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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杉 摺扇在明初中日关系中担任的角色 入明以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数次遣使赴日通好，并以入贡的倭扇赏赐群臣。张羽是“吴中四杰”和“北郭十才子”之一，有三首受赏倭扇诗传世。“赐从天苑秘，来涉云涛远。入握体还藏，向风机自展。岂无白团扇？能舒不能卷。洗马手中持，终朝陪凤辇。”“万国扶桑外，年年贡扇来。皇都无酷暑，赐与拂尘埃。”“小国贡来东海外，尚方分给午门前。终身永宝君王宠，总遇秋风莫弃捐。青宫甲观倚云开，侍从如云总俊才。昨暮传宣容握扇，丹墀清晓谢恩来。”从诗中可知，受赏倭扇的地点设在午门前，持之上殿面君是一种荣宠。而吴中毕竟是朱元璋死敌——张士诚的故地，所以不论张羽如何表忠，也难逃被多疑的朱元璋处置的命运。洪武十八年，他因“坐事”贬谪岭南，行至半途又急被召回，自知凶多吉少的张羽投龙江而死。 朱元璋与日本的关系也好景不长，在“胡惟庸案”中，因林贤通倭一事，使他对日本的态度大变。据万历时人何乔远《闽书》卷146 “岛夷志·日本”所载：“丞相胡惟庸得罪惧诛，欲借倭人为不轨。惟庸已败，又久之，事觉。上追怒，于是名日本曰倭，下诏切责其君臣，暴其过恶天下，著《宝训》绝之。而命信国公和、江夏侯德兴经略海上郡。”清人陈鹤在《明纪》卷5中，对此事更有详尽记述：“（洪武十九年）冬十月……胡惟庸之未败也，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指挥林贤，阳奏贤罪，谪居日本，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日本王，借兵助。已贤还，日本遣僧如瑶帅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至是事露，乃族贤而恶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因林贤通倭之事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在朱元璋御制诗《倭扇行》中也有表达。诗云：“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国王无道民为贼，櫌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浮辞尝云卉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王无辩，褶袴笼松诚难验。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千天宪。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此处的倭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阵中缴获的战利品，应是摺扇中的军扇，也称“修罗扇”。 在嘉万时期抗倭名将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寇术”和同时代人李言恭、郝杰《日本考》中，都有倭寇以扇指挥军阵的记载。“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在《日本考》卷1“寇术”标题之后，还指出我方须通晓此术，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倭奴之胜我兵，专以术也。即以其术还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胜矣。”据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26 “服玩具·扇”：“今军中所用扇，大抵一尺二寸，片面纸金色，以朱画日轮，片面纸朱色，以金画月轮，其竹骨八枚或十六枚，有纽，长可六寸，随家传有小异。” 军扇是一面涂金地绘红色日轮，另一面涂红地绘金色月轮。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中枢院编过一本《朝鮮风俗资料集说》，作者是日本人今村鞆。在书中“朝鲜和扇”第五章“日本扇ノ总记”第二节“日本扇名略考·日丸扇”中称：“日丸扇，扇面上画一日轮，多作军扇使用。”“武者扇，军士指挥等所用，多画一日轮。”“铁扇，扇骨用铁制成，从战国时代起，作武士护身之用，德川时代武艺者多用之。”实物可见这柄铁骨扇，黑色扇面上绘一红色日轮。指挥蝴蝶阵所用和明军献给朱元璋的战利品，应是此类绘有日轮的军扇。 日本军阵主帅还使用一种摺扇式马标，如日本静冈县久能山东照宮博物馆藏一面长约2.2米的金扇马标，为德川家康指挥关原之战时所用。实战图证见于现藏大阪历史博物馆、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关原合战图屏风》上。这是一幅纪实性漆画作品，绘于战后当年的庆长五年（1600年），这幅漆画曾作过德川家康侄女松平满天姬的陪嫁。