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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孔子之前已有“春秋”，刘知幾《史通·六家》考之甚详；孔子之后“春秋” 乃有特义，《孟子》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言之凿凿。汉儒视《春秋》为六经之一，以为其中有圣人之笔，既富经义，复为私家修史之滥觞。此说由来久矣，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根深蒂固，而质疑与调停者亦代有其人，学者聚讼千古，终不免信者恒信其所信，而疑者恒疑其所疑。秦火之后，先秦典籍亡佚甚多，尤以史籍为然，[1]欲取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之类以证与孔子《春秋》事、文、义之异同，恐怕只有寄望相关简牍埋藏地下且终能重见天日之时[2]。 书阙有间，想了解汉儒经说确立之前的“春秋”观念，可经由考察先秦诸子 对《春秋》的称引与认识，说明“春秋”一词在孔子之后的二、三百年间被诸子认知的情形。由于历来说《春秋》者多到不可胜计，诸子言及《春秋》的材料自然多少都有人引用过，像墨子号称见过百国春秋、孟子言《春秋》的作者与宗旨、韩非大量引述《左传》故事等都是学者所习知的；惟问题意识不同，材料的证据作用也就随之而异，即使引用相同的材料，思考的问题却可能因人而异。对于“诸子如何看待春秋”这个命题，以往有关春秋学史的论述往往站在经学史的立场，或未予应有的重视，或仅选择性的看重个别诸子，例如孟子；本文的旨趣与此稍异，较为着重普遍观察与逆向思考，从诸子称引“春秋”的情形，说明诸子的“春秋”观念及其相关的史学史涵义。 二、 《论语》与《春秋》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最重要的史料，其中多次谈到了《诗》、《书》、《礼》、《乐》、《易》，却独独不言《春秋》，这事颇耐人寻味。有人以此质疑孔子与《春秋》的关系[3]；有人则以为“不言”并不意味“没有”，否则就是默证，而默证的逻辑是十分薄弱的，何况今本《论语》经辗转传抄，已非原本，其间有所讹漏亦未可知[4]。《论语》言五经而独漏《春秋》的现象是否传抄讹漏所致，已无法考证；但这个现象似乎反映了《论语》纂辑者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知，而且在《论语》流传的过程中也没人意识到应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补上，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孔子与《春秋》的关系真如孟子与经学家所言是那么密切而重要，《论语》在纂辑流传的过程中却一直存在言五经而独漏《春秋》的现象自然是个疑点，问题的重点不仅在于独漏，更在于纂辑流传的过程中无人意识到这个阙漏。纂辑者的疏忽也许是个解释，但不是唯一的解释；不是疏忽也有可能。如果不是疏忽，那就意味另一事实，即打从《论语》纂辑流传伊始就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有不同于后来《孟子》与《公》、《榖》学派的认知。为甚么会这样？较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初根本没有孔子与弟子谈论《春秋》的纪录，所以无从采录。司马迁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他的解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 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 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 辞不可以书见也。 “不可书见”，似乎为《论语》缺少《春秋》纪录提出了解释，但其实不能解释，因为既有口授，自有流传，否则《春秋》经文与经义从何而来？而且既已口授传指，却又不可书见，如何使“乱臣贼子惧”？这与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之旨也是矛盾的。孔子既授弟子《春秋》，何以纂辑《论语》者一无所录？孔子的语录除了《论语》，散见于先秦文献中的还有很多，其中有些可能是附会、假托，出于造说，而非实录；有些则难以考论。在《论语》纂辑流传的过程中并未将这类语录收入，包括著名的《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引述的孔子之言若为实录，《论语》似无不录之理。“《论语》不言《春秋》”，当记而未记，也有可能是反映《论语》纂辑者“多闻阙疑”的另一观点，学者单凭對默证法的质疑来辩解尚不足以释疑[5]。 三 、《墨子》与《春秋》 《墨子‧明鬼下》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语，墨子引此四国春秋，虽然意在明鬼，但从其论证的方式看，乃是广征历史记载为证，其所谓“春秋”实系通名而非专指某一部书，因此周有周的《春秋》，燕有燕的《春秋》，宋有宋的《春秋》，齐有齐的《春秋》，“春秋”只是各国史记的通名；这与其后的孟子能分别晋史为《乘》、楚史为《梼杌》、鲁史为《春秋》，显然大异其趣。墨子每引完一国春秋，必曰：“诸侯传而语之曰”如何如何，这也与春秋时代各国史官间的“赴告”制度相合[6]。墨子为战国初期人，对“春秋”一词的性质及其相关制度的了解似较合于古义。 