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西南，在太行山脉往东北延伸出的崇山峻岭里，一道关隘雄踞其间，名为紫荆关。明代于谦曾评说：“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在历史的硝烟中，这里一次又一次成为外敌入侵北京的孔道。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西北的边塞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蒙古军队对大明的边境城堡发动了攻击。五月，蒙郭勒津部落领袖火筛率军攻进九边重镇——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火筛是当时蒙古草原上著名领袖，强悍善战，实力雄厚，甚至与黄金家族的察哈尔部达延汗（也就是明朝人口中的小王子）多次互争雄长。在此前后，火筛频频侵扰明朝边境，大肆劫掠，明朝总兵平江伯陈锐不敢抵抗，此人平时喜欢喝凉酒，时人讽刺他说：“平江不饮热酒，怕火筛”。明朝大臣曾说过，如果斩火筛的首级来献功的话，那么恐怕竭尽天下的财富也不足够。可见火筛对明朝的威胁。 大同和宣府在北京的西北，沿桑干河和洋河而下，就可以威胁八达岭，所以明孝宗立即宣布北京戒严，并调集重兵把守长城一线的重要关隘：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张晟守居庸关，襄城伯李鄘守紫荆关。 这些关隘中，潮河川、居庸关在北京西北，距离北京城不过百里，而且正对火筛的进攻路线，重兵把守势在必行。但紫荆关在北京西南，距离京城200余里。为什么明朝要派勋旧武臣李鄘去镇守此处？ 这一切，都要从紫荆关所在的地理位置说起。 京西的屏障 紫荆关位于今天河北省易县西北，太行山脉北段的紫荆岭下。太行山纵贯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从黄河北岸的王屋山，向东北逶迤至北京西山，与燕山山脉相接，盘亘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四省市的交界地带。其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200米以上，与海拔在50米以下的华北平原形成鲜明对比，若有心看一眼地势图，便可知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关系：它是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之间一道天然的屏障。 但这一屏障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太行山是断裂上升形成的块状山体，内部有很多横向的断崖，加上许多发源于山西高原，流向华北平原入海的河流的切割作用，形成众多幽深狭长的峡谷，虽然非常险峻，但也成为崇山峻岭中的通道。这些通道，古人谓之为“陉”。 东汉的辞书《说文解字》解释道：陉，山绝坎也。也就是说，陉的本意是山脉中断的地方，因为太行山山体连绵广阔，所以这样的中断之处构成了一个延绵的狭长地带。这些“陉道”自古以来就是穿越太行山，沟通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间的要隘，其间最著名的有八条陉道，由南向北依次为：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除此之外，太行山脉中还发育出一些断陷于山间的盆地，成为历代屯兵设关的重地。 欲拱卫北京，必控扼这些孔道，于太行八陉上设置关隘，遂成了必然。北边的军都陉，又称居庸陉，设有居庸关。稍南的飞狐、蒲阴二陉，亦设两关，其一为倒马关，另一关便是紫荆关。 这三关，因是明代内长城上最为重要的三个关隘，所以并称为“内三关”。何为内长城？在北方边境上，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为人们所熟知。但在北京西部，起自居庸关，沿太行山北麓，到河北涞源、山西境内，还有一段长城，从明朝初年，就开始在此构建防御体系，《明史·兵志》里称，“皆峻岭层冈，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 守望西南 内长城在涞源东北迤逦而入，经乌龙沟长城南行，转而向西，分布着白石口、插箭岭等各段长城，最终在西南延至山西境内。其中，从北部起点到西部白石口的绝大部分，皆隶属于紫荆关所管辖。这段长城，缘何如此走势？紫荆关所的战略地理意义何在？ 涞源县位于太行山脉上的断限盆地中，四周山脉环绕，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从涞源向北，是为飞狐道南口，一直到蔚县盆地南缘的北口，这一路“两崖峭立，一线微通，逸通宛延，百里有余”。