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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关 键 词：何如璋 《管子析疑》 经世致用 晚清学术 诸子学 清代诸子学的兴起既有由经到子的学术兴趣的带动，又受到后来西学冲击的影响，是一个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历史现象。而经与子的关系是研究此一现象的关键问题之一。①清代对音声训诂的兴趣引起治学眼光的扩展，“由治经而进行训诂”，复由训诂而使“经学延伸至史学、子学”[1]，带动了对诸子的研究。嘉道以降，随着清代汉学典范危机的显现，人们更加关注如何密切结合“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对诸子的研究也由“被引为经学考证之助”进至“其义理价值被重新评估”。②在经世致用的关怀下，嘉道以降推重、调和诸子的倾向日益显著，但一开始仍立足于传统学术的范畴内，主要以儒学作为参照系。[2]甲午之后，随着西学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人们对儒、子关系的认知也受其冲击。在对“君学”、“专制”的批判眼光下，儒学被“从一尊的地位上拉下并恢复其百家之一的原初地位”，尽管仍有人鼓吹以儒家为核心整合传统的思想资源，但一个超越于儒学的“国学”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概念。[3]纵观整个近代的思想进程，诸子学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儒学则逐渐失却其原本学术系统的中心地位，但二者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在学术内、外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边缘上升、中心下降的样貌。③ 何如璋甲午之前写作的《管子析疑》很少受人关注，但其思想史意义可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发掘。此书写作于何氏马江战败谪戍之后，“公虽获谴，而用世之志未衰，实于是书寓微意云”[4]，是了解其晚年思想的一部关键性著作，只是由于该书一直未刊，限制了后人对其的了解与利用。④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换而言之，何氏尽管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5]《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本文聚焦的关键问题是，传统学术的核心本是经学，何如璋为何却寓用世之微意于管子?首先，何如璋主张管子综核名实的法治之术和国家干预的理财思路都应被纳入儒生治术采择的范围中，突破了在采用法术、与民争利问题上的传统禁忌；但他又并未颠覆“民为邦本”的根本价值观，仍以儒学正统观念为标准给这种采择设置了界限。他对管子价值的重估，根本意图上是要补充当前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使其更好地应对来自现实的挑战。 但何如璋对管子的另一种诠释，却无意中动摇了儒学的地位。他意识到儒学在应对晚清变局时的实用性危机，主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学术态度去应对。管子在其诠释中扮演着双重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何氏强调管子之术源出《周礼》，但从《周礼》到《管子》的变化对应着“治天下”和“治一国”的不同，这折射出传统儒学与晚清时局存在着明显的紧张，需要管子作为中介去弥缝。另一方面，何氏认为经世致用之道应兼综百王诸子，而兼五家之绪、成一家之言的管子正起到这种统摄的作用。然而，强调由管子来承担这两种作用，却反映出既有的儒学既不能整合旧的思想资源，也不能切用于新的现实时局。因此，尽管何如璋希望借助管子巩固儒学的地位，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晚清儒学面临的危机。 一、法严于吏而宽于民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年(1876年)奉命出使日本，光绪八年回国，翌年奉旨督办福州船政。光绪十年以马江之败革职，遣戍张家口，光绪十四年释还。还后曾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十七年病逝。所著有《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何少詹文钞》等，今皆收录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何如璋集》，而《管子析疑》则一直未刊。《管子析疑》起草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谪戍张家口时，积六月而成。[6]是书今有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红格，版心题“袖海楼文钞”，藏印为“王培孙纪念物”，书前有孙德谦序。 除《管子析疑》外，现存何如璋的文字中谈及管子的非常罕见。仅在《感事》的一首中，何氏曾将管仲与贾谊并论，指出在“帝并东西屡押盟，市通南北任横行”的列国并立时代，“一匡伟烈推齐相，五饵雄才仰贾生”。