《隋书·李德林传》答魏收书：“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刘知幾《史通·六家》亦云：“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今本《墨子》未见此语，《墨子·非命下》，“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则墨子所见固不止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而已，李、刘所引不知是别有所据？还是刘据李书，而李书只是行文时对墨子所见春秋一种印象式的概括？[7]墨子既号称见过百国春秋，能考商、周、虞、夏之记，又引述周、燕、宋、齐春秋所载故事，自是“习于春秋”之人[8]，其书完全未称引《鲁春秋》与《春秋经》，对孔子《春秋》似亦一无所闻，他的“春秋”观念与意识反映了一些历史情况，在“春秋”观念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四 、《孟子》与《春秋》 孟子私淑孔子，两言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直言孔子作《春秋》，并且也引述了孔子“知我、罪我”的话，很像是第一手材料，广被征引，影响深远。只是孟子崇拜孔子，盛赞《春秋》，而《孟子》通篇竟未引述《春秋经》内容片言只字，不免启人疑窦。孟子述史常掺杂己意，像他说的周室爵禄班秩与井地之法征诸史实皆未可尽信[9]，《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他：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荀子的批评如何？当然也是见仁见智。不过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并未见于先秦其它文献，严格说来是个孤证，究竟是否属于荀子说的“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之类，虽未可确知，然实颇可疑。 孟子认为孔子《春秋》与其它“春秋”一类的诸侯史记，其“事”与其“文”固然相类，但孔子《春秋》多了特殊的“义”，性质便大不相同。其义为何？孟子没有明说，只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则孔子窃取的义应与《诗》教有关，《诗》教与“王者”有关，“《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当然也与王者有关，孟子自己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说诗，“以意逆志”[10]，连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的话也说得出来[11]，“《诗》亡然后《春秋》作”恐怕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总之，孟子认为世衰道微乃有孔子《春秋》之作，乱臣贼子因而有所惧，那么他对《春秋》经文应有所了解与引述才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似乎孟子曾征引《春秋》文字。事实上太史公所说“捃摭《春秋》之文”的《春秋》并非专指《春秋经》，还包括了《左氏春秋》；而孟子书中也并未征引《春秋》经文，引述史事有些倒与《左氏春秋》有关，最明显的例子为《告子下》述葵丘之会，所引誓辞“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与《左传‧僖九年》所载完全相同。近人研究孟子与《春秋》的关系，指出：“孟子全书引用《左传》达二十次以上，却只字未提左氏；对孔子作《春秋》推崇甚高，而对《春秋经》则未见一引。”[12]这个现象当然有些矛盾，似乎孟子没见过《春秋经》，只见过《左传》。《左传》成书年代若依其预言验否为断，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前半叶[13]，与孟子大致同时，孟子或曾得见。孟子得见《左传》与否并非问题重点，即使未曾得见，孟子熟知春秋史事因而引用与《左传》同源史料亦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孟子如果见过《春秋经》，以他对孔子《春秋》的了解与推崇，徵引《春秋》时不可能引《左传》而不引孔子《春秋》；如果孟子没见过孔子《春秋》，他说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与孔子《春秋》之事、文、义之异同，又何所据而云呢？ 五、 《庄子》与《春秋》 《庄子》言春秋有三处，《齐物论》云：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齐物论》通篇论“道”，案上下文意与旧注，其所谓圣人并非指孔子，“春秋”也不是指《春秋经》。《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耼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天运》篇中多寓言，记孔子、子贡问道于老子，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作，非庄子亲笔，“六经”之名就是明显的破绽，前人早就说过：“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之书称六经，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14]既称《春秋》为六经之一，即不可能指《鲁春秋》，然孔子又焉有称自己的《春秋》为六经之理？孔子若修、作《春秋》，又岂可言“治”？老子又怎么可能视孔子作的《春秋》为“六经”之一，为“先王之陈迹”？〈天运〉篇此言问题很大，虽说是寓言，但破绽甚明，也是够荒唐的了。按本篇作者之意当然以为《春秋》就是《春秋经》，但由于以上的原因，并不能代表庄子其人的“春秋”观念。