右侧第二块屏风下方，绘一高悬旗杆上的金地日轮摺扇马标，示意此处为主帅指挥之所。明人常有抗倭之役，对日本军扇较为熟悉。 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1394年在位)结束南北朝分裂状态之后，积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但在明太祖时期未能如愿。惠帝朱允炆继位之后，当时已逊位的足利义满于日本应永八年（建文三年）派同朋众（作者注：同朋众是室町以后在将军身边处理杂务、有艺能的文化侍从。他们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管和清点室町将军家族收藏的唐物，为它们题写物品名称标签、标注作者“外题”和记录唐物估价的“代付折纸”， 并为将军挑选用于各种场合的唐物，是室町将军家族的策展担当。 所谓“唐物”,最初仅指从唐朝输入的物品，后来宋元明时期输入的中国舶来品也称“唐物”,近世时甚至把西洋舶来品也称“唐物”。它们不只是将军的个人赏玩品，也用作仪式道具、殿堂装饰等。）祖阿为正使、博多商人肥富为副使的遣明船来华。据瑞溪周凤所著《善邻国宝记》卷中记载，足利义满以“日本准三后某”的名义递呈国书:“日本准三后某，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合、同文台一个。搜寻海岛漂寄者几许人还之焉。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该国书在中原英隆等人所著《康富记》“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辛丑”一节中也有记载，除文中的“某”均换成“道义”等小异之外，末尾还有日期“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惠帝朱允炆对日本使臣优待有加，赐赏极丰。据《善邻国宝记》卷中记载，“建文四年（应永九年）二月初六日”，足利义满又以“日本国王臣源”之名，派遣“使僧圭密、梵云、明空、通㕝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生马贰拾匹、硫磺壹万斤、马脑大小叁拾贰块计贰百斤、金屏风三副，枪壹千柄、太刀壹佰把、铠壹领、匣砚一面并匣、扇壹佰把，为此谨具。” 综上所述，在明初波动的中日关系中，日本摺扇伴随其间。两国交恶时，它曾作为战利品被送到朱元璋面前；改善关系后，又成了入贡明廷的“方物”国礼。 两位风雅皇帝在扇画审美上的不谋而合 据大江匡房口述、藤原实兼笔录的《江谈抄》第二，将纸摺扇作为书画载体、赋予其艺术欣赏功能的记述，见于平安时代藤原道纲之母从天历八年（954年）起，用21年所写的《蜻蛉日记》中。“在为宫中服侍天皇的官员制作各种扇时，于扇骨上进行蒔绘，或在金、银、沉香、紫檀等材质的扇骨上镶嵌金银并雕刻。 与写在华丽纸张的画上不为普通人所知的诗歌相比，或以六十余曲歌枕（作者注：和歌的修辞方式）而闻名的名胜而言，通常大人（指藤原行成）的扇子，扇骨涂华丽的漆，同时在黄色的唐纸那若隐若现的地子正面，以端庄秀丽的楷书书写乐府，背面则书写笔势舒缓的草书，呈送于帝。帝反复观赏扇子正反面，爱不释手，将之视如珍宝放入御匣。而其它扇子，帝仅仅是觉得不错便没了下文。 无论如何，这都体现出帝对这把扇十分满意。”藤原行成是日本书法的集大成者，创立了书道世尊寺流。后世称其书法为“权迹”（作者注：因他官居权大纳言的高位，意为“权大纳言的笔迹”。）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藤原行成作品《白氏诗卷》可以看出，其书法具有洗练均衡、内含筋骨，于纤细处又显笔致精到的高古格调。他侍奉的一条天皇，文学和艺术造诣极高，所以看到纸扇正反面写了行成不同书体的作品，自然爱不释手。 四百多年以后,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一位深解纸扇妙趣的风雅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他曾作一首《咏撒扇》诗：“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人间清凉。”其实，宣宗皇帝不仅重视纸摺扇的实用功能，与一条天皇相比，他对扇画艺术倾注了更多心思。 1949年10月，故宫养心殿南库发现一柄明宣宗御笔双面设色《高士图》纸摺扇，扇骨为梅鹿竹质地，是迄今已知传世品中的最大尺寸。骨长82厘米、扇面纵59.5厘米、横152厘米。大骨上宽0.8厘米，下宽1.4厘米。梅鹿竹属于斑竹的一种，斑竹并非品种名，而是细菌侵蚀竹身后，表面形成的菌斑竹纹。按形态分为凤眼、梅鹿和湘妃三种。凤眼竹纹长圆；梅鹿竹纹像梅花鹿斑，多趋椭圆、扁圆且颜色较深；湘妃竹纹圆润丰满，以紫花腊底为上品。该扇一面绘春日里高士携童仆踏青景象，正中石台上站立着高士、童仆二人，高士以网巾束发，其上戴幞头，身穿右衽蓝边黄色道袍；左边侧身的粉袍童仆手捧瓶花，正向主人走来。 高士右侧绘随风摇曳的垂柳，远处青山叠嶂，近处矮石嶙峋。左边留白处钤“武英殿宝”朱文方印，右边留白处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另一面绘盛夏时节高士在松下纳凉情景，正中石台上的高士斜倚青松，双腿随意交叉。