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黄文弼是中国西北考古的先驱，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学界领袖。利用胡适日记中关于黄文弼的记载及黄文弼致胡适的书信，可以还原出黄文弼与胡适交往的经历。黄文弼是胡适的学生，他在北大期间与胡适研究方向相近，又曾助其编辑《国学季刊》。1931年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次赴西北考察返回后不久，就向胡适详细介绍了他在托和沙赖发现的西域语言文字文书等考察相关情况。抗战前后，黄文弼皆曾向胡适求助，希望筹得经费以继续整理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资料，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罗布淖尔考古记》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顺利出版。 关键词：黄文弼；胡适；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高昌专集》；《罗布淖尔考古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者在中国新疆进行了大量的考察活动，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文物资料。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革新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勇于参与到西方学术的大潮中，放眼西北，步西方人的后尘，踏上了西域考察的征程。黄文弼无疑是其中的开拓者，正是他的不懈努力，开创了中国西北历史与考古研究的新局面。然而，黄文弼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奋斗的结果，在他的背后是当时整个中国学界对于西北考察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在《胡适日记全集》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关于黄文弼的数则记载。而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又载有黄文弼致胡适之书信9封。这使得我们有机会将黄文弼与当时的学界领袖、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联系在一起。借助胡适日记等史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文来还原胡适与黄文弼交往以及其支持西北科学考察之事迹。作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人物，胡适对于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故我们又可以借胡适与黄文弼的一段交往经历，管窥当时中国学人关注西北之时代精神。 一、黄文弼与胡适的早年交往 胡适生于1891年，黄文弼则生于1893年。二人仅相差两岁，但黄文弼却是胡适的学生。胡适1917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而黄文弼则是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胡适初任北大教授之时，黄文弼刚好是北大的学生。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在哲学门研究所开设了“中国古代名学钩沉”研究科目，当时名字尚为“黄芬”的黄文弼选修了这一科目。故二人可谓名正言顺的师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9封黄文弼致胡适书信中，也确实全部是以“学生黄文弼”自称。1918年黄文弼毕业后，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胡适也一直在北大任教，历任代理教务长、教务长，直到1926年才出国游历。二人又有很长的一段共事经历，他们在1924年便曾一起照过一张珍贵的北大国学门同仁合影（见图一）。 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之前的这一段岁月里，黄文弼一度热衷于研究宋明理学，1920年他曾出版《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一书，而这也正对胡适的兴味。《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载： 黄文弼君送我一部罗钦顺的《困知记》，嘉庆四年补乾隆二十一年翻明板刻的。黄君有志搜罗陆、王一派的遗书，已收得《王心斋集》与莫晋刻的《王龙溪集》。他今天来借我的明板《龙溪集》去校勘一次。 