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礼”与“法”分别作为两大支柱支撑着国家的运作。对于“法”的研究目前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但“礼”的研究则相对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才得以逐步系统的展开。 中国的“礼”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为基础，其中仪式的进程依据《仪礼》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次整理后形成了唐礼。唐代则又历经《贞观礼》和《显庆礼》对礼制的积累和摸索后，于玄宗开元年间完成了五礼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即长达一百三十卷的《大唐开元礼》。这也是《仪礼》以后现存最早的礼书（以下略作《开元礼》）。 《开元礼》基于传统的五礼制度所编纂而成。所谓五礼是指：吉礼（祭祀之礼）、宾礼（接待外国宾客之礼）、凶礼（死丧·凶荒之礼）、军礼（出征、军事训练等军事仪式）、嘉礼（冠婚·宾射等仪式）。这是将抽象的“礼”这一概念制度化之后的产物，其作为国家统治的规范具有整备理想社会的隐性作用。近年来，在分析皇帝权力的构造这一问题上，吉礼、宾礼、嘉礼、凶礼常被作为重要证据而受到重视。而将目光转向军礼进行的研究虽然已有部分成果出现，但尚存许多未解明之处。 对于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统治者的权力而言，对军权的获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而作为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军礼不仅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同时还体现了皇帝与天地等诸神间的关系，其中又很大程度的涉及到军事将领等复杂因素，就这一点而言，与其余四礼相比，军礼无疑具有更为特殊且敏感的性质。因此，通过对军礼的研究，对于解明上述三者，即皇帝、天地诸神、将军之间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对于考察中国史上的皇帝权力构造体系这一领域来说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研究课题。 如果仅从字面来看的话，“军礼”似乎只是一个和军事相联系的简单概念，但其作为唐代国家礼仪制度下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由二十三个不同类型的仪式所构筑的庞大体系。在本文中，笔者拟选取唐代军礼的一个重要侧面—献俘礼（奉献俘馘及战利品的仪式）为对象对其基本构造进行初步考察。 关于早期的献俘礼已有学者进行过详尽的考证。其认为：献俘礼来源于战争胜利后表达功劳和祝贺的宗教习俗。其时的人们认为正是由于受到诸神与先祖们的庇佑才能够取得胜利。为了对这种庇佑进行回应，他们召开盛大的献俘仪式并将战利品虔诚的奉献于诸神以显示其感恩之心。从出土的文物及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以后的诸王朝皆实施有献俘礼，从中不 难摸索出其发展和变迁脉络。众所周知，礼制从汉代起便作为政治运营的重要工具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作为其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具有时代沿袭性。这种沿袭并非一成不变的，各王朝结合自身的统治需求对其内容加以调整。唐礼自然亦不例外，那么，在拥有强有力的皇帝权力及军事力量的唐王朝中，献俘礼具有何种构造呢？ 一 具有多重构造的唐代献俘礼 —特别是关于“造”及“告” 在考察唐代献俘礼时，首先需要对献俘的定义进行确认，“献俘”并不等同于“献捷”。两者间虽然具有共通的性格，但却存在如下差异。即“献捷”仅是战争胜利的通报，无论战争规模的大小均需要对中央政府进行汇报。而本文所探讨的“献俘”虽然也包含有报告战争胜利这一环节，但在同时地方政府或将军还需要将俘馘传送至中央。中央政府于首都会实施相应的献俘仪式，这种仪式并非单一的，而是由一系列仪式所构成的复合体。换句话说，“献俘”比“献捷”更为正式且无论规模及结构都更为庞大复杂。 在唐代官方所规定的文字资料中涉及到献俘礼的记载首推作为国家礼典的《开元礼》。在该书军礼篇（卷81—卷90）出征仪式的文末可以散见到相关记载，现将其列举如下： a 皇帝亲征造于太庙（卷83） 凯旋告日，陈俘馘于南门外，北面西上，军实陈于后。其告奠之礼皆与告礼同。 