《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本篇论天下学术，包括评论庄周以及庄周之后公孙龙的学说，当非庄子亲笔。本段所说六经宗旨完全是儒家的观点，既云“《春秋》以道名分”，自然指的是《春秋经》，但同样不能代表庄周本人的“春秋”观念。 以上三则，有两则所谓《春秋》乃指《春秋经》，显系后出；至于〈齐物论〉中的“春秋”二字，未必指文献名，即使指文献，也是泛指先王典志，而不是指孔子《春秋》。《庄子》其书虽言及“春秋”一词，实际只有〈齐物论〉一则可视为庄子本人的“春秋”观念，这是引《庄子》以言《春秋》必须注意的。 六、《荀子》与《春秋》 《荀子》数言《春秋》。《劝学》篇云：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春秋》约而不速。 《儒效》篇云： 《春秋》言是其微也。 《大略》篇云：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劝学》与《儒效》两篇强调《春秋》的旨趣在一个“微”字，“约而不速”也与“微”义相通，虽然荀子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春秋》之微当然就是“微而显”、“微言大义”的微，荀子说的《春秋》显然是指《春秋经》。 《大略》篇的“《春秋》贤穆公”、“《春秋》善胥命”，与《公羊》之义相通，近人更考释《荀子》言《春秋》兼采《左》、《公》、《谷》三传之义[15]，可见荀子对《春秋》的理解已趋近于经学化了。 荀子以博学着称，惟其所言《春秋》似专指《春秋经》，既无墨子“百国春秋”之义，亦非孟子说的《鲁春秋》之类。荀子的“春秋”视野何以会有此“蔽”？除了儒家背景，极可能与他的时代较晚，“春秋”已经经学化与专名化大有关系。 七、《韩非子》与《春秋》 《韩非子·内储说上》：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干犯之，而况于人君乎” 《春秋经·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这段材料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春秋》当指《鲁春秋》或《公羊传》上的《不修春秋》[16]，僖三十三年经文略有出入即为孔子所修的结果。另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春秋》即《春秋经》，文字出入当是古人引书往往仅取大意或关键语的习惯所致，《春秋经．定元年》有“冬十月，陨霜杀菽”之语，《内储说上》引《春秋》经文将杀草、杀菽记错也不无可能。本段文字另一重点在“仲尼对曰”，有人认为《鲁春秋》本来只是“记异”，“仲尼对曰”正是孔子赋予经义的一例[17]；有人则以为经文冬十二月实为夏正九月，“不杀”是正常的，所谓记异实为历法弄错的误记，“仲尼对曰”其事难信[18]。其实《内储说上》讲的是人主所用“七术”，“仲尼说陨霜”是第二术“必罚明威”──“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的例证之一，引述者正是要拿“仲尼对曰”证明自己的主张，至于文意的掌握是否忠于仲尼，既难考实，亦非重点。就故事内容看，孔子与哀公讨论鲁史书法的可能性较高，就像孔子曾批评董狐的书法，批评的乃是晋史；孔子与哀公讨论自己的书法似较不可能，韩非此处所说的《春秋》自以指《鲁春秋》较为合理。 《韩非子·奸劫弒臣》： 故《春秋》记之曰：“楚椘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踰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帝景公”。 王子围与崔杼二人事分见《左传·昭元年》与《左传·襄廿五年》传文，《春秋》经文不载，此所谓《春秋》一般认为指《左氏春秋》。同篇又云：“上比于《春秋》”，所指亦同。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 子夏怎么说《春秋》呢？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絶奸之萌”。 《外储说右上》讲的是“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其一曰“势不足以化则除之”，意思是作臣子的如果与君王争民心、争势力，君王必须防微杜渐，不可任其坐大。韩非所谓子夏说《春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故引以为证。子夏说的《春秋》，依《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前后文推断，当为孔子所授，自然是指《春秋经》。不过也有人认为《韩非子》中的《春秋》常指《左氏春秋》，兼以韩非为子夏说《春秋》所举的田常、晏婴故事见于《左传》而不见于《春秋经》，子夏说的《春秋》实际指的应是《左传》[19]。 《韩非子．备内》： 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 这里的《春秋》，似指一般史书的通名，而非专指哪一部《春秋》。《备内》篇又云： 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 《桃左春秋》，或谓《桃兀春秋》之误写，即《楚梼阢》；或谓《赵左春秋》，为赵国所传《左传》；或谓乃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之一种。各说皆无确据，仅能视为一古书名[20]。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晋文公攻原得卫的故事，并说“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未载，见于《左·僖廿五年》，但没有“孔子曰”或“君子曰”。所谓“孔子闻而记之”，不知记于何处？孔子曾批评晋文公“谲而不正”[21]，褒贬与此不同。