罗钦顺《困知记》是明代理学的重要著作，而王心斋、王龙溪皆是明代王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借胡适的话语，我们得以了解黄文弼当年注重搜集宋明理学著作、尤其是“陆、王一派的遗书”的志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对宋明理学的关注，亦能发现其对古籍版本的兴趣。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珍藏之图书文献捐赠予新疆师范大学，世人得以一睹其藏书之面貌。想来黄先生的藏书正如这段文字所述，是当年有计划地搜罗积累而来。胡适的主要研究范围也是哲学史，他在此用了不少笔墨记录黄文弼搜集“遗书”的情况，也说明他对此事比较感兴趣。实际上，在1922年2月9日，胡适刚刚买到了这本万历版的《王龙溪集》，12日即被黄文弼借去。黄文弼搜集陆、王遗书的事，可以说是正对了胡适的路数。 不仅是在学问上有交流，黄文弼还帮胡适处理过一些学术事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载黄文弼致胡适第一封信中有： 适之先生： 奉上单不庵先生《跋补钞文澜阁书六种》一篇，敬祈鉴阅。今日沈先生又交来《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金梁）一文，候书记写正后再奉呈。此祝 撰安。 学生黄文弼上。 三月，十四日。 又第二封信为： 适之先生： 兹有研究生容庚君所著《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一文，已改订抄写就绪。特奉上，敬祈检收为荷。此颂 撰安。 学生黄文弼上。 四月，三日。 两封信皆不记年份，但信笺上都有“国立北平大学”字样，一看便知是黄文弼任教北大时所写。第一封信提到黄文弼向胡适呈送单不庵论文一篇，并拟送金梁论文一篇；第二封信则是要呈送容庚论文一篇。考这三篇论文，单不庵《跋补钞文澜阁书六种》发表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时间为1923年7月；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1923年2月；容庚君《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发表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0月。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两篇发表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按《国学季刊》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发行的刊物，1923年1月创刊，而胡适正是当时《国学季刊》编委会的主任。胡适对于此刊也是非常重视，曾亲自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阐述其对国学研究的认识，影响颇大。考虑到这种情况，黄文弼呈送给胡适的这三篇论文，应当就是投稿给《国学季刊》的稿件。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沈先生”，很可能就是当时任国学门主任、《国学季刊》编委的沈兼士。从时间上看，据《胡适日记》所载，正式决定废止《北大月刊》、创办《国学季刊》是在1922年3月16日，该刊由胡适负责邀集；《国学季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22年3月21日，正式确定胡适为主编。则黄文弼3月14日递送稿件的信，只能是写于1923年，而不能是1922年。至于4月3日信，鉴于容庚论文发表于1923年10月，此信可能也是写于1923年。综上来看，这两封信的时间应当分别为1923年3月14日和1923年4月3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在黄文弼投给胡适之时，应当是已经正式发表了的。其最终未被采用也就可想而知了。从黄文弼信中“候书记写正”及“已改订抄写就绪”等用语看，黄文弼应当是参与组织抄写、收送《国学季刊》第3、4期的投稿稿件，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编辑的工作。《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载： 黄文弼、郑奠、张煦来谈。 郑奠为北大讲师，亦是《国学季刊》创刊时的编辑之一。黄文弼与郑奠同时来谈，也很有可能会涉及《国学季刊》的编辑事务。 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载黄文弼致胡适第三封信载： 适之先生： 先生前在考古学协会讲演词，已由陈仲益君录出，但错误及遗漏之处，恐不能免。特将原稿奉上，敬请修正赐下为荷。专此，即颂 撰安。 学生黄文弼 七月九日 请日内修改后即将原稿赐下，因小林胖生急索此稿阅看也。 1926年，中日考古学界结成东方考古协会，于6月30日在北大召开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双方联合举行公开演讲，小林胖生为日方干事之一。故此封信中提到胡适的讲演，便当是在东方考古协会上的讲演。此信时间亦当在1926年，正是胡适访英之前。我们可以看到，黄文弼在胡适出国之前依旧与其有往来。