b 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卷87） 若凯旋，唯陈俘馘及军实于北门之外，南面，其告礼如上仪，祝版燔于斋所。 c 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卷89） 若凯旋，惟陈俘馘及军实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其告礼如常仪。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唐代献俘礼依照出征主导者的不同分为“皇帝亲征”与“制遣大将出征”两种情况。按照《开元礼》的记载，在“皇帝亲征”的场合，皇帝在出发之前分别在圜丘、太社、太庙举行被称作“告奠之礼”（或作“告礼”）的祭祀活动；“制遣大将出征”的场合，大将则须在出发之前分别对太社、太庙及齐太公庙实施告礼。但根据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战争结束后的献俘仪式却并非仍按部就班的对这些地方的神灵进行告礼，而是以“皇帝亲征”—太庙；“制遣大将出征”—太社、太庙的方式来进行的。如同a中“其告奠之礼皆与告礼同”与b、c中的“其告礼如上（常）仪”所示，献俘礼的告礼与出征前所实施的仪式在流程上几乎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有无俘馘的陈设而已。 在这些告礼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仪式名称里“造”、“宜”、“告”字在使用方法上的区别，由于其与仪式的性质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予以说明。现整理表1列举《开元礼》篇目中对太庙、太社实施的仪式。 从实施于太庙的诸仪式的大致流程中可以看出不论皇帝是否亲祭，各仪式依照其性质及目的，其仪式内容的称呼各有不同。在实施于平时的吉礼中多用“享·荐新·祭·告·祈”，战时实施的军礼中则按照皇帝和大将分别称作“造”及“告”。另一方面，在太社的诸仪式中，平时实施的吉礼被称作“祭·告·祈”，军礼则不论皇帝还是大将均作“宜”。这样一来可得出如下结论：①在《开元礼》诸仪式中，“造·宜”是专属于军礼的用语；②军礼之中“造·告”的使用依照皇帝和大将被加以区分使用。 《周礼·春官》的《宗伯·大祝》云：“大师，宜于社，造于祖”。《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郑玄注云：“类、宜、造，皆祭名，其礼亡”，孔颖达亦云：“造乎祢者，造，至也，谓至父祖之庙也”。此外又云：“庙为亲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随义立名也”。唐代的治国理念和制度皆试图参照三礼，特别是《周礼》。与此相同，上述的“造·告”也源自于三礼。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造”具有如下两个特征：①是专属于军礼的用语；②是天子或诸侯对其父庙及祖庙实施祭祀时的用语。不难看出，在唐代军礼中，正是为了体现与太庙有血缘关系的皇帝的区别，才特意对大将在太庙的祭祀称呼作“告”。 《隋书·礼仪志三》卷3云：“古者天子征伐，则宜于社，造于祖，类于上帝。还亦以牲遍告。梁天监初，陆琏议定军礼，遵其制。帝曰：‘宜者请征讨之宜，造者禀谋于庙，类者奉天时以明伐，并明不敢自专。陈币承命可也。’琏不能对”。这篇记事是南梁天监年间（502—519）制订军礼之时，武帝与陆琏之间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宜”是向太社寻求征讨方略及专断之权的手段，“造”则是为了向太庙的先祖们咨询军事策略。在仪式里通过奉献币以“承命”。虽然这篇记事较唐为早，但仍可窥见唐代出征前“造·宜”的目的及相互关系。而实施于战争胜利阶段的献俘礼也正是为了作为其答复而进行的。 二 唐代献俘礼的构造 如前所述，据《开元礼》，唐代的献俘礼在凯旋时分别对太社及太庙进行告礼。通过这种仪式的实施彰显了国家获得的战争胜利受到了诸神的佑护，从而也因此向世人展示了受命于天并以此对政权合法性进行了强调。然而，通过对史料中献俘礼实例的整理可知，唐代献俘礼的作用并不止于此。现选取几个代表性事例进行说明。 《唐会要·献俘》卷14记载有高宗朝初期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时的情况。 显庆三年十一月。苏定方俘贺鲁到京师。上谓侍臣曰：“贺鲁背恩，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许敬宗对曰：“古者出师凯还，则饮至策勋于庙。若诸侯以王命讨不庭，亦献俘于天子。近代将军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闻献俘于陵所也。伏以园陵严敬，义同清庙。陛下孝思所发，在礼无违亦可行也”。十五日，还献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庙。 