头系方巾，身穿蓝边米色道袍，袒胸露腹，面前放一手卷，正在悠然阅读，一名侧身的红衣童仆侍立其右。左上留白处题写“宣德二年春日武英殿御笔”，在“春日”和“武英”两字上钤“武英殿宝”朱文方印。 宣宗皇帝是一位审美高妙的艺术品设计师，如宣德三年他参与设计监造的铜香炉成为后世追慕的典范。在宣宗引领下，此时无论书画还是其他宫廷艺术品的水平都达到高峰。朱瞻基看重纸扇的艺术承载功能，为充分使用扇面空间，授意内府制成这柄双面纸插骨扇。改造后的纸摺扇承重增大一倍，扇骨数量也随之增加一倍。 此扇大骨2根，中骨13根，共15根，数量是蝙蝠扇的两倍多。这是一种从日本蝙蝠扇向中国书画摺扇过渡的形制，中骨虽已插入两个扇面之间，而安置大骨的方式却采用“一根葱”式。因这种过渡型扇式出自大内，式样甚雅，所以在明清两代文人中一直流行。清以后为美观起见，压大骨的扇边往往贴宋锦、云锦、绫、缂丝或包边，不使纸面外露。 宣宗皇帝对书画摺扇的审美定位，不但影响到晚明乃至后世书画扇的艺术风格，还对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仿华“唐扇”产生影响。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松下人物图》泥金扇，就是中日摺扇技艺互学的产物。该扇与宣宗御笔大扇形制相同，题材接近。而泥金是日本工艺，先将金箔剪碎，反复揉成泥状，与骨胶按一定比例调和成颜料。 金箔有“大赤”、“佛赤”、“田赤”三种不同色金，泥金多用前两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折扇”中提到：“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泥金面泛金属光泽，能呈现出明快华丽的质感，这种技法很快被苏扇吸收。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一个挂有“重金雅扇”招幌的作坊式商铺，这类店铺由匠人开设，自产自销。后方货架顶层都是浆糊未干，正在晾晒的新裱扇面。第二层只有右侧一件新裱品，左侧都已晒干折合。匠人店主站在门脸柜台内干活。从画面情节来看，这是套矾或糊面的工序。他手持棕刷，正为扇面上胶矾水或上浆。从门口竖挂的“重金雅扇”招幌来看，他家善治金扇。然而中国文人喜爱的是清雅的竹质骨扇，认为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怀袖雅物”。沈德符在该书中又说：“今吴中摺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即使是金扇，也贵骨不贵金，这是当时中日两国在摺扇审美价值观上的差异。 朝贡贸易与中日纸摺扇的互学 明代海外贡舶须持明廷颁发的“勘合”（执照签证）才可入华从事朝贡贸易。据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2“珍宝附言土产”：“勘合洪武永乐两给赐，凡入贡，必以勘合为凭，夷中列国请求奉使，必纳钱一千贯，价值白金四千两，其一余关节费余万金，乃给勘合遣使入朝。” 明中期东南沿海厉行海禁，只有广东一地的私商贸易获得了官方默许，而浙、闽两省也希望朝廷能够开放两地的通商诉求，据明人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利·论海市”记载，“邓钟曰：市舶海禁之开，惟可行于闽、广，何也？广东去西南诸番不远，其货物皆足资中国之用，非若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且南方风气柔弱，非倭奴剽悍之比，故香山之抽税，凡以收诸夷之利也。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若行之于他省，则如王直构祸，遂使倭乱侵寻，可为殷鉴矣。然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倘严其违禁之物，重其勾引之罪，则夷夏有无可以相通，恣其所往，亦何害哉！”广东离西南诸国不远，番货丰富；而福建开海则可解决民生，令社会稳定。 另据明人张燮《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列。”不过到了万历时期，随着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不断取得战绩，福建倭患有所缓解，受利益驱动海禁开始弛懈，日本货物也得以贩卖。 据时人何乔远《闽书》卷146 “岛夷志·日本”记载：“贡物曰马、曰盔、曰铠、曰剑、曰腰刀、曰枪、曰涂金装彩屏风、曰洒金厨子、曰洒金文台、曰洒金手箱、曰描金粉匣、曰描金笔匣、曰抹金铜提铫、曰洒金木铫角盥、曰贴金扇、曰玛瑙、曰水晶数珠、曰硫黄、曰苏木、曰牛皮。”日本货物品种丰富，并非如邓钟所言只有刀和扇。