可以说，在赴西北考察之前，黄文弼就已经与胡适有了多年的交往经历。 二、黄文弼第一、二次西北考察时期与胡适的交往 1927年，随着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的开展，黄文弼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转折。是年，第四次来中国探险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迫于中国学界压力，同意与中国学者联合开展考察活动。1927年4月26日，在北大教授刘半农的协调下，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考察团同时设立理事会，以“监察并指挥”考察团事务。赫定为外方团长，北大教授徐旭生为中方团长。黄文弼自告奋勇参加考察团，负责考古工作。考察团于1927年5月出发。黄文弼最初随赫定在内蒙考察，此后又独自率队前往新疆，并于1930年秋返回北平。这是黄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经历。 在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积极促成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之时，胡适并没有参与其中。实际上，胡适在1926年7月便启程赴英、美等国游历，1927年5月底返回上海。他此后便留在上海讲学，并于次年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远离北平的胡适，自然不会与考察团最初的筹划有什么关系。然而，当胡适再次回到北大时，陆续归来的考察团成员与这位学界领袖之间便迅速建立起了联系。1929年1月19日，胡适返回北京。同年1月10日，赫定也经西伯利亚铁路抵达北京。1929年2月26日，胡适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便遇到了准备去南京接近政界上层人物的斯文·赫定。当日的《胡适日记》载： 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有陈万里、杨宪武等。 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从胡适“熟人”的用语看，他与赫定也是旧相识。赫定这第四次中亚考察，经历了他从未想到的困难。先是被迫与中方合作成立联合考察团，又在新疆受到杨增新的限制，赞助商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测量航线的计划被拒绝。赫定一方面要寻求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又要继续寻找赞助者。在这种窘迫的境遇下，他自然也想向中国学界寻求更多的支持。他这次主动向胡适提出要提名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应当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毕竟他此次去南京也是为西北考察团的事奔走的。胡适在日记里针对此事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似是拒绝了赫定的好意。但是无论如何，胡适一定会从赫定那里了解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情况。 胡适1930年9月再赴北平，10月25日启程返回上海，11月底便搬家回北平居住，1931年1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而黄文弼也在1930年8月结束新疆的考察后启程返回北平，留在北平任教并整理考察所获考古资料。此后二人同在北平，黄文弼也有机会向胡适详细汇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果。《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八封信为： 适之先生大鉴： 奉上荒漠中的迷道一则，请先生指教。此系在蒙古地迷道之当夜所记者，愧我无文学天才，不能写得美丽生动，但皆是实情实景，可作旅行家之参考。又拟写穿大沙漠及攀登天山最高峰的故事，日来心不闲，稍暇再写出奉教。专此，敬请 道安。 学生黄文弼敬上 十月四日 此信亦不记年份。信中提到黄文弼有感于在蒙古考察迷途的经历，写了《荒漠中的迷道》一诗，又准备写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攀登天山最高峰之经历，但却没有空闲写出。从黄文弼不平静的心境及游历路线看，应是在其第一次考察返回北平后不久写成此信。如上文所述，胡适1930年10月刚好在北平。故推测此信写在1930年10月4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文弼就是在返平后不久，就激动地向胡适报告了其考察途中的见闻。 更有趣味的是第五封信。此信颇长，现节引部分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日前谒先生，所陈西域语文字，有一种出于疏勒东之托和沙赖。形体同于印度文系，而规则稍异。