《外储说左上》引晋文公故事是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韩非不过是借孔子的话作为结语，有“君子曰”的意思，但不能以此证明晋文公攻原得卫的故事为孔子所记，更不能据此推论《左传·僖廿五年》所记文字与孔子有关。 《韩非子》引证史事极为丰富，其中取材与《左传》相同者不少，前人多有指出[22]。一般认为这种情形虽然未称引《左传》，实即引自《左传》，所谓《春秋》，实指《左氏春秋》。在《韩非子》中《春秋》有时指《左传》，有时又指《春秋经》或《鲁春秋》，有时则是泛称春秋类书。韩非对“春秋”似无分辨的概念，一词多义，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形。 八、《吕氏春秋》与《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一篇有关春秋学的重要文献，大意谓孔子《春秋》之后，自左丘明以迄董仲舒一干人等，各自从不同目的作了与《春秋》有关并且以“春秋”为核心书名的著作，然而各有短长：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其终始；暦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案太史公的意思似乎《十二诸侯年表》也是某种意义的春秋学。被太史公点到名的人之中有吕不韦：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依太史公的说法，《吕氏春秋》也是春秋学的一支，并且“删拾《春秋》”，惟今本《吕氏春秋》中并无《春秋》经文，“春秋”之名亦仅见于《求人》篇：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此《春秋》起讫与《春秋经》相同，所指似为《春秋经》。惟此处征引《春秋》，既未引其文，亦非喻其义，只是泛说这十有二世期间的史事可证明国之安危乃系于人之贤否；如果只看《春秋经》本文恐怕不易读取人才得失与国家安危的具体事证。其后所举宫之奇与伍子胥二例，事见于《左传》，不见于《春秋经》，其它尧、舜、禹的例子亦与《春秋经》无关。所谓“观于《春秋》”云云，也可能指的是《左氏春秋》，事实上“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就是拿来指《左传》也没有什么不妥，《左传》史例丰富，人物鲜明，又有许多“君子曰”，得失鉴戒易于读取。 《吕氏春秋》中的《春秋》之名仅一见，而征引其它史事的例子则颇多，其中有些亦见于《左传》，文字虽有出入，但可看出讲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乐成》篇言子产执政、《为欲》篇言晋文攻伐原、《权勋》篇言晋灭虞等皆是。《吕氏春秋》中不见《左传》或《左氏春秋》之名，在《左传》与《韩非子》同载的事例中，《吕氏春秋》的引述有时更近于《韩非子》。虽然太史公将《吕氏春秋》列为春秋学的一例，但从种种迹象看来，整部《吕氏春秋》谈到《春秋》的地方很少，对《春秋》的认识仅止于“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而已，而且很可能实际指的还是《左氏春秋》。 九、结语 从诸子引述《春秋》的情形可以看出诸子对“春秋”一词的认识并不一致，《论语》的纂辑者应录《春秋》而未录，并未意识到后人所称的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墨子》所称的《春秋》意指各国史记；《孟子》能辨孔子《春秋》与《鲁春秋》之别以及《鲁春秋》与《晉乘》、《楚梼杌》之同，但引述“春秋”时却不引孔子《春秋》而引《左氏春秋》；《庄子》言及《春秋》，或系后人窜入，或泛指先王典志，难为孔子《春秋》之证；《荀子》所言《春秋》为《春秋经》；《韩非子》言《春秋》具有多重涵义，但最常指的乃是《左氏春秋》；《吕氏春秋》虽有“春秋”之名，其言《春秋》，殆指《左氏春秋》。《论》、《墨》的无视《春秋经》，《孟》、《荀》的特言《春秋经》，《韩》、《吕》的以《左氏春秋》为《春秋》，这些现象除了学派传承的关系，“春秋”词义的时间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文、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系，方法固然不错，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秦火以前诗书百家语与各国史记存者尚多，诸子内容与春秋经传有关系的部份若言明出处自无问题；未言明者其来源就有可能是与经传同源而非直接受某经某传影响。一般的说法多假定只要诸子引述内容与《春秋》经传相同、相似、相通，则必然源自经传，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反映同时这种说法无异假定诸子见过《春秋》经或传，那为何鲜见诸子引孔子《春秋》经文，引的多是《左氏春秋》？其时《公羊》、《谷粱》只有口说尚未写定，诸子何以也都能知其内容？再说，所谓事、文、义的相同、相似、相通，每一则个案能否成立，尚有认定与解释的问题；即使能够成立，也可能是与《春秋》经传同源，而未必皆出于《春秋》经传。像“唇亡齿寒”、“臣弒君、子杀父”之类，已是先秦通用成语与故事，若凡有所同必欲谓引自《春秋》经传，恐陷于拘泥，[23]忽略了当时人能见到的“春秋”實有多義，不能無條件的皆視為《春秋》经传。 诸子征引史事，所引故事同于《左传》者不少，出自《春秋经》者可说绝无仅有，似乎《左氏春秋》较孔子《春秋》流传更广，可见《春秋经》确是儒家所独尊。另一方面，诸子述史多取《左传》，也可能是此时人们历史意识的反映，述往事需要的是完整明白的叙事，而非微言大义的书法，因而征引《春秋》多取《左氏》。这种由简而繁、由微而显的历史叙事要求，从《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叙事结构与内容篇幅的发展已充分得到证明。