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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日常生活秩序模式與政治倫理準則，自禮儀、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探討由來已久。現存《天聖令》各卷內容中的時間規定及相關的禁令，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溯源至月令中的相關規制及思想，伴隨著歷史發展的進程，被歷代執政者演繹著、解讀著，同時也在生產生活中不斷地闡釋著、踐行著。在一些原則性的程式化規范以外，操作層面上的取捨增刪也多有所本，淵源有自。本人在整理研讀《天聖令》的《營繕令》，其中所涉及的四時禁令和與土功興作密切相關的內容相對更集中些，故試圖從月令入手以窺其制度淵源流變，以便更透徹地理解令文形成的過程及意義。更因為在《天聖令》之後的現存法典、南宋令典《慶元條法事類》中，時令已經從禮典正式進入令典，豐富和拓展了律令體系。所以，本文擬從實踐運作的角度，探索月令秩序在歷史脈絡中制度層面的延續與具體實施。 一、英藏敦煌文獻中的唐代《月令》 敦煌所發現的月令文書有多個卷號，其中的S.621在《英藏敦煌文獻》中定名為《月令注解并序》，王重民早在《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中即有介紹，并據《文獻通考》所引《宋三朝國史藝文志》記載《御刪月令》始末，得知當時所經“改黜舊文，附益時事”，“乃準諸當時節氣”等做法。其後又在《敦煌古籍敘錄》中將該卷與《開成石經》互校，發現“異文頗多”。另外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張弓所作緒論《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以及王素在首章《儒學》中皆論及此卷文書。首尾俱殘的S.621其中所保留的進書表大半部，可以從中窺見編纂者以及成書的相關信息。以下僅移錄該卷中的進書表，并就《開成石經》和《全唐文》卷三四五所收以外的另本相比勘，包括《經義考》卷一四九和道光十四年茆泮林所輯李林甫等撰《唐月令注》的進書表。 ［上缺］ 1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别為《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吕 2 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 3 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 4 事資革弊，允屬欽明。 陛下懸法授人，順時設教，［ 5 用刑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 6 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 7 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 8 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 9 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謙光，宣城 10 郡司馬齊光人，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 11 史監事史元晏，侍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為之注解。臣等虔奉 12 綸旨，極思研精，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討論之寄。義深罕測，學淺難周， 13 莫副天心，空塵聖鑒。 從S.621號文書與《經義考》《唐月令注》的比勘得知，《經義考》《唐月令注》與《開成石經》同出一脈，而文書則較多異文，當是另有所本。進書表的價值體現在諸多關注同時期學術政治的論作中。徐松《登科記考》卷九據引《開成石經》拓本以縷析文人考第、歷官。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對於《禮記時令》、《注解刪定禮記月令》及開天時期的集賢院學士、直學士歷官的考證，就是依據《職官分紀》、《玉海》所引韋述《集賢注記》及《開成石經》所保留的進書表。由李林甫天寶五載（746）進表的時間座標來確定相關人員的人生經歷和仕途軌跡。與進表內容相關的記載見於《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禮書一類： 《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 由此可知，經改定後的《禮記·月令》將月令從原來在《禮記》中第五篇的位置移至首篇。至於參加撰注的八人，劉光謙在文書中作劉謙光，齊光乂作齊光人，《經義考》作齊光又，皆屬形近而誤。