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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孙中山研究起步很早，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民国史研究中更占有特殊地位。1949年后孙中山研究工作，经历过曲折的发展道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大致经历了复苏勃兴、走向繁荣、常态发展三个阶段。 “孙学”研究由停顿快速复苏勃兴1978—1984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重视对孙中山的学术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肯定孙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及“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并号召全国人民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广大学者响应此号召，很快就掀起研究孙中山的热潮，为我国“孙学”研究工作开了个好头。然而，接下来的十年“文革”，全国之“孙学”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局面直到1976年结束“文革”后，才开始有了改变。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孙中山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马上开展了起来。广东此间成了并一直是全国率先实现改革开放的前沿。当时的广东省市史学界成为复兴我国“孙学”研究之“领头羊”。1978年初，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等在广东省社联主办的《学术研究》上，首先刊出《二十世纪的孙中山预见》一文。有人认为：该文“明确表明孙中山研究要再起。”一年后，由中山大学、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与广东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79年11月在广州市流花宾馆举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举办的、以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此研讨会有两大明显特色：一是规模较大、与会学者之阵营颇为齐整。参会之专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141人”，另还“有两位香港学者”，及美国、日本学者各一人，他们共向会议提交论文84篇，资料和索引4种。二是该会之研讨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为中心，有陈先生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文，集中地论证了孙领导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及这场革命运动之重大历史意义。这次研讨会所产生之影响是巨大的，并由国内扩展至日本。日本史学界之刊物“转载了这次讨论会的纪要，并评论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复活了’”。 接下来的五年，我国的“孙学”研究很快地开展起来，并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热潮：中国史学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先后举办了两个大型学术研讨会——10月的武昌国际研讨会和12月的长沙青年会议；因为孙中山是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所以这两次研讨会都有一些研究孙先生事功的论文。此外，广东、山西、北京、四川、宁夏、河南、安徽、贵州、浙江、湖南等省市的史学会，及北大、人大等高校，也各自举办了同类的学术会议。到1984年时，广州又举办了两次大型学术会议：一是孙中山研究国际研讨会，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会议主题；二是纪念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标志着学界已将孙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列为“孙学”研究之重要内容。正是这些研讨会，都成了展现孙中山学术研究再度兴起的重要平台；它们彰显出此间之“孙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复苏，而是在研究领域及内容方面比先前有了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党和国家为社科研究创造了良好环境，并大力扶持孙中山研究工作。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史学界受此鼓舞，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术机构。其中较重要者有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孙中山研究室（所），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孙中山研究室（所），华中师范学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室等；另还有中南五省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民革中央、广东省民革及中山市的孙中山研究会等。至1984年初，以胡绳、刘大年分任正副会长的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也在北京成立。此外，湖南、江苏、四川、浙江、广西等省区，也纷纷建立“孙学”研究机构，而全国各地缅怀孙中山革命业绩的纪念馆、堂、室等，则陆续恢复或兴建起来。上述各种机构，成为凝聚专业研究团队，及培养专门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有力地推动了“孙学”研究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开展进行。 其次，史学界和政协职能部门，陆续发掘整理与编辑出版了一批孙中山的研究资料。如由中山大学、广东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三个单位相关机构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至1984年时已出了第一、二、三卷，其余各卷正在编辑中，《孙中山选集》已修订再版，《孙中山年谱》则出了两种。此外，各地还出版了多种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档案或史料专辑及回忆录，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孙中山的家庭出身与早期事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等；一批有史料价值的旧书，如《革命逸史》《南洋与创立民国》《华侨革命开国史》等，也已再版重印。学界对国外“孙学”资料之翻译与介绍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所有这些皆为人们开展孙中山研究提供便利。 