拟本玄奘之说（《大唐西域记》），按其出土地点，订为佉沙文（即疏勒文）。此见解弼在中央大学讲演词中曾提及，然在当时不过为一种假定。日昨钢和泰先生过我，证明此种文字与于阗文大同小异，于阗与疏勒接壤，或即为玄奘所述之疏勒文。并云欧洲人尚未发现此种，然则在中亚细亚为一新发矣。现拟请钢和泰研究，其结果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又吐火罗文AB之说，立于法人，弼当时颇不信其说，然不敢断定其非，故讲词中仍沿用吐货罗AB，而加一种佉沙文为吐货罗C，仍说将来要打破。今日钢和泰同弼言，亦不主吐火罗AB之说，已有详论文发表，但弼未见钢先生原文，其主说为何，弼不知。但以各种相关系之事实考之，亦有足言者……故弼于西域语文，与其用法人吐货逻AB之说为不确定，不如用玄奘焉耆语、龟兹语、于阗语、佉沙语之较有根据也。未知先生以为然否。知先生注此，故特走函请教。 现《高昌第二分本》校记已付印，而日后全书可出。拟再继续工作《匋集》、《壁画》。今年拟出书两种，但不知能如愿否。此祝 撰安。 文弼敬上 七月十九日 附佉沙文影片两张。 从“日前谒先生”等语看，黄文弼在写这封信之前不久曾与胡适有一次交谈。此信亦未记年份。按信中提到的《高昌第二分本》即是《高昌专集》，出版时间为1931年8月。黄文弼写此信时该书校记已付印，但全书未出。则此信应是写于1931年7月19日。黄文弼这次见胡适的时间，亦当是在7月19日前不久。在这封信里，黄文弼又继续上次交谈的话题，向胡适详细讲述了他对几件文书中所见之西域语言文字的认识。黄文弼在信中称这几件文书是在托和沙赖（即今图木楚克市脱库孜萨来遗址）掘得。根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记载，其1929年9月6日在托和沙赖的“拱拜”（即墓穴）中掘得“经纸数块，长尺许”，应即是此信中提到的文书。从信中的自述看，黄文弼认为这件几文书出土于古疏勒国地域，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将其推测为佉沙文（即疏勒文），认为这是中亚考古的新发现。同时，受西方学界流行的“吐火罗语”说的影响，黄文弼又曾一度将此种所谓佉沙文又称作吐火罗C。但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不应当将西域语言称为“吐火罗语”，而应该使用焉耆语、龟兹语、于阗语、佉沙语的称呼。为此，黄文弼专门请教了曾长期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并请他研究这件文书。钢和泰表示也不认同“吐火罗AB”的定名。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钢和泰没有如黄文弼希望的那样，完成对这几件文书的研究。总之，黄文弼还是把这几件文书上的文字看作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要发现。从信中的表述看，黄文弼在面见胡适时，已经向他提到了西域语言文字的情况。但或许是当时没有表述清楚，黄文弼又特意写了这封长信，详尽叙述托和沙赖发现的新语言及请教钢和泰的过程。可惜因为没有回信，我们无从得知胡适对此的反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黄文弼向作为学界领袖的胡适介绍考察收获，实际上也看作是他在努力向学界推广和共享他的成果。 有趣的是，关于这托和沙赖发现之新语言，黄文弼亦曾向赫定请教。其1931年10月10日致赫定的信中写道： 又奉上西域语文影片一张，中国无人能识其字，原物发现在喀什噶尔东之玛拉巴什东面，托和沙赖古坟中。弼按：其出土地，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云之“葱岭以东四大语系之说”，拟定为佉沙文，不知然否？特寄来请教先生，请指教一切。甚感。 由此看来，黄文弼在请教了钢和泰、胡适之后，依然不得要领，不得已之下，只能去信向请赫定请求帮助。大概是想通过赫定找到欧洲的语言学家，来解读这种语言文字。黄文弼在此断言“中国无人能识其字”，结合上文致胡适信来看，他应当确实是向中国学界广泛寻求过意见。 《胡适日记》1931年8月2日载： 下午小睡。黄文弼来谈。 这是黄文弼与胡适的又一次见面。可惜胡适没有记下谈话的内容。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第四封信或与此相关： 适之先生： 承借《宋高僧传》一册，已抄下并转送钢和泰先生一份。此书特奉还。又《高昌专集》已出书，理事会直送先生，请正。谨奉上《高昌专集赘言》一册，叙述编辑经过及已后计划，请先生指教，甚感。此祝 撰安。 学生黄文弼上 九月十六日 信中亦提到了《高昌专集》，可知其书写时间在1931年9月16月，就在黄文弼8月见胡适后不久。他从胡适处借的《高僧传》，很可能就是那次见面时借来的。在前引1930年信中，黄文弼已经向胡适提到了《高昌专集》的编写付印，至此《高昌专集》已经正式出书，同时印出的还有《赘言》，如信中所言是讲述“编辑经过及已后计划”。黄文弼经过一年时间整理出来的这些成果，也都在第一时间呈送给了胡适。 1933年，黄文弼踏上了第二次赴西北考察的行程。只不过这次他是以政府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参加考察团，他同时肩负起了监督考察团工作的使命。在这次考察过程中，黄文弼向教育部汇报了赫定在罗布泊及塔里木河一带挖掘古墓的情况。