徵諸史籍，有關記載有： 《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别建學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 《翰林志》：“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為學士，始别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 則知應為劉光謙，又《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五亦有題名劉光謙。劉光謙為翰林學士時在開元二十六年（738），月令進表中的劉光謙還只是集賢直學士，說明劉光謙參加撰注的時間至遲也應在開元二十六年之前。另一位撰作者陸善經在月令進表中也是直學士，他升爲學士大致與劉光謙前後。見《舊唐書》卷二六《禮儀志》： 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禮部員外郞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爲允。 開元二十七年時，陸善經也從集賢直學士升爲學士。那麼，他參與撰注的時間也應在此之前。 陳希烈， 開元中“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他做集賢院學士的時間在開元十九年。《新唐書》卷二二三上《奸臣傳》：“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6350頁） 徐安貞，“開元中為中書舎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金石萃編》卷八三《易州田公德政碑》即為“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開國男”徐安貞所撰文，時在開元二十八年。 齊光乂，原名是光乂，《玉海》卷五四引《集賢注記》：“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秘書正字是光乂上《十九部書語類》，敇留院修撰。”《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亦載其上書授集賢院修撰，後賜姓齊。 梁令瓚此前曾作率府兵曹參軍，與一行在開元中共同設計和製作了渾天儀和黃道遊儀。保存在日本大阪美術館的唐代珍貴繪畫《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中有梁令瓚，署銜為“奉義郎守瀧州別駕集賢院待制仍太史臣”，與進書表一同豐富了傳統史書中對梁令瓚歷官記載的缺失。 李林甫在進表中署銜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據兩《唐書》玄宗本紀、《舊唐書》卷一0六、《新唐書》卷二二三，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代張九齡為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二十七年為吏部尚書，天寶元年改異官名，為右相，加尚書左僕射。按照《舊唐書》卷九《玄宗紀》的記載，天寶五載四月“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書表中僅記陳希烈為門下侍郎，所以李林甫進表的下限應當在天寶五載陳希烈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前。而從參與注解撰作的其他人的經歷來看，最早應當始於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代張九齡主持以後，改撰月令的工作在時間上前後遷延多年。 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大唐開元禮》和《唐六典》的編纂都出於同樣的目的，即以仿照《周禮》、《禮記》等不刊之典，以襯托時代氛圍，突出盛世氣象，在取法上古禮的同時融入當朝禮制而另行撰作的新禮典。比如《唐六典》以像周禮六官之制度，以現行令式分入六司，以唐代中央及地方行政機構設置、員品、職掌為正文，而以周官以降歷代沿革為注文，兩相結合。在《大唐開元禮》中同樣在繼承的同時折中古禮與今典，參入體現當朝文化取向的新內容。從玄宗朝對禮典的重視和適於時政的改撰在目的與手段上的一致性可以大體推知，重新編定《禮記月令》作為繼《大唐開元禮》和《唐六典》之後的一項工程，是當時重新編撰禮政典儀的系統建設之一，這也從一個側面透示出玄宗時期對於禮制建設上的用意和操作。如前所述，進書表中的八人在歷官時間上的不同步推測，可能是先後進入編纂集體，此項工程經衆人之手歷時多年，方告完成。 至於後人，則或記其初始，或言及竣工，故在時間的表述上出現不一致，如《宋會要輯稿》禮24之79《明堂頒朔布政》記載:“然《月令》之文，自顓帝改曆術，帝堯正人時，《大戴》有《夏小正》，《周書》有時訓，《呂氏春秋》有十二紀。《禮記‧月令》雖本於呂氏，然其所載皆因帝王舊典，非呂氏所能自作也。唐開元中，刪定《月令》，國朝亦載於《開寶通禮》，及以祠祭附為祠令。