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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历史研究法》有过专门讨论，而下面一段文字尤为引人注意：“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它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所谓事实，总是合许多小情节而成，而其所谓小情节，又是合许多更小的情节而成，如是递推，至于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既非客观，安得云无变动？”(19)吕思勉谈史注重寓理于事，少见玄妙之谈，这段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论述显然是一个例外。这一带有相对主义史学色彩的论断，说明历史认识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吕氏并未否认客观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前提，始终强调科学研究“贵于注重客观的事实，减少主观搀杂的成分”，(20)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更当如此。古史研究的困难，在于古人主观与客观不够分明，客观事实往往夹杂主观为说，因此考索古史“除去其主观成分而观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见”。(21)以上有关历史叙述客观性的反思，表现出吕氏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敏锐洞察。 “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五四运动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蓬勃兴起。吕思勉比较早地关注到马克思学说，1920年的《浮游通讯》赞赏马克思拒绝俾斯麦贿赂，以及身处困厄而能自力著书的人格魅力。(22)同年在沈阳高师讲演“士之阶级”以及《南归杂记》皆认同“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包含甚多真理。(23)1928年吕氏眉批郭斌佳译作《历史哲学概论》，以中国史事佐证马克思学说，说明“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24)肯定经济现象与变化对于政治、道德、智慧、精神各方面发展的关键作用。在肯定马克思学说积极意义的同时，吕氏已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经济学说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如叙述古代私有制度的起源与破坏，推荐读者参考戴季陶所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在讨论“族制”问题时，强调“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各种上层组织、精神现象均随着经济的变迁而变迁。(25) 在少年时代，吕思勉信奉“大同”与“张三世”学说，青年时期转而认同法家的开明专制。中岁在同学马精武影响下，精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此主义，深为服膺”，始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对于大同的“可致之道”与“致之之途”如获指针。(26)以至1943年诗作《再示荣女》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表达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钦佩之情。(27)吕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接受，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主要关注经济学说层面，以至将唯物史观化约为“历史的经济解释”，评价《史记·货殖列传》“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28)到了20世纪40年代则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视为读史应该预先明白的重要观念，“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29)阶级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白话本国史》开始从阶级分化角度，分析贵族阶级崩坏原因在于贵族社会自身，“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30)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从崇信超阶级思想，转变认识到“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31)吕著通史以阶级斗争理论评述汉人政论的通蔽，在于“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为人民谋解放”。(32)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政治、社会及学术等方面皆产生重大影响。就学术领域而言，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33)而彼时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不一，诉求有差，既有奉为革命的理想信念而始终不渝者，亦有作为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史学实践者。吕思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因缘，在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与其向往的大同理想符合，唯物史观以经济为社会基础学说，与其注重社会变迁的经济因素符合。就此而论，吕思勉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将唯物史观学理作为科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 “为当世效实用”。中国史学素有经世传统，在传统史学中表现为从王朝盛衰总结经验教训的资鉴史观，如《诗经》的“殷鉴”观念，《资治通鉴》的“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思想。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则主张进化，言今古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作殷鉴之工具”。(34)吕思勉对“以史事为前车之鉴”也持质疑态度。在他看来，历史的功用不在于借鉴以往独立的史事，而是从整体社会变迁中探求人类发展的公理，世界上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事，世运愈进则变迁愈速，“执古方以药今病”，以历史为前车之鉴“实最危险之道”。(35) 当然，吕氏绝非历史无用论者，而是好谈经世之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36)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经世价值，1918年在《时事新报》撰文指出：学者治学不能固守“象牙塔”，做古人的忠臣，应当联系现实，承担社会责任，“为当世效实用”。(37)抗战期间在光华大学演讲“经世”，吕氏赞扬读书人自效于社会国家的志向与情怀，并以五十年身之所见，批评“学者不当与世务”论调，寄语青年学子身怀经世之志，求利国利民之道。(38)吕思勉认为人类社会变动不止，世界进化涛涛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实为一体”，(39)史学所求不外乎搜求既往事实，加以解释，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40)研究历史“将深观往事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41) 正是出于学求经世的宗旨，吕著史籍映射出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这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了异常的灾难与苦痛。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吕思勉在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写成中国通史，叙述中华民族盛衰大略，末章《革命途中的中国》称：中国“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人应对民族复兴抱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特别注明成书于“九一八”之日以自警，并引述梁启超译拜伦《哀希腊》诗句为终：“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42)在民族危难之际，吕氏以史家之笔书写通史，通过讴歌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阐述对日抗战的必然性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除了专门历史著述，吕思勉在抗战期间以“谈言”、“野猫”、“六庸”等笔名，在进步报刊发表杂文，揭批敌伪的残虐暴行，表现出一位爱国史家的坚守与担当。 在“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认识上，民国学界颇有分歧，以至有“为学问而学问”与“以学问为手段”的不同论调。吕思勉一贯主张：学术研究“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皆有其用。(43)在历史研究中，最关键的就是“正确的事实”。(44)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服务于抗战舆论，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45)吕氏肯定以历史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即“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凡事总有一个适当限度，“用之太过亦有弊”，(46)“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47)借历史阐发爱国爱族，应当以忠于史事为原则，在求真的前提下讲致用，寓致用于求真之中，“感情与理性，相辅而行”，如果掺入过度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异族都是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48)凡此种种，均表现出一位纯粹史家求真而致用的品质，同时也启示今人：发挥历史学的致用功能，养成国民道德，涵育民族品性，应以真历史讲述真道理，而悖离求真的致用，最终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20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交织而行，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界思潮涌动、流派纷呈。吕思勉未曾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欧美留学背景，但他对域外新知抱持开放态度，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治史根基，用新方法整理旧史籍，将个人治学融入时代大潮，把握史学变迁的脉搏，追踪新学，疏通旧史，博采兼收，观其会通，因而“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49)在思想上颇得风气之先。吕氏曾经用“以新学理解旧史实，引旧史实证明新学理”(50)评价任公之学，而此语亦为其本人治史最大特色，也反映出在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位“旧史家”实践“新史学”的学术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