再次，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孙中山研究专业队伍，正在形成和逐渐扩大。尤其是一批青年学人通过攻读学位及参加“孙学”研讨会已渐露头角。如在1981年10月武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与会学者中，61岁以上占12.5%，51-60岁占28%，41-50岁占41%，40岁以下占18.5%，在读研究生6人、大学本科生1人；年轻人占与会者的五分之一。而在参加同年12月于长沙举行的全国纪念辛亥革命70周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91人中，“平均年龄三十三岁，最小的只有二十二岁”；该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5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比较优秀的。全部论文“通过由十四位专家、教授组成的评议小组反复评议，评选出一等奖四篇，二等奖十篇，三等奖十五篇”，并于会后由中华书局编出了会议论文选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特邀出席会议的老、中年专家为此专门撰文指出：“青年一代在经历了十年内乱的浩劫后，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后继有人。”这使一批批年轻的专业科研人员，陆续地补充到“孙学”研究队伍中来，从而保证了此项科研工作可持续发展。 复次，孙中山研究方面的中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和扩展。如前述，1979年在广州开的首次学术会议就有美、日及香港的四位境外学者与会。接下来，1981年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美、英、法、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七个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四十四人”与会，他们向会议“提交了二十五篇”论文；1984年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研讨会，“有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学者十六人、香港学者三人”与会。期间，中方的知名学者也多次出访日本、美国等地开展学术活动。内外“孙学”研究成果交流，也在积极进行，如大陆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外人士注目；我国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学者出版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之著作，及史料结集《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等，均受到了内地研究者的重视；某些外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诸如此类的学术交流活动，已取得了推动和促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的积极效果。 最后，我国史学界1979-1984年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及研究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20余年，而开始步入新的佳境。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此间“正式出版了学术著作近百种，资料汇编也近百种”，如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李时岳等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陆锡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肖石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王志光的《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及《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等等。此外，《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卷，《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册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及几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有专门章节论及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二是“1980-1984年间，仅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与论文集中的论文，不下一千篇，可以想见当时热度之高”。这些专著和论文，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及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首次国共合作等各个历史时期活动之探讨，皆较前广泛而深入；各种专题性研究也有所扩展。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昭示着“孙学”研究将很快走向繁荣和深化。 “孙学”研究走向繁荣深入1985—1999 1985-1999年间的孙中山研究，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的孙中山研究工作日渐活跃与繁荣，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此间的“孙学”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第一，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在各地接二连三地陆续举行，彰显出“孙中山热”不断升温。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举行过多次孙中山研讨会，其有代表性者：一是1985年3月，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为纪念孙先生逝世60周年，在河北省涿县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国内外以往之“孙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与述评。与会学者在此基础上，还认真商讨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孙学”研究工作。这次重要的国际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山大学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于1986年11月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为主题，着重讨论了孙先生革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特征。