今肇建明堂，稽《月令》十二堂之制，其時令宜參酌修定，使百官有司奉而行之，以順天時，和陰陽，誠王政之所先也。”至全祖望《跋禮記石經月令》，則提出“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之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文”，可見是分別取其始撰與完成的不同階段而言。 二、月令與營繕令之時間秩序 履天道，合典儀，無乖時令，以順天應時，是月令所包含的思想內涵和寓意。在這樣的文化概念形成過程中，雜糅著諸多元素，包括其所完成的將四時與陰陽五行的合流，而天人感應學說在時間和空間的流轉律動中得以傳播。還有，自然節律經由社會實踐形成的以農業型生產為主的經驗性內容， 與厚生卹民、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倫理的闡釋，都賦予了月令多元的思想內涵。 從《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這些經典文本，乃至我們陸續發現的秦漢簡牘、詔條以及敦煌唐代文書中的相關內容，都以持續而不間斷的文化傳承將月令文化傳佈到中原及其以外廣袤的統治區域，而形成日常社會與政治實踐準則和規範的月令的滲透與影響，究竟在哪些層面抑或深度上發揮其持久的影響力，通過這些歷代珍貴的文字遺存得以具象的展示。在《天聖令·營繕令》中，直接牽涉到土功興作與避免妨農、符合時令、順應節氣的切實運作，具體體現在令條中的相關規定中，達成時令與農事與行政的協調與契合。 1.伐木、營造 宋1 諸計功程者，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短功。春夏不得伐木。必臨時要須，不可廢闕者，不用此令。 此前筆者曾經在《<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中討論《赋役令》《营缮令》的临时性役功時，將此條《營繕令》與賦役令的唐26條結合起來加以比較。唐26條為： 諸丁有所营造，皆起八月一日從役，四月一日以後停。其營屯田、铜冶及鐵作、磚瓦、運木之處，不在此例。若量事要須，不可停廢者，臨時奏裁。 在上述兩條令文中，都有兩個方面的規定，一個是常規性制度，須嚴格按照時間秩序行事，不得有違；另一個則是臨時性制度，不在其中，視具體情況處理。這兩個方面就是柳宗元《時令論》中所說的“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唐李贤注：“时令谓月令也。四时各有令，若有乖舛，必致妖灾，故告之。” 又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所謂俟時者，即依四時之令，守四時之禁。《營繕令》宋1條的“春夏不得伐木”是四時之禁的內容，所以在復原唐令時，據《唐六典》卷七、卷二三并參《養老令》將宋1分別復原為兩條，一條為計功，一條為時禁： 復原1 諸計功程者，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短功。 復原2 諸四時之禁，每歲十月以後，盡於二月，不得起冶作。冬至以後，盡九月，不得興土工。春夏不伐木。若臨事要行，理不可廢者，以從別式。 關於伐木和土功，月令中的相關規定性內容如《呂氏春秋·孟春紀》所載“禁止伐木”，高誘注：“春，木王，尚長養也。”《禮記·月令》正義曰：“禁止伐木者，禁謂禁止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入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敦煌懸泉置《月令》孟春月令中也有禁止伐木條：“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因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 與《賦役令》中丁夫服役內容相關的營造項目的時間規定在八月至三月間，共8個月。敦煌懸泉置《月令》孟春月令“毋筑城郭”條釋文稱： 謂毋筑起城郭也。……三月得筑，從四月盡七月不得筑城郭。 規定三月可以筑城郭，一年當中的四月至七月禁止興工，時間是4個月。四月至七月不得營造，是爲了與農時不發生衝突以免妨農。妨礙農作則以非時論責。如《龍筋鳳髓判》卷二将作監二條記載將作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墻髙九仞，隍深五丈。“正屬春時妨農作，百姓訴至秋收后。淳自求功，抑而不許”，其結果被御史以非時興造而加以彈劾。《賦役令》中規定的允許營造的時間其實是與月令規定的完全一致，土木工程開始于八月初，直到次年三月底為止。此項規定見於唐令26條，由此說明唐令規定的營造時間與月令是相吻合的。至宋代修訂《天聖令》時，這一條被剔除，置於《賦役令》中不再行用的唐令部份，在制度上不僅與唐令不合，與月令也不相合。以上月令與唐令中所說的營造，都是指新建工程而言，與平時的日常修繕維護無涉。 2.造土牛 宋11 立春前，三京府及諸州縣門外，並造土牛耕人，其形色依司天監每歲奏定頒下。縣在州郭者，不得別造。 此宋令依據《兼明書》卷一引《營繕令》、《文苑英華》卷五0四判文、《大唐開元禮》卷三等復原唐令為： 復原11 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並造土牛耕人，各隨方色。 