阿史那贺鲁是咥利失可汗的外甥，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其率部族内附于唐后，在讨伐龟兹时被任命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又以平定龟兹的战功成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瑶池都督。在远征龟兹之际，太宗招贺鲁至嘉寿殿，将自己的外套披于其身，可谓恩宠有加。然而，太宗驾崩后不久贺鲁便自为沙缽罗可汗造反。显庆三年（658）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击败贺鲁将其押送至长安。上述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高宗打算将贺鲁献俘于太宗的昭陵，因此征询礼部尚书许敬宗的意见。向来善于逢迎的许敬宗对这一做法进行了肯定，其理由是陵寝之“义”与宗庙相同，均体现了“严敬”，这种对先帝表示孝心的行为于礼无违。从这一事例能够看出唐代的献俘礼并不拘泥于礼书中规定的形式，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在不违其大义的情况下灵活的进行调整。 同样，在同书同卷中有如下一例。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隋唐节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贼吴元济以献。上御兴安门，大陈甲士旌旗于楼南。文武群臣、皇亲、诸幕使人、皆列位。元济既献于太庙・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执曳楼南。摄刑部尚书王播奏，请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斩于子城之西南隅。 宪宗元和十二年（818），平定了淮西地区的吴元济之乱后，在太庙、太社分别进行了献俘礼，宪宗亲御兴安楼上，待文武百僚、皇室就位，吴元济由露布牵引立于兴安楼下之南，摄刑部尚书王播奏请将吴元济交付大理寺卿受刑，宪宗许可的敕下达后，吴元济被带至子城西南斩首。从中可以看出，在对太庙、太社实施献俘之后，还需要对皇帝本人实施献俘并获得皇帝对俘虏的裁决。 俘虏被带至皇帝面前的实例虽然多见于唐代后期，但也可以确认其在唐初便已实施的记事。另外，《旧唐书·李正已传》卷124的附传《李师道传》云：“擒师道而斩其首，送于魏博军，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献于京师，天子命左右军如受馘仪，先献于太庙郊社，宪宗御兴安门受之，百僚称贺”。在经历了太庙、太社及对皇帝本人的献俘礼后，宪宗接受百官的祝贺。 上面这几件实例均是较大规模的征伐后所实施的献俘仪式。从中可以看出皇帝亲御楼（或殿）接受献俘这一行为包含有如下功能。①由皇帝亲自对重要的俘虏进行裁决，②通过对俘虏的裁决向来场的百官提示皇帝所具有的合法的生杀大权，③接受百官的庆贺表达君臣一体同乐的思想。穴泽彰子对唐代楼的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唐代皇帝利用楼在空间上的上下构造，达到其彰显君臣有别的不对等关系”，这种效果无疑在献俘礼之中也得以体现。 妹尾达彦认为，至玄宗朝起，南郊祭祀仪式形成了“太清宫→太庙→南郊”的祭祀顺序，受到这种影响，天宝年间以后太清宫也作为重要会场之一被编入献俘礼的构造之中。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实施于太清宫的献俘礼当为玄宗天宝五年（746）的记事。事实上，直至唐末，太清宫在献俘礼中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另外还有在圜丘实施的一例。《资治通鉴》卷201总章元年（668）10月条云： 李勣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中略…。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勣为亚献。己巳，谒太庙。 太宗时期曾对高句丽发动了大规模的远征，均遭失败，太宗也在此不久病逝。其后的高宗朝才终于完成太宗平定高句丽的夙愿。高宗在圜丘实施了盛大的告礼，并以立功的将军李勣担任亚献（第二个实施酌献者）。另外，肃宗至德二年（757），元帅广平王收复了因安史之乱而丧失的西京长安，捷报传至太上皇（玄宗）所在的蜀之后，太上皇派遣宰相裴冕分别在圜丘、太庙、太社实施告礼。 以上列举了唐代献俘礼的若干实例。其地点可以大致分为在太庙、太社、陵墓、太清宫所实施的象征性的告礼和针对皇帝本人的实用性的献俘礼两大类。而在重大的征伐或平叛时也会追加在圜丘实施的针对昊天上帝的告礼。