而相对于称颂贾谊“五饵”、“典属”之类的御夷谋略，诗中突出管仲的是其“连乡”的内政才能，尤其致意其“能令转败在权衡”，也即《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既表明何氏对当时中西对抗的焦虑，也预示着他从管子那里寻求反败为胜之方的可能。⑤这样的形象定位和后来《管子析疑》中对管子的诠释是比较一致的。 《管子析疑》的写作前后仅经过半年，何如璋对它却相当自负，其自序曰： 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乙酉秋，谪居塞北，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睹】厥指归，不复致疑《管子》所裨于道术者，非浅尠也。[7] 何如璋对唐人旧注、明人刘绩的《管子补注》、朱长春的《管子榷》皆无恕词，却大体还认可清人王念孙以训诂校勘为主的《读书杂志》，可见他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清代的学风。但与此同时，所谓欲使人“不复致疑《管子》所裨于道术”，又提示了其用力方向与以训诂校勘为旨趣的学者不同，其注意焦点已向义理阐发上转移。张佩纶便注意到其书与清人此前的《管子》研究风格有别： 子峨考证稍疏，议论颇有阐发处，似宋明人说经，为《管子》开一生面。⑥ 而要从义理上阐发《管子》，何如璋马上面对如何定位管子之术的问题。经学是传统学术的核心。“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8]，传统的价值体系主要依托于经而搭建。而“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⑦，诸子在传统学术中大约处于“半边缘”的地位，既不在中心又不全然边缘。有如孙德谦所说，诸子传统上被“爱之则附于儒术，憎之则摈为异端”[9]，一般情况下，诸子被看作“六经以外”而成一家言的学说，但随着时代和具体语境的不同，其地位又可能因不同的“爱”“憎”而上下浮动。 在诸子百家之中，过去对管子在价值评价上也处于中间地带，如梁启超所说的“毁誉参半”。[10]孔子表扬过管仲九合一匡之功，但也有“器小”的批评，态度两可(《论语·宪问》《八佾》)；而孟子、荀子则都否定管仲(《孟子·梁惠王》《荀子·仲尼》)。后世将管子列入诸子，一方面有如刘向所声称的，《管子》书“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11]；而另一方面，过去不是将管子归于道家，就是归于法家⑧，都是诸子中常被“憎之则摈为异端”的派别。这使得对管子的定位游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宋以降由于王安石变法故，义利之辨、王霸之别，为儒生所敏感。朱熹曰：“不务明其明徳，而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12]吕祖谦曰：“自《管子》‘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于君上，已非君道。”[13]这种负面的评价直到《管子析疑》写作的时代仍然需要应对。 何如璋在《管子析疑》中着重辩驳的，正是归管子于法家的做法。他的价值重估，首先是使管子脱离管、商并称的境地，而上侪于周公、太公之学，曰： 论者乃诋讥为杂霸，至以管、商并称，傎矣。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仪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本书具在，可考而知也。俗儒不察，一切鄙而弃之，反以空言为经济，是率人背道而驰，使三代下无真治术也，良可慨已。[14] 这段话也提示了何如璋超越治《管》的用意：正是因为后人误解了管子之学，导致“三代下无真治术”。何氏对管子之学的理解，其实也关系到他自己心目中何谓“真治术”。 在何如璋看来，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于《周礼》”。[15]《管子·牧民》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何氏即引《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土之物，生因其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谓《大司徒》一至六教，“是使民知礼节也”；其七至十二教，“是使民知荣辱也”。是故“管子治术原本《周官》，班班可考，非后世专言刑名法术者比，未可以杂霸讥之。”⑨ 何如璋认为，管子之学和法家刑名法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徒恃刑罚：“治国有大本，不在严刑重法，此管子论政宗旨，视商子申韩之术，迥然不同。”[16]所谓的“大本”，即如《权修》所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何氏曰： 先养次教，本身作则，然后申宪令，信赏罚，百姓自说于为善。管子治术所以合于王道，异于法家也。[17] 因此管子与商君不同。管子之言治也，“专务富国足民，维以礼教，此乃王道作用，佐桓成业，为五伯首，宜矣”。观乎商君治秦则不然，“凡所谋议设施，专用严刑。衡之管子，犹冰炭之不相入”。是故对于后世以管、商并称，何氏曰：“二人之能治略同，其所以治，固各异也。”[18] 周公、太公之法作为正统一头，商鞅法家之术则被视为另一头的异端，在何如璋的评价体系里，正统与异端的分野是很明确的。他无意于质疑传统的价值判断结构，只是尽力使原本游走于二者中间的管子远离异端，向正统的方向靠近。 然而，何如璋这种诠释思路在文本上也遭遇到了阻力。