按《禮記·月令》：“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後漢書·禮儀志》則在兩處分別記載，其一是“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旙，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其二是在季冬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宋張虙撰《月令解》記載：“難者所以驅不正之氣，邪氣既已難矣，若寒氣則非不正之氣也，故有以送之。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於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土牛兩出，一與月令合，為送寒氣，而立春日出土牛則為勸耕。東漢南陽出土的張景造土牛碑中有記載“府南門外勸農土牛”，揭示了南門外置土牛與勸農的用意。《天聖令·營繕令》中保存了立春之制，誠如劉虙所言。而且，唐代土牛各門所立，方色有異，與前朝制度亦有不同。 3.津橋道路與堤堰 宋19諸津橋道路，每年起九月半，當界修理，十月使訖。若有阬、渠、井、穴，並立標記。其要路陷壞、停水，交廢行旅者，不拘時月，量差人夫修理。非當司能辦者，申請。 宋26 諸近河及陂塘大水，有堤堰之處，州縣長吏以時檢行。若須修理，每秋收訖，勸募衆力，官爲總領。或（若？）古陂可溉田利民，及停水須疏決之處，亦准此。至春末使訖。其官自興功，即從別勅。若暴水汎溢，毀壞隄防，交爲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應役人多，且役且申（若要急，有軍營之兵士，亦得充役。）。若不時經始致爲人害者，所轄官司訪察，申奏推科。 《呂氏春秋·季春紀》：“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淮南子·時則》也規定了在季春發生“下水上騰”的時候，要由主水土的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 除了在季春三月的修繕以外，在九月也作了同樣的規定。《張家山漢簡》二月律令田律有“九月大除道，□阪險；十月為橋，修陂堤，利津梁。”在橋道的維護修理上，唐代《營繕令》宋19條復原唐令文字不變，僅採納了九月修橋到十月結束作為規定，而于月令有關三月“開通道路”則未見繼承。這裡不包括對於不拘時月搶修路段的臨時興工。但是對於堤堰溝瀆的問題，則保留了春秋兩季維修的規定，與類似《淮南子·時則》中的時令規定的繼承性是明確的。 《唐開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縣申西州都督府牒為差人夫修堤堰事》： 1. 高昌縣 為申修堤堰人［ 2. 新興谷內堤堰一十六所修塞料單功六百人 3. 城南草澤堤堰及箭幹渠料用功八百五十人 4. 右得知水官楊嘉惲、鞏虔純等狀稱“前件堤堰， 5. 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時至，請准往例處分” 6. 者。“准狀，各責得狀，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檢案 7. ］例取當縣羣牧、莊塢、底（邸）店，及夷、胡戶 8. ］日功修塞，件檢如前者。修堤夫 9. ］准去年［ 10. ］司未敢輒裁［ 11. 宣德郎行令上柱國處訥 朝議［ 12. 都督府戶曹 ，件狀如前，謹依錄申，請裁，謹上。 13. 開元廿二年九月十三日登仕郎行尉白慶菊上 14. 錄［ （下省） 文書中記載了爲了修理堤堰的人力差派，主司申高昌縣再由高昌縣轉申與西州都督府戶曹。這是在九月差夫修繕堤堰的記載。而對於春季的渠堰維護修理的材料，文書中所見亦多，包括每年仲春掏拓溝渠以待桃花汛期到來時能夠保證渠堰泄水的正常，這些活動的開展記錄在許多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史籍中《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條有規定：“仲春，乃命通溝瀆，立堤防。孟冬而畢。若秋夏霖潦，氾濫沖壞者，則不待其時而修葺。”又《文苑英华》卷五二八堤堰溝渠陂防門<<清白二渠判>>：“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髙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六道判对中，一缺名者对曰： 清白二渠，其來自逺，善利萬物，聞諸古昔。故疏溝若雨，荷鍤如雲，利彼秦坰，興功鄭白。雖墾鑿南畆，人歌日出之功，而翹望西成，不假月離之潤。所以毎加修葺，式建隄防，各有司存，標諸令式。髙陵令以遷鸎入仕，翔鸞布徳，宣風百里，早副天心。管轄二渠，正當交口。欲加門堰，諒有前規，即此經營，非無徃例。但以金堤柳色，未變新枝，玉琯葭灰，尚飄春雪。節未逾於二月，事不越於三章。府局論辜，竊以未可，欲加罪也，其如詞乎。 另一缺名判对也认为，“修葺既非後時，府科何其速耳”。