事实上，有唐一代，在楼（殿）向皇帝实施献俘仪式似乎已成为惯例，这种做法虽然对后世的宋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唐代并未作为官方规定的正式仪式得到认定。因此，可以说，在唐代的献俘礼中，对于太庙和太社的仪式才是其常有的形态。 那么，唐代太庙及太社的献俘礼是如何实施的呢？ 三 太庙献俘礼仪式的流程 在本节中对唐代太庙中所实施的献俘仪式进行考察。之所以选择太庙为讨论对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该仪式是唐代献俘礼中最常有的仪式形态；二是由于太社的献俘仪式其流程与太庙大致相同之故。如前所述，在太庙实施的献俘礼可以分为皇帝亲征的“造”礼及大将出征的“告”礼（在《开元礼》中，也存在如同前面a、b、c中，将两者称作“告礼”或“告奠之礼”，或统称作“告礼”的情况）。为了便于理解，笔者依照《开元礼》中这两种仪式的记载进行比较。 针对诸神的“告礼”属于祭祀活动，在《开元礼》，特别是吉礼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献俘礼的告礼也依据于此，告礼的大致流程载于《新唐书·礼乐志一》卷11中。其云： 凡祭祀之节有六。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庙之晨裸、六曰进熟、馈食。 这六个阶段分别为：仪式前期，通过占卜选定祭祀的实施日期、祭祀前的斋戒、有司设置席位、道具等准备工作（1～4）、仪式当日，玉帛的奠献（在宗庙则为晨祼）、食物的供奉（5、6）。在唐代的礼制中，祭祀类仪式被划分作上、中、下三个等级，其中，太庙的祭祀属于大祀。 由于《开元礼》中对献俘礼的记载十分详尽繁琐，因此笔者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将其简化作表2。为了使仪式一目了然，绘制图1以供参考。由于《开元礼》完成于玄宗朝，因此其时的庙制从献祖至皇考睿宗合计为九庙。 通过表2可知，皇帝的“造”礼其内容分为准备阶段、晨祼、馈食、仪式结束四个阶段。皇帝到场后首先对九庙依次实施晨祼，其后皇帝再依次对九庙的神主酌献醴齐。在这一过程中，太祝宣读祝文。皇帝至东序后，太祝从各室的上尊中汲福酒将之注于一个爵内。接下来，侍中进福酒于皇帝，皇帝祭酒后饮福。太祝割取神主前的胙肉和黍稷饭载于笾上，由司徒进于皇帝，皇帝食用后，饮酒，归位。此时军将登场，但他们的行动极为简略，仅在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的室外饮福酒即归位。其后，百官及军将受敕食用胙肉，仪式结束。有司焚烧祝版等。 另一方面，大将的“告”礼则经过准备阶段、奠玉帛、进熟、仪式结束这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和皇帝“造”礼基本相同，在仪式中，告官先向九庙进奉玉帛，其后再依次酌献醴齐，在此过程中太祝宣读祝文。告官至东序后，太祝从各室中汲福酒并注入一个爵中，告官祭酒后饮福。太祝割取神主前的胙肉，告官食用后，饮酒，归位。军将于此时登场，在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室外祭酒后饮福酒，军将又食用胙肉。接下来，百官受敕食用胙肉。接下来，有司将黍稷饭、玉帛、等掩埋。有司焚烧祝版。 在这两个仪式中，均有太祝诵读祝文这一过程。《大唐六典·尚书兵部》卷5云： “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辞齐太公庙，辞讫，不反宿于家。临军对冦，士卒不用命，并得专行其罚。既捷，及军未散，皆会众而书劳，与其费用、执俘、折馘之数，皆露布以闻，乃告太庙。” 可知祝文的内容来源于露布，大体为战争的费用及获得的俘馘情况。此外，两个仪式存在如下差异。①祭祀内容的不同；②军将行为的变化。为了便于说明两者的差异，有必要参照《开元礼》中在太庙实施的诸仪式的内容。现试将其整理为表3。 首先来看祭祀的内容，在《开元礼》中实施于太庙的告礼通常按照下述六种方法进行。［1］晨祼、馈食、祭七祀；［2］荐新；［3］祭中霤；［4］晨祼、馈食；［5］奠玉帛、酌献；［6］奠玉帛、进熟。《新唐书·礼乐志二》卷12云：“若宗庙，曰馈食”，可以说［1］和［4］的晨祼加馈食的结构是最为常见的方式。也就是说，献俘礼的皇帝“造”礼基本是按照平时最为常态的方式实施的。然而，为什么，大将的“告”礼却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奠玉帛、酌献”呢？这应和军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有关。 军礼是综合了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特殊仪式，献俘礼自然亦不例外。如前所述，在唐代的祭祀体系里，实施于太庙的献俘礼属于大祀。关于唐代大祀的献官，皇帝亲祭的场合以皇帝（初献）→太尉（亚献）→光禄卿（终献），有司代行的场合则以太尉（初献）→太常卿（亚献）→光禄卿（终献）的方式实行三献之礼，他们各自依次向神主奉酒酌献。