具有三大特色：其一，论题涉及孙思想活动的很多问题，专题研究色彩较浓，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孙学”研究的视野。其二，有些论文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或深化。如有学者从中国的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三个“逻辑层次”，来论析辛亥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颇为新颖和具代表性。其三，40岁以下的参会学人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表明年轻学者现已成为大陆“孙学”研究之骨干力量。三是由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等与日本孙文研究会于1990年8月，在中山市联合召开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仅是首次由不同国家之学术团体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而且规模空前，具有开创性意义。着重讨论了孙中山的国际观、亚洲观与文化观，及其与亚洲各国、港澳地区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等问题。 进入90年代后，“孙学”研讨会仍在各地方兴未艾。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1、中国史学会于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孙逸仙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学者，及日、美等外国专家51人与会，提交了40多篇论文。他们着重讨论了孙中山关于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及蓝图等问题。2、中华炎黄文化研讨会和上海师大等于1996年10月，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各地及日、韩、美、德等国之专家100多人。他们提交的论文，重点讨论了孙关于中国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方案等问题。3、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与广东省社联于1996年11月，在中山市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们向大会提交的110多篇论文，紧紧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研讨。 第二，“孙学”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关于中国大陆1985-1999年间所出之孙中山研究著作与论文，笔者据《孙中山志》内所载，统计出各类著作167种，这显然是个不全的保守数据；至于此间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量，则应以数千计之。正是这大量的论著面世，使学界这一时期对孙先生之研究，比以前要进步得多、细化得多和深入得多。现将概况简述于后： 首先，研究孙中山的主体史料及重要史料集相继出版，为“孙学”研究之拓展深入创造了条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已于1986年出齐，接着又有《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等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孙中山与广东：广东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及《纪念孙中山先生》（图集）等大批重要史料集，也先后面世。 其次，学界此间有一批研究孙中山生平行谊与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拓展深化其思想研究之论著面世。此类著作于1985-1989年出版的主要有：李文海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金冲及主编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集》、张磊的《孙中山论》、陈锡祺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集》（增订版）、刘兴华的《孙中山思想论稿》等。对于90年代相关论著之情况，王杰研究员在《孙中山研究》述评中认为，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大部分是孙中山研究的上乘之作，包括金冲及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张磊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黄彦的《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姜义华的《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林家有的《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等。“其他如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段云章的《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明同与卢昌健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兴樑的《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有不少创新”。广大学者此间还有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社会主义等思想之专著出版。 再次，对孙中山各革命阶段行谊之研究，较前有所拓展和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此间出版了几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新著。二是对孙中山护法时期思想践行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相关论著除已提到的《护法运动史》外，还有《护法战争史略》《护法舰队史》《孙中山与护发海军论集》等。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行进的轨迹。三是对孙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与领导国共联合战线掀起国民革命高潮的事功，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相关的论著有《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及译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等等。 最后，有关孙中山专题性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这表现在：1、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轮孙中山与中国近现代化问题之研究热。