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电报责令赫定将其发掘所得文物交给黄文弼。此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亦曾禁止赫定携带文物出新疆。但最终赫定还是想法设法将这些文物带回了北京。黄文弼与赫定也就此交恶。而两个人的当面交锋却恰恰是在胡适主持的庆典上。1935年3月11日，赫定抵达北京。3月14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和中国地质调查调查所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也参加了这次宴会。据赫定记载，当天的宴会上，赫定看到黄文弼后，非常生气，“我立刻走向这晚庆典的主人胡适，告诉他如果这个家伙出现在晚宴上，那么我打算立刻离开。胡适十分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向黄文弼提出，要么请他在全部宾客面前公开向我以最充分的方式道歉，要么就退场。微笑从黄文弼的嘴唇上褪去，他悄悄离开了屋子。”作为考察图的重要成员，黄文弼自然会被邀请参会，但是不想赫定一定要用如此极端的方法表示他的愤慨。赫定将这个难题抛给了主人胡适。赫定是考察团的团长，亦是当日宴会的主宾，赫定离场宴会也就办不下去了。黄文弼则是胡适的晚辈。胡适仓促之间恐怕未必了解赫定与黄文弼不睦的来龙去脉，当日做出了偏向赫定的处置，也是无奈之举。幸好从日后的交往看，这次的事件并没有影响黄文弼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另外，胡适又在3月16日又参加了以考察团名义举行的另一场大规模宴会。如此频繁的社交活动，恐怕也是当日学界对刚刚结束的西北考察活动热烈关注的一个表现。 三、黄文弼抗战前后与胡适的交往——关于考察团恢复工作及《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的一段往事 黄文弼自1935年冬起，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驻西安整理碑林。直至1938年春碑林工程完工，黄文弼一直在西安处理碑林相关事务。但我们在《胡适日记》中看到，1937年初，黄文弼曾专门到北平面见胡适。《胡适日记全集》1937年2月28日载： 黄文弼来谈。 又1937年3月2日载： 与徐森玉谈。 又1937年3月6日载： 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务。 我们看到，在2月28日黄文弼与胡适面谈。之后在3月2日，胡适又与徐森玉单独见面。再之后是3月6日，胡适与徐森玉同邀袁复礼等人吃饭，专门探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务。徐森玉、袁复礼、徐旭升、沈兼士皆是考察团常务理事，沈仲章为考察团干事，黄文弼则是考察团研究员，这次吃饭无疑是在北平的考察团相关人士的一次重要聚会，也是胡适第一次明确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务。我们看到，在这次聚会之前，胡适分别与黄文弼、徐森玉单独见面商谈，料想也是主要谈考察团的事。从约谈黄文弼到组织诸位常务理事商谈考察团事务来看，胡适此时俨然是考察团的主事者。据邢义田先生所见，在台湾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1940年袁复礼致傅斯年信函，函中列举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名单，其中胡适之名下注为理事长。可知，胡适在1940年已为考察团理事会的理事长。而从1937年3月6日胡适召集诸位常务理事吃饭的事情看，胡适在1937年可能就已经是考察团的理事长了。这样的话，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至少从此时起，已经不再仅仅是关心黄文弼等人的西北考察与研究工作，而是开始以理事长的身份主持考察团理事会工作。于是，胡适与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作为考古整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不在北平的考察团重要成员，黄文弼的此次来平，无疑是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聚会的一个最主要因素。然而黄文弼何以在此时放下碑林繁重事务，来到北平见胡适呢？我们且来看一下黄文弼此时的处境。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所载： 余甚幸运余于民国二十二年秋，承中美庚款会协助经费，《高昌陶集》继续出版。依次当继续编辑蒲昌即罗布淖尔考古报告……二十四年冬，余又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命驻西安整理碑林。西北科学考察团亦因余故，在西安设研究分所，继续编纂工作……二十六年夏，因中美庚款会补助费用完，经费来源断绝，又适抗战军兴，一部分采集品因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之便即存南京。