古人评价飞狐道的险峻，“山谷崎岖，易于控扼”。从飞狐口出山，经蔚县的壶流河谷地，也就是秦汉时期的代郡，可通桑干河谷地，西至大同，东至张家口出塞。从涞源向西，经滱水（今唐河）河谷，向西北经灵丘、浑源，也可到达大同。由涞源向南，有两条陉道，一条是沿唐河河谷向西南，在今河北唐县附近出山；另一条是沿涞水（今拒马河）河谷向东南，在今易县附近出山，最终通向华北平原，这两条道路是控扼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之间交通的咽喉要道。于是汉代在西南设置了常山关，在东南设置了五原关。常山关就是后世的倒马关；而五原关，又称五阮关，北魏时称子庄关，宋代称为金陂关，金元以来改称紫荆关，据说是因为山上多紫荆树，所以改为此名。 从紫荆关向西北，沿拒马河河谷到涞源，这一段“崖壁峭矗，状如列屏”的陉道，就是“太行八陉”中的蒲阴陉。所以，蒲阴陉实际上和飞狐陉是同一条陉道，可以称之为广义的飞狐道，是穿越太行山路程最长的一条交通要道。 春秋后期，燕文公在今天易县东南修建了燕下都，其着眼点之一就是控制这条交通路线。自古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条广义的飞狐道上。而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政权作战，飞狐道（蒲阴陉）也是运兵输饷的要道，东汉光武帝为消灭勾结匈奴、侵扰晋北地区的军阀卢芳，下诏整治飞狐道，沿途修筑亭障，直通平城。 在冷兵器时期，地势的高低对于战争双方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从山西高原向华北平原进军往往拥有军事上的主动权和优势，尤其是晋北地区连通蒙古草原，这种“朝发穹庐，暮至城郭”的交通便利使得飞狐陉成为华北平原必须防守的重地。 北朝以降，草原上的柔然、突厥等游牧汗国强盛，更是通过飞狐陉进攻河北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有位名叫任季的将军上书中央，建议在蔚州飞狐口筑起一道石墙，把铁烧溶成汁，灌注在石墙上，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再也不用担心突厥的侵扰了。这条荒唐的建议很自然地被朝廷驳回，并指责他“长兹贼气，沮我军容，生敌国之凶顽，示中州之怯懦”，但也生动地说明了当时飞狐道防守的压力。 时光走到明朝，游牧骑兵的边患依旧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如何防守飞狐陉，仍是一个难题。于是长城的修筑复又被提上日程。涞源境内呈折线的长城，如同包饺子一般，将飞狐陉的出口围裹在内，再以紫荆关和倒马关直面镇守出口的两个方向，防线不可不谓紧密。而紫荆关在倒马关东北，更接近北京，地位尤为重要。故有“畿南第一关”之称。 关城朵朵开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大都。第二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为明，建元洪武。七月，徐达兵进大都，元顺帝开健德门，由居庸关北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 元顺帝虽无奈主动退出大都，北元仍然拥有雄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引弓之士，依然有百万之众。新生的明朝仍旧面临着沉重的军事压力。 在洪武二十二年（1387年）北元分裂之前，北元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大漠中部克鲁伦河呼伦贝尔一带。与此相应，明廷在北部边疆的控御中心是北平和太原，由大将镇守。洪武六年四月，镇守北平的淮安侯华云龙提了一个建议：“塞上诸关，东自永平、蓟州、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处，相去约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岭口关隘有九，约去五百余里，俱系冲要之地，并宜设兵守之。若紫荆关及芦花山岭尤为要路，宜设千户所守御。”明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 也就是说，从明朝初年开始，紫荆关设置了千户所进行驻防。千户所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环，重要的关隘通常皆设有千户所以为守御。此外，又进行了整修和展拓。在对秦汉以来旧城改建的同时，又修建了一座新的关城。新旧关城的墙体都是用花岗岩条石砌筑，包砖封顶，十分坚固。 