这些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下册、《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中山寻梦：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等。 2、关于孙中山与世界及亚洲，特别是同日本关系之研究，此间取得长足进展。这方面的相关论著主要有：《放眼世界的孙中山》《“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孙中山与宫崎滔天》《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等。 3、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成为此间“孙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学界所出版的一些相关论著有：《孙逸仙思想与儒家人文精神》《“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这两本论集里，各有一批集中论及此课题的论文。人们围绕着孙之文化观、文化思想构成，及其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 4、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关系之研究，也取得颇大进展。学界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与资料主要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袁世凯》《孙中山与三角联盟》及《西南军阀史》三册、《陈炯明的一生》《陈炯明集》上下册等。 此外，广大学者还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广州、上海、北京、广西、浙江及港澳地区等地的关系，及他与同时代外国友人，如康德黎、马坤、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之关系——这些研究皆有相应之著作问世。 “孙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新发展2000—2018 跨入21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已步入持续发展常态，并日趋成熟，这表现在全国学界各种纪念孙的学术研讨活动仍相当活跃，学者们研究孙思想践行及生平事功的论著也不断地出版发行。此种情况表明：“孙学”研究显然没有“走向沉寂”。这是因为学术界清醒地认识到“孙学”研究之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新世纪的孙中山学术研讨会频频举办，这彰显出“孙学”研究仍是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其人物研究中的热点。笔者据三种不全资料所载之数据；统计出2000-2018年全国召开的各类孙中山学术研讨论，至少有50多次。这些会议大致可分为几类：（一）各地在逢五逢十纪念年时，皆举办大型的研讨会。如2006年和2016年11月，学界在中山市先后召开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和150周年两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们，分别围绕会议主题“孙中山与振兴中华”，及“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展开研讨与进行交流。此同类重要的研讨会还有：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召开的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研讨会（广州），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研讨会（武汉）；2004年为纪念国民党“一大”召开和黄埔军校创建80周年，而召开的孙中山与世界（含共产国际）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武汉）、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的崛起研讨会（天津）；2005年在沪宁分别举行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及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暨孙中山逝世80周年学术讨论会（南京）；201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百年而举行的辛亥革命暨南京政府成立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二）举办“孙学”专题性研究的讨论会。如2006年的孙中山与中国未来高峰论坛（广州），2012年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国际研讨会（中山市），2016年的孙中山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海），2017年的孙中山与国家统一研讨会（上海）等；（三）大陆轮值召开的海峡两岸合办之“孙学”年会，如孙中山与宋庆龄研讨会，孙宋纪念地联席会议，海峡中山论坛等。（四）专门为扶持青年学人成长的孙学中山和辛亥革命讨论会，如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青年研习营，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中国青年论坛等。此外，2001年、2011年10月，在武汉先后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与100周年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及这两年在长沙分别举办的两次青年学术研讨会。 第二，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著作（含论集），仍持续不断地出版发行。据笔者之不完全统计，2000-2018年正式面世的各类著作及史料书，至少有113种计183册；至于学者所发之论文，有统计说：仅2000年1月-2006年4月就有1025篇，由此可见数量很多。这些彰显出“孙学”研究仍热度颇高。上述著作有以下几种情况：（一）这期间出版的“孙学”论文结集较多——中山大学孙中山所推出之两套丛书可为其代表，内有林家有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之觉醒》段云章的《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林家有等主编的《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李吉奎的《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周兴樑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与统一建设》、桑兵的《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等，另还有张磊的《张磊自选集》等，及一些大型“孙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二）此间出版了一批新论著，几部传记堪称亮点。