此时日本技艺也从各种渠道传入我国，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卷45《事物类》“倭国物”中云：“古有戗金而无泥金, 有贴金而无描金、洒金，有铁铳而无木铳，有硬屏风而无软屏风，有剔红而无缥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宁波多倭国通史，因与情熟言话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圆，故假倭扇亦宁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缥霞, 宣德间遣人至彼，传其法，软屏，今围屏也，弘治间入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即古步障）。乌嘴木铳，嘉靖间日本犯渐，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物焉。”浙江宁波设有市舶司，与日人有交情并能与之对话的“倭国通史”也较多，他们容易得到正宗倭扇。宁波人为了逐利，也制造假倭扇，然而洒金却做不到真品那样完美。 国家博物馆藏《南都繁会图》描绘了晚明留都南京元宵节时繁华的街景，其中绘一处两层的大型货栈，门口挤满观看节庆表演的人，楼上也有观众。货栈门口写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两个长条幅十分抢眼。南市街牌楼下，是扮演外邦进贡使团的一群演员，牌楼底下是人扮的两头狮子，前方一引球人平举绣球，正逗引两头“狮子”前行；跟在后面的演员举着三块牌子，上写“走海倭子进宝”，演员手持硕大的红珊瑚道具。从扮演日本使团的阵容来看，规模不小。由此图证可知，开海后不仅东西两洋的货物丰富，日本也派出庞大的朝贡使团前来贸易。 在《善邻国宝记》卷下可见宣德八年、正统元年、成化十九年等日本贡品单中，都有扇一百把的记载。弘治年间进士、山西提学佥事陈霆在《两山墨谈》卷18中写道：“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团扇则惟江南之妇人犹存其旧，今持者亦鲜矣。”可知自从日本摺扇进入明朝，这种扇式就逐渐取代了古团扇，被国人普遍接受。正宗倭扇是高档礼品，据冯可时《蓬窗续录》载：“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马窦，赠予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轻而有风，又坚致。”利玛窦每年都进宫调试自鸣钟，所以他赠给冯可时的四把倭扇，很可能来自万历皇帝的赏赐。 随着日本贡扇和内府仿品遍赏群臣，摺扇的制作技艺在民间也普及起来，逐渐出现苏扇、杭扇、宁扇、川扇、京扇等流派。苏扇更是名家辈出，竞价难求。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 ：“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明中期以后，持用摺扇成为精雅生活的流行时尚。 苏扇中有一种吸收了中日两国治扇技法的款式，譬如苏州虎丘山西南枫桥凤凰墩王锡爵墓中，出土的一柄二十二方寸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纵29.2厘米，现藏苏州博物馆。 黑色纸面和扇骨上均匀洒金，正中贴菱形大金片，周围贴有规律的小金片，保存完好。王锡爵是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榜眼、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此扇借鉴了同时代两款香炉的装饰技法，如王世襄旧藏冲天耳贴金片三足炉， “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款识。这种金片贴缀均匀，大小不一的装饰技法叫“雨点金”。 王老还有一件金带围鱼耳炉，“大明宣德年制”款识，双耳贴金片，炉身中腰贴一周波浪形大金片。王锡爵扇纸面打底和扇骨装饰吸收了日本洒金工艺，而扇面几何形主纹则借鉴、移植了明朝香炉的装饰技法。这类扇在苏州、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明墓中多有出土，而日本馆藏文物和其他收藏机构的传世品中却鲜见，说明它是我国苏扇创制的本土款式。 室町时代晚期（作者注：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后期），日本开始制作插骨的双面“唐扇”，在此基础上又创新出中启（末广）、雪洞、镇折三种形制。右边中启（末广）的大骨从中腰呈放射状翘曲，这种扇式在上流社会、寺庙僧侣和神社的神职人员中流行。 在藏于京都若宫八幡宫社的《足利将军若宫八幡宫参旨绘卷》中，有一段表现足利将军参拜若宫八幡宫，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其中方毯上做仪式的神职人员和右侧一位高官，都手持着泥金的中启（末广）。因上流社会对豢养的能艺人也赏赐这种扇，所以能扇至今仍用中启。中间的“镇折”中骨削得很细，大骨进行了调整，与现代普通的夏扇类似。相对于此，被称作“浮折”的不整形的扇就是左边的“雪洞”，主要为宫中所用。此时在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中，日本入贡的主要是唐扇改制后的摺扇，它们也成为室町以后日本扇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