正因为紫荆关的重要，所以明朝开国以后，直到灭亡，不同时期内都曾进行休憩和扩建工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紫荆关城的规模，正是不断修筑、加固、完善的结果。 紫荆关城共包括4座城堡，以城内真武山为中心，城墙依山展开，大城套小城，环环相套，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敌军不了解紫荆关城的结构布局，即便攻进关城，也难以辨别方向。 紫荆关的关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南门有三重，第一重又称南天门，明英宗正统初年改筑成，券拱城门额上嵌有石匾阴刻横书“畿南第一雄关”，可惜这块石匾和南天门今已不存。二重门无匾额，三重门位于真武山南侧，门额上嵌有“紫塞金城”四字，进入三重门，就进入了紫荆关的内城。西城称“阳合门”，原本有瓮城，文革期间被破坏。紫荆关城建在拒马河南岸，所以北门没有朝北开，而是坐西朝东。 在关城外，还建有三道翼墙，向西与涞源的浮图峪城堡连接，向东亦有延伸，直抵两侧的绝峰峭壁。在关城外，沿着城墙还建有四座小城堡，名为：小金城、小盘石城、奇峰口城、官座岭城。这几座小城堡与关城可以互相应援，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从这里入京 说起来，北京的地缘颇具特点，优势非常明显，所谓“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西、北、东三方面有太行山和燕山的屏蔽，向南则俯瞰中原，一马平川。交通亦非常发达，西北出居庸关可达草原，东北出古北口或山海关可至辽东，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大道经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相连，这种沟通三大地理区域的区位优势使得北京在元代以后的大部分时期都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 中国的政治中心转到北京之后，飞狐陉—紫荆关的战略地位也随之一变。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和中原地区，首都在长安—洛阳—开封这条沿黄河走向的轴线上转移，太行八陉中的南四陉，是中原地区的天然屏障，而北四陉所控扼的定州、幽州等要地的重要性，还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但定都北京之后，军都陉成为首都西北的最后一重天险，突破居庸关，驰骤可达北京城下。而从飞狐道南下，无论出紫荆关还是倒马关，都可进入无险可据的河北平原。所以，“太行山——燕山”一线，实际上便是华北平原最后一条天然防线。这条防线上，本就特殊的内三关亦骤然成为不容轻忽的剧地。 西汉初年，力谏国都定于长安的刘敬曾说：匈奴部落离长安最近的只有700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而从易县到北京只有200里远！以骑兵的速度，突破紫荆关，就与到达北京城下相差无几了。另外，从紫荆关出山，就是太行山东麓大道，这是自古以来华北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干线，控制了这条交通要道，会导致救援北京所需军队、物资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困难。 自此，我们就能理解本文开篇的那一场景，火筛已经进入宣府、大同，向南可以沿蔚县的壶流河谷地直插飞狐道，若只顾及居庸关而不在紫荆关设防，北京危矣！ 其实，这也不过是历史在居庸关和紫荆关身上的再一次重演。三百年前，北京便曾经危过一次，而且再无翻身。——迅速崛起的大蒙古国，在攻打居庸关无果后，从紫荆关抄了金朝的后路，进而将其攻灭。 金大安三年（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统大军攻金，蒙古军队首先主攻的是北京的西北方向，其主力由金西北路边墙突入，大破金军三十万于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死者蔽野塞川”，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两年后，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入野狐岭，金朝慑于蒙古骑兵的战斗力，收缩兵力扼守居庸关。居庸关两山夹峙，一线微通，金军又溶铁封闭关门——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唐朝那位任季将军的设想，在百余里的路线上布满了铁蒺藜。