前者有刘望龄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王蓓的《孙中山政治心理研究》、张军民的《结合与更替：三民主义在身孙中山后的流变》等，后者有尚明轩增订的《孙中山传》、张磊的《孙中山评传》、茅家琦等的《孙中山评传》、张磊和林家有主编的《孙中山评传》（上下册）。另外，广东省志中之“孙中山志”，也可视为一部孙氏传略——这部超过百万言的人物志书，分生平、思想、著述、家世与亲属、相关人物、纪念地、附录等七篇，是人们了解孙的生平、思想与事功，及后人对其缅怀、纪念与研究情况的“百科全书”。这期间还有一些修（增）订过旧作再版，此不赘述。 第三，我们在肯定新世纪“孙学”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之同时，当然也要正视其存在的不良学风有待纠正、成果之质量要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有学者早在2006年作学术讨论会综述时，就坦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学术成就”和“收获”，不如“1986年、1996年两次学术会议”“论题的宏大，论文的深度，研究领域的宽广，研究方法的多样，还是前两次会议具有代表性”。指出的不足，在以后的“孙学”研究中也一直较为常见，故有研究者近期直言：新世纪之“孙学”研究成果“质量不是很高”。这种情况既与一些学人心浮气躁、不下苦功、爱做重复劳动之学风有关，又凸显出要进一步搞好起点已较高“孙学”研究，必有赖于新史料之发掘、整理与出版。 正是基于此认识，北京和广东两地的学者，努力做了一项有益于“孙学”研究拓广挖深之基础性工作：于近期陆续编出了三套孙中山文集，及其他几部重要史料集。现将其情况简述如下： （一）尚明轩学术团队编的新版《孙中山全集》（全16册），最先与研究者见面——该书于2015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主编尚明轩介绍：他们团队花数年功夫，广泛“收集整理了孙的各类稿件11500余篇，计10106千字”，辑为16卷出版——其各卷收入的著述门类依次为：专论、文集、文告规章、函札、文电、演说、谈话、公牍、人事任免、外文著述、题词遗墨、索引、传略。该书与中华书局1986年出的“全集”11卷本，及秦孝仪主编的台北版《国父全集》12册相比，分别多收文献“3000余件”计501万字，“2000余件”计410万多字。它因此而彰显出“内容更完备”。这16卷本新“全集”，是人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收入孙著最全和字数最多的文献集。 （二）中山大学教授邱捷、李吉奎、林家有、周兴樑等编辑的《孙中山全集续编》第1至5册，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7月出版，该书局同时又重印《孙中山全集》11卷本，而将它们配成16册的一套“全集”公开发行。这“续编”的“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兴国编辑，1913-1919年由李吉奎、张文苑编辑，1920-1923年由林家有编辑，1924-1925年由周兴樑编辑”。他们在吸收前人辑佚成果之基础上，又通过查阅报刊与书籍等途径，收集到孙本人之文章与谈话，署名函电和文件，及其签发的命令、委任状等各类文件，共计3690余件。这5册“续编”不仅系统整理并详加考订了“全集”11卷本面试30余年来的辑佚成果，而且还收录了许多散佚各地的孙中山遗作（文）。有人评论说，此“续编”与原《孙中山全集》“合璧，为学界提供了一套搜索完备、编排合理、校勘精当、可资信据的孙中山著述合集”。 （三）黄彦学术团队穷20年之功编出的《孙文全集》。据说“全书共1200万字，分二十册，内容包括代表作四种、论著、杂著、译著、遗嘱、文告、规章、书信、电报、演说、谈话、公牍、人事任免、题词、附录等，是目前资料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谨的一套孙中山全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虽于2016年11月16日在孙中山故居举行过首发式，但目前仍未印出面世。人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彦主编的《孙文选集》上中下册（2006年版），计150万字，及他与萧润君主编的一套“孙中山著作丛书”12册（2007-2012年版），约230多万字。 （四）桑兵学术团队集体编出的两套大型资料集：其一是桑兵等主编、中华书局于2017年出版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全12集），计550万字。该书用编年体例将史料依时序汇集，“以记述谱主的生平活动与思想为主，并围绕谱主的直接史料展开相关之人事与史事，以便理解谱主的言行”；就字数及内容来说，百余年来之孙中山年谱系列中，实无出其右者。其二是桑兵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全10卷），计479万字。该书通过爬梳档案、报刊及图书，“汇集收录了各方致孙中山的公私函电，并附唁函、唁电等共7600多通”。这两套重要史料，对史家综合考察孙中山之思想践行，及其与各方要人和相关的大事之关系等，都有所裨益。 （五）胡波学术团队编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于201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该书分为广深、京津、沪宁、长沙、武汉、中山，及海外与港澳台等7卷计12册，总字数约190万。为编此书，先后采访了“98位60岁以上的专家学者”，并“拍摄了超过300个小时的录音和高清录像”，然后先把录音整理成口述史初稿，返回被采访者修订补充，最后将所有书稿审定交付出版成书。该书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不过其中出版过孙中山研究著作者只占少数。尽管如此，该“口述史”毕竟收入了“孙学”研究者的大量著作，及他们各自讲述的治学经历，及学术理念和方法，还有一些故事。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到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发展历程，从而搞好文化学术思想之传承。 总括以上所列各种孙中山研究的新史料，计达2960多万字（重印11卷本“全集”之500万字未计入）。于此可见，学者们此间对加强“孙学”研究基础工程建设的高度重视，及他们在这方面费力用功之勤。这项工作的成绩将嘉惠学林。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大有拓宽挖深的广阔空间，仍然大有可为；也就是说，目前的“孙学”研究程度与水平尚不尽如人意，还有许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进行和完成。比如，孙作为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留下过足迹的世界公民，其散佚于海外各地档案、报刊，及华人社团中的各种资料，仍需进一步去发掘、整理；其与各国政要、名士，与洪门组织及侨领甚至侨民，还有与国内各方人物之关系，还大有扩展和深入研究的空间。他作为一位享誉全球的世纪伟人，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近现代化建设之先驱者，学界至今还未写出一部与其历史地位完全相称的孙氏大传或全传。另对他的革命理论之中西文化渊源，及与此相关的读书生涯，还有对其言行微观方面之研究等，皆需要进一步地探细掘深。要之，学术创新是孙中山研究的生命。笔者期盼在下一个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广大的“孙学”工作者能在这些方面，有更多骄人的研究成果出版面世，而使我国的孙中山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