来华访问，并拟游历日本，李鸿章顺势邀请格兰特从中调停。通过格兰特的斡旋，日本提出所谓“分岛改约”方案，就是将琉球群岛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二岛划归中国，修改中日《通商章程》，允许日本人进入中国内地贸易，并享有“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其时，因中俄伊犁事急，清廷内外多有担心日俄联结，而主张速结琉球案。于是，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宍（ròu）户玑议定了关于琉球问题的分岛改约草案。 总理衙门上奏后，引起了廷臣的一片反对，尤其是清流党人陈宝琛、张之洞均疏请缓结琉球案。李鸿章通过琉球使臣向德宏的求援哭诉，得知宫古、八重山二岛极端贫瘠，根本无法自立，因而也主张缓结。清廷以李鸿章为原议中日条约之人，饬令其统筹全局，筹议善全之策。李鸿章从当时中国外交全局考虑，认为俄重于日，应先了俄事，以借俄慑日。至于琉球案，可以用拖延的办法，待俄事了结之后再说。如果俄事三个月内未结，日来换约，可再议展期；俄事三个月内已结，就不批准日约。清廷将琉球案搁置不结，日本公使宍户玑悻悻归国。在法理上，虽说琉球案悬而未决，但日本却事实上侵占了琉球。 历经台、琉事件，李鸿章越来越认识了日本的侵略性。他看到日本正在效法西方，向中国侵略扩张，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在他看来，从战略上考虑，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实际上更甚于西方列强，因此日本是中国海军建设最重要的假想敌。可见，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外交策略层面，上升到国防战略的高度。 三、开放朝鲜与以西制日防俄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朝鲜问题逐渐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重心。直到甲午战争结束，中日关系始终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环节。这期间，俄国与欧美列强也不同程度地卷进来，使朝鲜问题突破东亚地域性而彰显鲜明的国际性色彩。在朝鲜从中国的一个传统朝贡国走向近代世界的历程中，日本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李鸿章对这个时期中、朝、日三方关系认识如何？他在朝鲜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上充当了什么角色？ 朝鲜半岛地处中日两国之间，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战略要地，在地理上可谓中国东北地区的天然屏障。李鸿章对于日本觊觎朝鲜、侵略中国的阴谋早有洞悉，因而在中日签订《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所属邦土不可侵越”，其战略防御目的显而易见。但是，残酷的现实远超出李鸿章的预期，一纸和约根本不可能阻止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日本很快就出兵台湾，侵蚀琉球，同时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1876年，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签订《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这是日本效法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闭关自守多年的朝鲜被迫开港。 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对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1879年，日本悍然吞没琉球。前福建巡抚丁日昌预感到中国海疆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提出朝鲜既已向日本开放，不如再向西方列强开放，在朝鲜形成东西列强之间的“均势”，以防止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侵略，从而维护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对此，李鸿章深表赞同。总理衙门也赞同丁日昌的意见，并奏请清廷饬令李鸿章直接与朝鲜联络。 李鸿章接受总理衙门的建议与清廷的谕令，立即致信朝鲜原任领议政李裕元，将朝鲜半岛险恶的国际局势剖析精详，建议朝鲜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抵御俄国。李鸿章的苦心劝导并没有得到李裕元的积极回应。他对于李鸿章所谓“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颇不以为然。面对李裕元的保守，李鸿章无可奈何。 其时，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很想与朝鲜立约通商。1880年，美国海军将领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来到朝鲜釜山，要求谈判开港通商，遭到拒绝。薛斐尔转而向日本政府寻求帮助，也没有成功。通过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的报告，李鸿章得知薛斐尔正在谋求美国与朝鲜立约通商，便邀请其到天津晤谈。在这次会谈中，薛斐尔提到俄国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正说中李鸿章的痛处，更加促使他坚信必须劝说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抵御俄国。此次晤谈，李鸿章表示愿意协助美朝两国立约，以期借美国之力来牵制日俄两国。 1882年初，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督署接见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双方就议约事宜交换意见，并详细商议了朝美通商条约草案。随后，李鸿章与薛斐尔在天津就朝美通商问题进行具体谈判，双方争议的关键之处是：李鸿章要求在条约第一款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薛斐尔坚不允从。李鸿章作出让步，与薛斐尔议定：约内不载明“中国属邦”，由朝鲜另外照会美国外交部，声明“朝鲜久为中国藩属，内政外交向来归其自主”。他还特别要求在约后写明“光绪八年”字样，以显示朝鲜“奉中朝正朔”。（《李鸿章全集》）李、薛草议约稿后，朝美谈判移到朝鲜。李鸿章派马建忠到朝鲜，协助朝美议约。是年夏，《朝美通商条约》签订。紧接着，英、德、意、俄、法等国也相继与朝鲜签订类似条约，朝鲜的大门遂向欧美列强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国的国防安全，所谓“保兹属土，即以固我藩篱”。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效法西方列强，逐渐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朝鲜成为中国的最后一道屏障。李鸿章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而想方设法力保朝鲜不被日、俄侵占，以保证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 结语1885年，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判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后，大赞伊藤治国之才的同时，内心却深以日本侵略为虑。他致信总理衙门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全集》）果然一语成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正好十年。尽管李鸿章一再呼吁要提防日本之患，但“当轴诸公”似乎并没怎么“留意”。更令人难堪的是，最后东渡日本收拾残局——签订《马关条约》的还是李鸿章。也正是因此，李鸿章身败名裂。他曾自述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李鸿章对此深以为耻。此后，他再没有踏上日本土地一步。1896年，李鸿章从欧美归国，在横滨换船，他拒不上岸。毋庸讳言，李鸿章对东邻日本的逐步强大及其对外扩张的侵略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也在想方设法做出积极的应对。虽然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他的内政自强与外交钳制诸策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此，作为可以影响清廷决策的重臣，李鸿章当然难辞其咎，但这个后果绝非他一个人所能承担。毋宁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湖南安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兼及台湾史。出版专著《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等，发表论文80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