这种序列是依照身份从初献起逐渐变低的。《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云：“诸小祀唯献官一献”，小祀中仅规定行一献之礼。然而，在太庙实施的献俘礼虽属大祀亦实施小祀的一献之礼。这样一来，《开元礼》的规定和与之完成于同时期的《大唐六典》相互矛盾。在表3里，不实施三献的仪式有：荐新于太庙（巻51）、季夏祭中霤于太庙（巻51）、时旱祈于太庙（巻65）、皇帝巡狩告于太庙（巻60）、巡狩告于太庙有司摄事（巻61）、皇帝亲征造于太庙（巻83）、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巻89）。这七个仪式的前三者规模较小，因此实施一献之礼。但为什么巡狩告于太庙有司摄事（巻61）与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巻89）这样的大规模仪式依然采用一献之礼呢？ 《大唐六典·卫尉宗正寺》卷16云：“凡大驾亲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猳猪、雄鸡 衅鼓。”该书《太仆寺·乘黄署》卷17云：“凡乘舆五辂，……。四曰革辂、巡狩、临兵事则乘之。”也就是说，巡狩和军礼的仪式一样都是和军事活动具有直接联系的仪式。关于献官的重要性，江川式部认为：“由于其与神直接进行交流，因此具有极其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另外，金子修一也指出：“在因特殊事件而进行的祭祀活动中，其献官的关注度也较平时的祭祀为高，因此其政治性十分敏感”。 支撑皇帝权力基础的中心支柱是军权。巡狩和献俘礼这种皇权与军权的综合性舞台无疑会被皇帝作为强调其绝对且唯一性地位的手段而备受关注。在这种手段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一反常态的将应该实行的三献之礼调整作一献之礼，通过这种直观的视觉效果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为了与皇帝的“造”礼加以区别，将大将“告”礼的流程由平时的“晨祼、馈食”改为吉礼告礼中最为寻常的“奠玉帛、进熟”。 关于军将的行为这一问题，在上述两个仪式中是有明显差异的。皇帝（或告官）在进行 晨祼（奠玉帛）、馈食（进熟）时，军将作为旁观者于殿下。需要注意的是福酒的产生和胙肉的食用。福酒原本是酌献时所使用的醴齐，经过晨祼和祝文的宣读（奠玉帛、酌献）这一阶段后，其内容被认为是由于受到了先祖的加护而转化为福酒。《旧唐书·职官志三》卷43云：“凡大祭祀，……。洗爵，则酌罍水以奉。及赞酌泛齐，进福酒以成其礼焉。”福酒的饮用（饮福）被看作是“礼成”的象征。因此，可以说，在仪式中担任福酒的制造者的皇帝（皇帝的代理者-告官）即是仪式的主导者。在皇帝“造”礼中，皇帝食用胙肉后饮尽福酒，相对于此，军将在饮用一部分后与百官一起食用胙肉这一做法，无疑体现了军将虽然与百官不同具有饮福的资格，但却仍须与百官一同食用胙肉的臣子身份。但在大将“告”礼仪式中，军将饮尽福酒，而且先于百官在殿上食用胙肉。这无疑表示军将的权限相较于皇帝“造”礼扩大了许多。大将“告”礼是大将承制带兵出征的情况下施行的仪式，因此在仪式中其权限的扩大也意味着皇帝将军事领导权的一种临时交付。 四 面向皇帝的献俘礼 如前所述，在对太庙及太社实施告礼之后，俘馘会被带至皇帝所御的楼下接受裁决。这种仪式虽然自唐代初期便已实施，但真正得到重视且形成规模则是在玄宗朝以后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元礼》中其未被作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典礼的重要原因。虽然唐代的国家礼典对其流程只字未提，但由于其频繁的实施于唐代中后期，因此仍能从史料中扑捉到相关信息并对其经过进行大致复原。现列举如下三个对该仪式叙述较为详尽的史料。 Ａ大和三年（829）八月，太常礼院奏：“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今古，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后。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今请并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候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伏旌门处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下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太常卿又跪奏凯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出旌门外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别有献俘馘仪注。