看似万事大吉，不料蒙古军队在怀来战胜完颜纲、术虎高琪率领的金军，然后长驱直下，直达居庸关。 然而居庸关防守严密，根本无法通过，于是成吉思汗在留下了部分兵力与金军对峙之后，亲率主力迂回南下，袭取紫荆关。由此进入河北平原，而后派遣一支军队北上攻下居庸关南口，南北夹击，方才一举攻破关城。然后蒙古军队畅通无阻，直抵中都城下。后人用“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一语来描述这一战役。 这次战役，拉开了金朝灭亡的序幕。金朝的战败有很多因素，但在战术上集中兵力于居庸关，却忽视紫荆关的防守，以及蒙古骑兵长途迂回运动作战的能力，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保卫战 入明之后，紫荆关防御体系第一次受到巨大挑战，是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 那一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和阿剌侵扰辽东、宣府、甘肃、大同等地，大同军队作战失利，沿途塞外城堡尽皆陷落。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支持下，明英宗率军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因接到前线战败的消息，于是决议退兵。在退兵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是计划取道蔚州，由紫荆关回京。但在途中又折返向东，仍沿原路奔居庸关而行。但还在半路上，便被瓦剌骑兵围困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最终大军死伤惨重，扈从的文武官员被杀的有50多人，明英宗也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导致明朝中衰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一役，明军精锐折损大半，瓦剌首领也先劫持英宗在手，自觉奇货可居，便带着英宗先后到宣府、大同城下，要求开关。结果明朝得知皇帝被俘之后应变迅速，先是边将拒绝开城要求，九月，朝廷又拥立英宗的异母弟，出征前留在京师镇守的郕王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以稳定民众和军队。也先的讹诈计划落空，于是打着送皇帝还朝正位的旗号，入犯北京。 也先没有选择英宗取道居庸关回京的路线，而是绕过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县境），直捣紫荆关。当时紫荆关的防御情况如何呢？据当年八月受命镇守紫荆关的四川按察使曹泰说：我听说前日有二百“达贼”进入易州、涞水等地抢掠男女，从容离开，官军畏之如虎，没有敢上前应敌的。况且紫荆关是京师西北咽喉要地，虽然有官军守备，考虑到“贼人”已经从本关出入，很清楚官军的怯懦，如果再次入寇，恐怕不能抵挡，请朝廷派遣有战斗经验，智勇双全的武职重臣，多带精锐官军来紫荆关镇守。收到报告后，朝廷不敢怠慢，派山东都指挥使司佥事韩青率军一千前往紫荆关。后又陆续增派两千名官军，补充一千把火器。 那么，经过陆续增兵，紫荆关的兵力如何？据兵部的说法，紫荆关原有官军七千，近已填调五千，加起来已有上万。可对方的军队呢？据史籍记载，十月初四，到达紫荆关下的蒙古军队有三万人，其中精壮二万，人数就已超过明军，更何况明军中又有大批怯懦无能之辈。于是景泰帝与群臣商议，决定派遣都督孙镗率精兵一万六千、战马五千匹，又增派两万精兵，一万补给孙镗，另一万由都督毛福寿、陶瑾率领策应。这明显为时已晚，几天之后，蒙古军队就发动了对紫荆关的攻势，守军寡不敌众，武将韩青战败自刎而死。副都御史孙祥主持守关，与对方相持了四天，也先从小道绕过紫荆关，前后夹攻击破关城，孙祥在巷战中被杀。 也先突破紫荆关后，只花了两天时间就陈兵西直门外。四九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大臣嚷嚷着迁都南京，惟有于谦力排众议，坚请固守，并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的支持。于是景泰帝命于谦统一指挥北京城防。于谦亲率临时拼凑起来的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终破瓦剌之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谓一关失守，北京难保。 守御的沉思 紫荆关战役，明军何以失败？有学者指出明军内部存在矛盾，孙祥与韩青不和。但除此之外，明朝何尝不是重蹈了金朝忽视蒙古骑兵长途迂回行军能力的覆辙？