后西安时受空袭，又将存陕之采集品由于清华大学梅校长之协助移存汉口，而余之工作遂完全入于停止状态矣。 黄文弼在西安主持碑林工作期间，没有放下对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材料的整理，仍然坚持抽时间撰写罗布淖尔考古报告。虽然黄文弼克服了时间和个人精力的问题，但经费问题却是极难克服的。先前已有中美庚款会赞助出版《高昌陶集》，但这笔赞助很快就用完了。于是在1937年夏，黄文弼被迫将一部分文物转移到南京，此后又将剩余部分转移至汉口。从这种情况来看，在1937年初黄文弼赴北平时，中美庚款会的那笔赞助恐怕已经用完，或者即将告罄。故其赴北平见胡适，应当就是为其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分所筹款。而胡适在见过黄文弼后，召集袁复礼等人吃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也是想帮助黄文弼商量解决办法。据《胡适日记》，1937年3月1日胡适曾向教育部长王雪艇写了一封长函，谈增加北大预算事。不知其中是否包含自助考察团工作的款项。遗憾的是，因为抗战的到来，黄文弼的研究工作最后还是被迫中止了一段时间。 1938年春，碑林竣工后，黄文弼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同年秋又借调到四川大学工作。1939年夏，黄文弼随四川大学迁峨眉，此时才开始重新整理罗布淖尔考古报告。至1940年底考古报告整理完成。可惜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考古报告难以付印。此后，黄文弼出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1943年至1944年间，他又完成了第三次新疆考察。抗战胜利后，黄文弼开始谋求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并筹钱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而抗战期间赴美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也于1946年7月回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黄文弼及考察团的工作，也在胡适归国后有了新的进展。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载有一件胡适的残稿： 西北科学考察团 ①仍保留名义。 ②拟请复员费，在北平作整理工作。 ③存件三百余箱，皆未散失。 西安存百箱。 南京存数十箱。 北平存二百余箱。 ④负责人：徐炳昶、袁复礼、徐森玉、沈兼士（常务理事） ⑤存件：北平存件，地质部分归袁希渊，运存清华整理报告；其石器文化部分由裴文中整理；考古部分拟由辅大运存北平研究院，由徐旭生、黄仲良整理报告。 ⑥经费问题：兼士先生提议，由教育部、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分担经费。 ⑦仲良个人问题：现在西北大学。 ⑧汉简：拟暂存美国，在美筹款照相，或可请劳贞一去美国办此事，兼作报告。 ⑨ 这件文稿中详细列举了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的各项事务及其具体情况或解决办法。关于文稿的时间，文中第二条提到“复员费”的问题，应是指考察团恢复工作；第七条提到黄文弼个人问题，黄文弼1938年后在西北大学任教，至1947年5月才赴北平研究院工作（见下引4月28日信）；第八条提到的汉简，在1940年即从香港运往美国寄存，1965年才又转运台湾。综合以上几个信息，我们可以大致推断，此稿写在抗战以后考察团恢复工作之时。又从第八条所谓请劳干“去”美办事之语看，胡适此时似在国内。结合胡适1946年7月才回国的情形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此稿写作的具体时间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从内容上看，其中提到了保留考察团名义、在北平恢复整理工作、确定负责人、整理分散的文物、筹集经费、处理存美汉简等一系列事务，看起来，抗战后考察团开始恢复活动的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囊括其中了。可惜我们很难确定胡适是在什么场合下写下了这一文稿，从内容上推测，这或许是胡适参加了某次考察团理事会会议而做的记录。无论如何，胡适写下这一文稿，就说明他已经参与到考察团恢复工作的事务中来了。而且四位常务理事中没有胡适，或许此时胡适接续抗战之前依然任考察团理事会的理事长。我们可以看到，黄文弼的去向在当时也是关涉考察团前途的一大问题。胡适自然也会关注到这一点。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黄文弼致胡适第七封信为： 适之先生赐鉴： 南京谒教，忽已半载，敬祝起居安吉是颂。弼自与先生分别后，次晨即搭轮赴汉，料理家事完毕，转到西北。十月初赴渭河流域，转至甘肃南部洮河流域考察游历，年底方返西安。半年奔波，行踪不定，致鲜问候，殊深歉仄。月前接徐旭生先生来书，约弼到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并整理西北科学考察团材料，此事当为弼之所愿，本拟寒假来平，因交通阻滞稍暖至当来平供职，籍理一切。