俟俘囚引出方退。请宣付当司，编入新礼，仍令乐工教习”。依奏。 （《旧唐书·音乐志一》卷28） Ｂ（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隋唐节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贼吴元济以献。上御兴安门，大陈甲士旌旗于楼南。文武群臣・皇亲・诸幕使人，皆列位。元济既献于太庙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执曳楼南。摄刑部尚书王播奏，请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斩于子城之西南隅。（《唐会要·献俘》卷14） Ｃ（元和）十四年（819）二月，魏博节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马使刘悟，斩逆贼李师道、并男二人首级，请降”。上御兴安门受田宏正所献贼俘，群臣称贺于楼下。授刘悟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师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师和，配流岭表。 （《唐会要·献俘》卷14） 上引这三个史料时代彼此较为接近，分别为宪宗朝和文宗朝的记载。将其内容整理后可以抽取出如下流程：①大功献俘馘者在东门（春明门）与掌管京师的神策军汇合→②鼓吹令、丞、歌工二十四人、乐工（骑马）作为前导，神策军、献俘馘军将、俘馘进入东门→③鼓吹奏破阵乐→④至太社门外，乐止，全员就位，陈设俘馘→⑤告礼结束后，奏乐至太庙如太社之仪，告礼结束后至皇帝所御之楼的旌门前→⑥兵部尚书前导由中路入场，与文武百官、皇室、外国使节就位→⑦太常卿跪请奏破阵乐，奏乐结束后，俘馘被露布牵引入场→⑧刑部尚书奏请皇帝裁决（若行刑则由大理寺押送至刑场）→⑨皇帝接受百官称贺→⑩授予赦免或投降者官职。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从东门的春明门入城。在长安的皇城里，太社位于太庙西侧，也就是说选择从春明门入城，则先经过太庙到达太社。因此，相较于太社→太庙的祭祀顺序来说，太庙→太社这种方式应该更为妥当。也正是由于这种地理上的便利，从唐代献俘礼的实际情况来看，后者的顺序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太社与太庙在祭祀内容上十分接近，因此也常存在有太社的献俘告礼被忽略而选择太庙→皇帝所御之楼这种方式。 结语 在此对本稿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如下： （1） 在唐代官方礼典的框架下：唐代军礼的献俘礼分为“皇帝亲征”与“制遣大将出征”两种情况。前者以太庙、后者则以太社、太庙为其主体形态实施告礼。 （2） 实际中的献俘礼除了上述的太社、太庙的告礼外，自唐代中后期起针对皇帝的献俘仪式逐步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有唐一代并未将其作为正式的仪式。 （3） 太庙的献俘告礼仪式中，皇帝“造”礼以晨祼、馈食，大将“告”礼以奠玉帛、进熟为其核心内容。仪式中之所以不实行通常的三献之礼，而是采取一献的形式则是由于献俘礼是综合了政治和军事的两大权力的特殊仪式，这种特殊性产生了需要与平时的仪式加以区别的必要性。另外，大将在“告”礼中的权限与皇帝的“造”礼相比也有所增大。 （4） 对皇帝本人的献俘礼与太社、太庙的告礼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与后者的象征性相比，前者通过对俘虏进行裁决，接受百官祝贺等行为，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也就是说，在唐代的献俘礼中存在有依靠祭祀诸神获得庇佑的“对神”的仪式以及彰显皇帝权力的“对人”的仪式。虽然前者作为正式的国家典礼载于《开元礼》中，但是由于后者具有的现实意义更为强烈，且更加能够直观的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因此无疑会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这种面向皇帝本人的献俘仪式经过五代十国仍得以存续，并被宋所沿袭并正式成为了宋代礼典中军礼的核心内容，这与唐代后半期皇帝御楼接受献俘的盛行不无关系。本稿仅是对唐代献俘礼的构造进行的初步考察。关于献俘礼的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另文。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