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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 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如果不明白这些变迁，就到处都成了“张冠李戴”的笑柄。例如认现在的黄河即是古代的黄河，济水将安排何处？认近代的兖州即时古代的兖州，其如那边并无泲！打开《二十四史》一看，满纸累累的都是地名。要是一名限于一地，那就硬记好了；无奈同名异实的既很多，异名同实的也不少，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真将开口便错。我们好意思让他永远错下去吗？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然而推究这个观念的来源，和《禹贡》一篇也有关系。《禹贡》首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业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 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汉代中国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 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为了不忍坐视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所以立志要从根本做起。《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我们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我们一不偷懒，二不取巧务名，因为地理是事实并且是琐碎的事实，不能但凭一二冷僻怪书，便在发议论。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 至于具体的工作，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太古老了，又很简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帙太繁冗，非普通读者所宜读，且顾氏多承明人之弊，好空谈新式，于历史地理之实际考证，往往未尽精确。此外近年来坊间也曾出了二三本标着这一类名目的小册子，益发是杂揉胡钞，不值一顾。本来中国地理沿革史不是一部容易编的书，因为其中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又如:上古传说中的“州”与“服”，东晋南朝的乔州郡县，北朝六镇和唐代六都护府的建制沿革，明朝都司卫所的制度等等。在这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地理沿革史是没有法子可以写好的，所有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想把沿革史中间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清楚；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来。 二、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用的地理沿革图。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早已成了骨董，成了地图学史中的材料了。进三十年来中国、日本两方面所出版中国地理沿革图虽然很多，不下二三十种，可是要详备精确而合用的却一部也没有。日本人箭内亘所编的《东洋读史地图》很负盛名，销行甚广，实际错误百出，除了印刷精良以外一无足取。中国亚新地学社所出版的《历代战争疆域合图》还比箭内氏图稍高一筹。至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所出版的童世亨、苏甲荣二人的《中国地理沿革图》，最为通行，但其讹谬可怪尤有甚于《东洋读史地图》者。比较可以称述的，只有清末杨守敬所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此图以绘录地名之多寡言，不为不详备，以考证地名之方位言，虽未能完全无误，亦可以十得七八，可是它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合用。一代疆域分割成数十方块，骤视之下，既不能见其大势，检查之际，又有翻前翻后之苦。所以我们第二件工作是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用最新式的绘制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 三、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以够用的历史地名大辞典。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太简单了，检索也不方便。北平研究院所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和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虽然都以“大”字命名。实际可是连正史地理志和一统志所载地名也没有完全搜录进去。而且此等辞典皆不过钞掇旧籍，对于每一个历史地名很少有详细的考证。所以我们第三件工作是要广事搜罗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证，用以编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四、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是有清一代学者对于地理沿革学最大的贡献。名著有全祖望的《汉志稽疑》、吴卓信的《汉志补注》、钱坫的《新注汉志》、汪远孙的《汉志校本》、洪颐煊的《汉志水道疏证》、陈澧的《汉志水道图说》、毕沅的《晋志新校正》、方恺的《新校晋志》、温曰鉴《魏志校录》、成蓉镜的《宋志校勘记》、杨守敬的《隋志考证》等等。可是除了《汉志》一部分的成绩尚可陈述而外，其他部分都还粗浅得很。《晋志》、《魏志》；两《唐志》最为芜乱难读，但上述几部书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们考订清楚。《明史地理志》讹谬的地方也很多，却并不曾有人去理会它。所以我们的第四件工作是要完成清人未竟之业，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 以上所述都是对具有各种于地理沿革本身的研究工作计划。再者，地理书籍中往往文化史料，例如，各正史地志什九皆载有州郡户口物产，那岂不是最好的经济史料？州郡间有详其民户所自来者，那岂不是最好的移民史料？所以我们的第五件工作是要把这些史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的研究。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我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例如，自汉以后，言河源者都以为是发源于昆仑，其上流即今塔里木河，既潴为罗布泊，复伏流至积石，出而为中国河。伏流之说是否可通，这完全有待于自然地理学者的研究。不但是自然地理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请教那些专家，就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专家的解答正同样的迫切。例如《禹贡》五服，《王制》的封国，《山海经》中的原始宗教，《职方》中的男女人数比例，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研究出最终的结论来的。 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作他的信仰的对象，好像研究《毛诗》的，就自居于毛老爷的奴仆。在这种观念之下，自然会得分门别户，成就了很多宗派。我们现在，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我们不希望出来几个天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只希望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造成伟大的事业，因为惟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正如砖石建筑的胜于蜃气楼台。我们确实承认，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他同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面前，为她而努力工作，而辩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我们绝对不需要“是丹是素”的成见，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虚声。愿本刊的读者能这样的认识我们，同情我们。 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修订 《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一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