劉仲宜判对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且如雨畢除道，既候於天時，水涸成渠，再編於月令。斗門不設，交渠未修，功雖闕於千金，時靡過於二月，遽即科殿，恐爽廉平。”而劉晉則強調“况作事謀始，合用於農隙，啟塞隨時，豈待於春仲”。 以二月为界，体现了“用於農隙”的用心。從判文中得知，渠堰維護修理要在二月以後才能進行，否則就要以非時擅興論罪。在《唐律疏議》卷一六《擅兴律》中，规定了对擅自兴兵和兴役的处罚，其中“非法兴造条”中非法兴造的含义即包括了法令无文和非时兴造。 在《營繕令》之外《天聖令》的其他卷中，還有一些令文與月令之間有某些繼承性，如《獄官令》中關於行刑的時間禁令，以及《雜令》中類似禁屠、禁採捕等規定。按照柳宗元對月令規定的梳理，一年十二月中要俟時而行的常法包括“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逹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榖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歛，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榖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相應的規定體現在《天聖令》各卷的相關令文中，直至宋代形成專門的令篇后這些內容才從各卷中移出而集中于一處。 三、唐宋月令與令典編訂 對月令的具體運用主要體現在迎氣禮和讀時令上。唐太宗時就在太極殿命有司于正月讀春令。《貞觀禮》中也將周隋沒有的“四孟月讀時令”加了進去。具體而言是讀五時令，即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時讀時令，繼承了魏晉以來形成的制度。但是，作為程式化的儀式，大體是“但存讀令之文，亦不行其事”。中經武則天時的改革，至玄宗依舊。 唐代圍繞著對月令在內的《禮記》進行改編的議論，從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中就已經表達了這樣的願望。《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 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説以為《禮記》不刋之書，去聖久逺，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鋭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鋭卒，蕭嵩代鋭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玄宗朝禮典的建設中，《禮記》經過了《大唐開元禮》的改撰之後，又一次的刪定和改編就是對《月令》的調整和詮解。開元月令刪定的緣起可能與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的《始讀時令推恩勅》有關。當時，玄宗命太常卿韋縚每月進一篇月令，此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雖然時間不長就停止了，但是，一月一進的月令應該不是原有的古月令，而應該是適合當時情況而加以損益的新月令。前面進書表中的八人中有幾位就是在同時期進入月令注解撰作集體的，所以，或許這就是月令注解始撰的緣起。按《唐會要》卷七五《貢舉》上《明經》： （天寶）二年三月，《禮月令篇》宜冠衆篇之首，餘舊次之。 同書卷七七《論經義》又記錄了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 禮記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于通體，是有乖于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繋月。先王行令，盖取于斯。……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 從而完成了月令從篇次到名稱的最終改定。此後，貞元七年（791）秘書監包佶上奏將刪定月令后未刊正的音及義疏，其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再選通儒詳定。經過改定的月令在西安碑林的《開成石經》中保留至今，原來按照一年十二個月分別記述的形式被改變，歸入二十四節氣。 宋代以後對唐月令的態度多褒貶不一，較為具體的有大中祥符八年（1015）龍圖閣待制孫奭進言：“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爲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建議“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前訓。