据旭生先生言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费先生拟代向政府请一億元补助工作。先生热情领导学术之精神，无任感佩。兹奉上考古组恢复工作计划书及经费预算书一帙，并请鉴詧，政府若能补助微款，先时散存各地之材料，集中一地，则工作开展至属易易。期以五年，必有成功，现所有各集稿件均粗具规模，再加整理研究成书为易也。现在西北教书，不过为生活计，非所愿也。倘能来平工作，有许多师友之指导进行，当更愉快顺利也。专此，敬请 教安。 学生黄文弼敬上 二月五日 此信追述了前一年考察甘肃洮河流域之事，按黄文弼考察该地是在1946年，可知此信写于1947年2月5日。信的开头便提到“南京谒教，忽已半载”，那么黄文弼应是在1946年年中在南京谒见过胡适。胡适1946年7月方才从美国抵达上海，经南京短暂停留后便飞赴北平，9月飞抵南京。则黄文弼是在胡适归国后不久，就在南京和他见了面。在这次见面中，黄文弼极有可能向胡适提到了自己的个人问题。这可能也是在上文所引胡适《西北科学考察团》文稿中出现黄文弼“个人问题”的一个契机。信中，黄文弼提到徐旭生1947年1月邀他请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黄文弼的去向终于确定，他可以付北平继续整理考察团材料。同时，黄文弼又从徐旭生处得知，胡适准备向政府申请一笔经费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费，黄文弼对此十分感激，并撰写了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呈送给胡适。我们看到，此时已是北大校长的胡适，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为黄文弼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努力筹取经费，做了非常实际的工作。黄文弼专门给胡适寄送工作计划书及预算书，也说明胡适是当时参与恢复考察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教育部方面，考察团理事会恐怕基本是要靠胡适来联系。又第六封信为： 适之先生大鉴： 去夏在京叩别，转瞬及年，敬维起居安适是颂。弼今春奉上一函，问候起居，并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恢复工作计划书，及经费预算书，请先生核示转部。迄未得回示。不知收到否。同时寄旭生先生一份，回示亦未提及，想均被邮局遗失也。弼数得旭生先生来函，邀入北平研究院工作，并整理西北科学团中古物，至为欣慰。因得此有来平机会，且可与在平师友长领教益也。考查团有二十余年历史，因抗战工作停止。倘能及时恢复，计划五年专心工作必可为期完成。其工作计划倘先生前件未收到，决再抄一份奉陈。又弼于抗战期中，曾完成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约二大册，插图百余幅。（包括彩色版、珂罗版、铜版等。）字数十余万。前因制版困难，搁置至今。现照片渐变颜色，而实物已无存。若不即谋出版是全功尽弃也。故弼拟来平，首谋将此书付印，请先生指示一切。不知北平印刷为何，不然，即拟在上海付印。前得立武先生来函，教部可津贴一部分印刷费也。便中祈示一切。弼约五月中旬起程来平，月底月初可到。届时再晋谒请益也。专此，并颂 教安。 学生黄文弼敬上 四月廿八日 这封信与上一封内容大致相同，时间应是在1947年4月28日。黄文弼在寄出上一封信后，并没有得到胡适和徐旭生的答复，故再写一信重新叙述前件事宜。只不过在这封信中，黄文弼专门提到了《罗布淖尔考古记》，讲到该书已经完成但付印困难、照片逐渐变色等等问题，计划来北平后设法付印。想来当是求胡适帮忙解决出版社及经费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有1948年3月18日《西北科学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呈请拨发三十七年度补助费文稿》（档案号2347-003），其中提到 惟现在物价日涨，生活日高，原订预算现已不敷支配。《罗布淖尔考古记》原估价两亿元即可印出，现受物价人工纸张涨价影响，需五亿方可完工，不敷约三亿……特再呈请钧部俯念学术研究之重要，再补助卅七年度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 当日通货膨胀严重，《罗布淖尔考古记》印行日渐困难的情形，可想而知。考察团理事会向教育部朱部长申请经费，自然少不了胡适从中联络。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第九封信为： 适之先生大鉴： 敬启者，因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费，自改金圆券后，日形困难。关于印刷费一项，日前与李晓宁先生略约估计，罗布淖尔考古记必须补付一较大之数目，而人工薪资均须增加。因此日前由马叔平先生、徐旭生先生、袁希渊先生提议，乘教育部下年预算正审核之际，再向教部请卅七年度补助费五万二千金圆。呈文拟由先生领衔，及在平回传常务理事盖章，今日已发出。兹特将副本寄给先生，请先生就近与朱部长一议，务恳酌予补助，以资接清。