《读史方舆纪要》里记载了于谦的一番话：“险有轻重，守亦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噤喉。论者常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正如秦人守函谷而不知武关不固，咸阳遂倾。蜀人守剑阁而不知阴平已逾，成都先丧也。欲保京师，则紫荆不可不防。” 战无定式，一般人舍远求近，但舍近求远，谁说不可？紫荆关虽然距离北京比居庸关远，但往往进攻者会利用防守者的心理，绕路奔袭紫荆关更易获得成功，所以紫荆关一样需要重视。于谦便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已经不知道于谦的这番言论发表在紫荆关战役之前还是之后，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战后总结时有感而发。也先正是利用明军重点防御居庸关，攻击防守相对薄弱的紫荆关。明朝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情报与调动能力均不及人，于是酿成京师被围的大祸。 在明朝一方，还从另一方面总结了紫荆关的弱点：关城一带歧路众多，所以容易被人绕路包抄。有鉴于此，在击退蒙古军队之后，明朝重设紫荆关守御千户所，重新加固了紫荆关的城防，派副总兵前往镇守，并调集军队、百姓修筑城垣，堵塞山路，尽可能把所有的小路、隘口都用木材、石块堆砌堵住，又开挖壕沟，以防“贼来无阻”。 明朝定都北京后，京师人口繁盛，所需薪柴木炭，主要是取自太行山区的森林。土木之变后，经兵部上奏，朝廷下令：紫荆关、居庸关、雁门关一带的森林，近年来被公家私人砍伐殆尽，开山成路，化险为夷，导致蒙古军队漫山而入。此后禁止砍伐，违令者治罪。 对紫荆关一线防御工事的加固工作从此不断。嘉靖初年，兵部奏请在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900多座。嘉靖二十五年，再次修筑紫荆关等处边墙工程600多里，隘口100多处。 紫荆关山前、山后一带防御军队的规格，也逐渐提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保定设置总兵，建立保定镇。明代后期统称的“四镇三关”，就是指拱卫北京的辽东、蓟州、昌平、保定四镇，和居庸、紫荆、山海三座雄关。而保定总兵在春秋两季，都驻守于紫荆关与广昌县城（今涞源）之间的浮图峪，以便镇守。 然而，明朝不断加固包括紫荆关在内的长城防御体系，实际上充分体现出明军战斗力不断下降的严酷事实，不但无法重演永乐年间北征草原的主动出击，连与蒙古铁骑野战的能力也逐渐丧失，处处挨打，非常被动。蒙古军队行动迅速，“朝发白登（大同附近），幕[暮]扣紫荆”，明朝军队无法堵截其行军路线，只能依靠修建坚城高堑借以自保，并希望以此阻遏他们的攻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在其后继续不断修筑北方各地的长城。隆庆年间，谭纶、戚继光在蓟镇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大规模修整长城，并推广了空心敌台，有效地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在蓟镇的推动下，在随后万历年间，保定镇又修筑边墙一万余丈。成书于万历四年（1576年）的《四镇三关志》中，记载了紫荆关附近的边墙长度，分别为：乌龙潭172丈、奇峰口1278丈、盘石口748丈、乌龙沟6565丈、浮图峪3744丈、宁静安3731丈、白石口5607丈、沿河口580丈、大龙门625丈、马水口3349丈、金水口130丈，加起来有26529丈，约合今80多公里。这些长城的修筑，其用意与此前的“斩堑”、禁止樵伐、堵塞峪口都是一致的，就是阻止入犯的军队绕过紫荆关，以避免“土木之变”也先从山间小路翻越紫荆岭，从关南夹击关城的覆辙。 今天我们看到的紫荆关城和附近的长城、城堡、关隘防御体系，就是这样一步步修建起来的。一直到近代，仍有多次战事围绕攻守紫荆关而展开，最著名的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变”中，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入侵紫荆关，用大炮轰击关城，与守军展开激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承载了数千年风霜与硝烟的紫荆关，如今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的鲜活见证，也是研究长城关隘、建筑的绝佳个案。置身拒马河畔，远眺险峻的蒲阴陉，遥思大同边塞，昔日的战马嘶鸣，仿佛就在耳边。 作者：孙靖国，原刊于《中华遗产》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