臣謹繕冩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當時翰林學士晁逈等人都認為，“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並湏更改”，最終還是沿用李林甫所注月令。這件事被記錄在《孫僕射行狀》中： 唐明皇刪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公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韙之。 行狀中稱唐明皇刪定月令為“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類似的議論還有，如李覯評價唐增修月令是“未足以觀聖人之旨”。直至全祖望，則斥李林甫之輩之正月令，“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至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月令别行”。直集賢院賈昌朝“著《本朝時令》十二卷”。唐月令仍備四孟月宣讀。 月令在唐代已經改作時令，到宋代最終納入令典當中，使之成為國家基本法的一部份。《慶元條法事類》中已有《時令》篇目，而在此之前的令典當中，還不見有專門的《時令》篇目。時令篇目的出現應該在宋代，但是是否始見於南宋，北宋情況如何，因為材料的缺乏和令典的遺失而不得知。從具體的條文來看，前引《營繕令》首條的四時之禁條，就出現在《慶元條法事類》的《時令》中： 諸春夏不得伐木，若不可待時者，不拘此令。（912頁） 行文和用語與前引《營繕令》該條基本一致，內容上也完全相同。而從現在的《天聖令》以及復原唐令來看，此項禁令原本應該是《營繕令》獨立的一條，至《天聖令》時與“計功”合并為一條，直到專設令——《時令》新辟之後，移出《營繕令》而入《時令》。同樣《天聖令·雜令》宋8條： 諸雜畜有孕，皆不得殺。仲春不得採捕鳥獸雛卵之類。 與《慶元條法事類》中相應的一條是： 諸畜有孕者，不得殺，鳥獸雛卵之類，春夏之月（謂二月至四月終）禁採捕。州縣及巡、尉常切禁止、覺察，仍歲首檢舉條制曉諭。（894頁） 則是自《雜令》移出而入《時令》并進一步細化。在《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一處“諸畜有孕者，不得殺。州縣及巡、尉常切禁止、覺察，仍歲首檢舉條制曉諭。”（891頁）應該是前一條的節語。從制度規定上，比《天聖令·雜令》宋8條更具體也更具操作性。而這項內容本身就是源自于月令的。如《淮南子·時則》：“毋覆巢殺胎，毋麛母卵。”《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田律也有相同的內容：“禁諸民吏徒隸……取產麛卵（） ；毋殺其繩重者，毋毒魚。”繩重，即孕將產之獸。《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亦有“毋殺□蟲。謂幼少之蟲，不得人害者也，盡九月”、“毋殺胎”、“毋夭蜚鳥”、“無卵”等禁令，各種文本中，針對有孕之畜不得殺的禁令都是全年禁止的，其他或略有不同。 此外，《天聖令·雜令》宋7條 “ 諸禁屠宰：正月、五月、九月全禁之；乾元、長寧節各七日（前後各三日。）； 天慶、先天、降聖等節各五日（前後各二日。）；天貺、天祺節、諸國忌各一日（長寧節唯在京則禁。）。”與之對應的《慶元條法事類·時令》是： 諸禁屠宰，天慶、先天、降聖、開基節，丁卯、戊子日，各一日（丁卯、戊子日仍禁魚獵）；聖節，三日（用前十日為始，禁三日，魚獵同）。即崇奉神御及緣祠事，不在禁止之限。（894頁） 除此之外，與《天聖令·獄官令》中的一些規定對應的是有關於寒暑對刑徒的影響以及不同對待。如： 諸罪人應令衆者，遇寒暑并免。（寒，謂自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終；暑，謂自五月至七月終。）（746頁） 諸配軍應部送者，遇寒月（謂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終），隨所斷或所過州權留工役（內逃軍免役），并給請受，至二月遣行（不願留者聽）。其情理巨蠹或配廣南而已入本路者，不用此令。（784頁、794頁） 諸配軍遇寒月應權留者，籍記人數，知州檢察，至遣行日死及半者，兵官從本州奏劾。（784頁、794頁） 無論是李林甫注解的月令，還是最終進入令典的時令，在淵源上可追溯至月令的傳承，而與上古禮不同，各代均在舊文基礎上，根據現實的需要作了修改和損益。時令從禮典而入令典，也完成了從習慣法向基本法的轉型。 春夏秋冬四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從代表自然時序的流轉承繼昇華為朝政秩序中承時順時與人事成敗的映像和標誌，作為時政與時令的吻合，則在歷史的演進中重複地解析著這種融入血脈中的文化的獨特性。所謂“動遵月令前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進而又在生命的盛衰演進和哲理審美層面拓展了其內涵，於是，所生發出的傷春與悲秋情愫契合著文人生活體驗中的冷與暖、喜與優，構成月令文化的多元化思維和敘事模式，也因此成為傳統文化的追尋者們津津樂道的論題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