现罗布淖尔考古记的部分已印完，现仅余数张彩版尚未完工，再有二星期即可完全印出。此次本书在北大出版部付印，历时半年之久，弼与出版部诸先生，日夜工作，可谓已精疲力尽也。尤其出版部方面，因受物价影响，赔累尤多。盖印科学书与印报张杂志工同，费工费料及无形中之消耗不可估计。但政府之配给纸及外汇轮不到文化团体及印刷业上，实不可谓平也。先生如便中谈及，希能提示此点，无任感甚。专此，敬请 钧安。 学生黄文弼敬上 十月一日。 国民政府金圆券发行于1948年8月19日，故此信当是写于1948年10月1日。此时，黄文弼已经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职。他这封信是专门讲《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之事。大致当时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极大，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的费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等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计划联名向教育部申请经费，并请胡适领衔。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我们也有幸找到了黄文弼在信中提到的给教育部的呈文（档案号2347-008）。呈文后还附有详细的工作计划书与预算表。呈文的署名为“常务理事胡适、马衡、徐炳昶、袁复礼、徐鸿宝”，果然是胡适领衔。呈文文首注有“此是副本，正本已于十月一日直寄教部”，落款为“文弼”。看来这份副本就是随黄文弼10月1日这封信寄给胡适的。黄文弼在信中还特别提出，恳请胡适向教育部朱部长说明情况，争取经费。这也印证了上引1948年3月18日呈文中，考察团理事会向朱部长呈请经费，主要还是要凭借胡适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罗布淖尔考古记》已经确定在北大出版部付印。前一封信中黄文弼提到的出版社问题，显然已经落实。能够在北大付印，作为校长的胡适自然是首肯了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最终在1948年出版，从这个结果看，胡适应当是帮黄文弼从教育部筹到了这最后一笔资金。另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所载，除了教育部的拨款外，此书出版同时得到了中美基金会的资助。胡适在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想来中美基金会的钱也应当是胡适帮忙找来的。我们看到，正是在胡适的大力帮助下，《罗布淖尔考古记》才能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付印。在该书的自叙中，黄文弼也特意对“北大胡校长”表示了特别谢忱。 黄文弼波澜壮阔的一生，即是中国早年西域考察与研究史之缩影，其中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而在黄文弼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那个时代中国学界的领袖胡适与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团之间一段不能被忽视的故事。从早年间亦师亦友的交往，到黄文弼第一次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后与胡适的交流，再到黄文弼与赫定在胡适面前的反目，直至抗战前后在胡适支持下黄文弼整理资料工作的艰难开展，我们总是能在黄文弼的背后看到胡适的身影。盖胡适曾在其禅宗史和白话文学史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敦煌文书，说明他对于西北出土文书是非常重视的。他也时常关注考古学的进展，例如他多次在日记中记录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国的新发现。况且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等地的探险已经在欧美造成了极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频繁接触海外学者的胡适，自然会了解此中的意义。从胡适本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相信他是对黄文弼的西北考察与研究抱有兴趣的。而胡适在当时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也使得他能够对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团给予关注和帮助。我们可以说，胡适是与黄文弼、与中国的西北考察事业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胡适的身影折射出的，则是那个时代关注西北科学考察与研究之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