将先秦诸子的“春秋”观与诸子征引《春秋》多取《左氏》的现象放到时代脉络中去理解，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自然是有其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2]《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姑借《韩非子·显学》批评儒墨俱道尧舜而取法不同的话说，若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不复出，将谁使定孟言之诚乎？《春秋经》能保持它的神秘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法拿诸侯史记与它作事、文、义的充分比对。 [3]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版）；皆为其例。 [4] 说详张以仁《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见氏著《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41页。 [5] 朱维铮谓：“《论语》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他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均未录入，因而不能据以推断孔子没有编著过《春秋》。”见氏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论证方法还是对默证法的质疑，而未考虑传说孔子编著《春秋》正在其晚年，《论语》既然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何以不记其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何以言五经而独漏《春秋》？朱氏又举《庄子》曾说孔子治《春秋》，《韩非子》记有孔子与鲁哀公讨论《春秋》的对话，以证“从战国到两汉，说及孔子与《春秋》关系的，也不只是孟轲”；说恐未的，参本文第5节与第7节有相关讨论。 [6] 先秦史官有互书各国大事的制度与传统，《左传‧文十五年》“名在诸侯之策”、《左传‧宣二年》“赵盾弒其君”、《左传‧襄二十年》“名藏在诸侯之策”、《左传‧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国语·晋语二》“惧为诸侯载”等皆可为证。 [7] 《公羊传·疏》引闵因〈序〉谓孔子“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显然更是夸诞，连一本“宝书”的书名也没有，目的似乎只是要在数量上胜过“百国”，不让墨子专美。 [8] 《国语‧晋语七》，司马侯对晋悼公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教太子时曰：“教之以《春秋》”，事皆在孔子之前，孔子之前既有习于《春秋》之人，墨子习于“春秋”亦不足为奇。 [9] 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请参拙作《论孟子述史的不可尽信》，《辅仁历史学报》第1期，1989年。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的原因，请参拙作《孟子历史观念试释》，《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10] 《孟子·万章上》。 [11] 《孟子·粱惠王下》。 [12] 姚曼波：《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我对于孟子引用与《左传》相同故事是否直接出于《左传》仍持保留态度，对于姚氏因孟子“称《春秋》之名而引《左传》之实”的现象遂怀疑孔子《春秋》即《左传》这类的说法，也不能认同。 [13] 《左传》成书年代考之者众，难有定论，然其书流行于战国时代则为事实。 [14]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08册401页。 [15]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86-90页。 [16] 《公羊传·庄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不修春秋》一般认为即《鲁春秋》，君子即孔子。 [17]赵伯雄《春秋学史》，第10-11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册493-494页。 [19] 姚曼波《春秋考论》，第56-57页。按姚以田常、晏婴事为子夏所说，非韩非所举，句读恐误。 [20] 参周勋初《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第122-128页。周文申《楚梼阢》之说，但终无确据。 [21] 《论语‧宪问》。 [22] 章炳麟《丙午与刘光汉书》云，“韩非采左氏说最多”；周勋初《韩非与百国春秋》曾举证多条。 [23] 像《韩非子·存韩》李斯《上韩王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此语亦见《左传·僖五年》，李斯所闻是否一定来自《左传》？恐怕未必。又《管子·法法篇》：“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说《春秋》义亦与此相近，惟《春秋》是否一定指《春秋经》？难道诸侯史记都不载弒君杀父之事？恐亦不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