《管子》历代被列入法家不是没缘由的，其中《版法》《法禁》《法法》《任法》《明法》《重令》《禁藏》等篇，言“法”者不可胜数。为了达成管子“合于王道，异于法家”的阐释目的，何氏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干脆宣布言“法”诸篇中只有《版法》《法禁》《明法》三篇是管子本义，其它皆是后人假托： 按本书言法者三篇，一《版法》，治民也，言赏罚当明；二《法禁》，察吏也，言禁防当慎；三即《明法》，任官也，言举措务公。俱废苛刻严急、束缚驰骤之谓。管子异于法家者在此。 [19] 这是何如璋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观点。在他看来，管子言法治，是以《版法》言治民，而《法禁》《明法》分别以法治吏、治官，如此而已。《版法》所言“乃先王议道自己、制法以民之义，非后世严暴者比。读此，可以知管子学术、治术之正矣。法家云乎哉?”[20]管子亦用刑赏，“然刑赏二者，乃是因民好恶，导之于中正，非别有束缚驰骤之法也”。[21]《法禁》所禁，则惟官民之罔上行私、离经畔道者。[22]至于《明法》，管子“所谓法者，制度号令之目，《周礼》八法八则是也”，是为了约束官吏，“任官分职，各得其宜”，“即《虞书》‘允执其中’之旨”。[23]除此之外，其它《重令》《法法》《任法》《禁藏》等篇，何如璋直截了当地宣称它们“皆战国秦时治法家言者读《管》而为之说。所言偏重刑罚，与《管》书本旨截然不同”，“一切以法束缚驰骤，与商君治秦之术无异，非管子富国爱民，好恶同俗之旨，其伪固灼然无疑”[24]，一笔勾销。 何如璋这种去取的方式，和此前清学较为谨慎的学风颇不相同。尽管如此，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管子法术多可采用，所不许者，惟以法束缚驰骤诸民者也。管子法治的要义，正在于《小匡》所谓的“严于吏而宽于民”。《立政》篇对官吏有所谓“留令”等罪，留令，不从令，皆罪死不赦，何氏曰： 留令以下之罚颇重，即《小匡》所谓“修旧法，举而严用之，严于吏而宽于民”，管子治术之大枢也。与法家一切束缚驰骤之者迥异。[25] 在何如璋看来，管子法术之严在于官吏而不在人民，此其所以异于法家之束缚驰骤一切。可见他尽管力辨管子不是法家，却并未简单地一笔抹杀法术，而是谨慎地进行了取舍。在他看来，清朝当时的问题在于上下之情悬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行政系统中间部分的不畅： 古之吏与民亲，今之官与下隔，由后世法吏多，吏以扰民也。斯又世道迁流之异也。[26] 所以何如璋以“严于吏而宽于民”作为甄选管子法治之术的基本判断依据。他要吸收法家在治理行政系统上综核名实、令行禁止的优点，又要坚决摒弃其背离儒生民本价值观、对人民“束缚驰骤”的做法。通过严格的辨别去取后，管子的法术可以补充清朝当前治术的不足。 总之，何如璋为管子正名的做法，是使其尽量远离异端，向正统的方向靠近。从管子一家的角度看去，这是在重估管子之术的义理价值；但如果从整个学术体系的角度去看的话，尽管何氏对管子治术进行了严格的甄选与去取，实际效果却是将许多原本被简单排斥为刑名法术的《管子》内容纳入到了儒生治术采择的范围中去。它们经过严格挑选以后，便不再与正统相抵触，反而可以有裨于儒术。 二、富国安民 管子的理财之术是何如璋第二个取以补充既有治术的重要方面。《管子》言理财治赋之策颇多，司马迁对管仲“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评价犹为读书人所熟知(《史记·管晏列传》)。西汉盐铁之议，桑弘羊、孔仅等颇采《管》说。至宋代激于王安石之变法病民，富强为人所讳，而管仲理财之术更为儒生所毁。即使对其尚有恕词者，也不乏视《管子》“轻重”诸篇为后人伪托，“管子虽多术，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27] 何如璋则对管子的理财之术多有开解，曰： 盐铁之论，始此议者，每以此诟仲。不知国必需用，不取于此，则必横征以给用，是重困小民也。且利在必争，官不经理，则巧偷豪夺，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治术无方，视用之者何如耳。仲以取之民者用之民，正赋可轻，凶荒有备，豪强不能朘削，穷乏不致无聊，此固安国善经也。俗儒不揣本末而轻訾之，特惑于奸民浮说耳，乌足以言治哉![28] 理财问题的基本矛盾是既要满足国家需要，又不能过分横征暴敛以重困小民。在何如璋看来，管子的财政政策能调权轻重，做到一利于民，二利于国。其所以利于民者： 春秋时生齿日繁，逐末日众，豪家大贾又乘其急以施并兼之术，而农益困，天下益不均矣。仲持轻重之准以均之，轨山国，筴盐铁，佐正供之不足，助耕农之不给，强本饬末，使国无甚贫甚富之民，是以赋敛不苛而国用足，洵仁民之善政也。[29] 其所以利于国者，又不止有若所谓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管仲之策“权轻重以调上下之平，有事以资守战，无事以行仁义，非后世损下益上者所得籍口”，“轻重之旨在杜并兼，振贫困，以敛为散，不求于民，故无事以行仁义也”。[30]这样的方法，承自太公： 积谷之道在务农，务农之道在强本以饬末。始以持流，是非通轻重者焉不可。轻重之法，以谷为本，权弊与物环乘之，内则杜并兼以周黔首，外则令高下以应诸侯，时其敛散，驯致富强，补助资焉，贫富均焉，仁义行焉，战守固焉，斯经国之要术也。齐地滨海舄卤，谷少民稀，太公开国，通商工，便鱼盐，人多归之，遂以殷富。管仲继起，师其法以成伯业。[31] 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到何如璋观点中的异常之处。儒生传统的观点，对政府与民争利非常谨慎，何如璋则认为政府需要经常介入经济之中： 丰歉有时，盈虚有度，蚩蚩者民，须君上为之经理。敛而不散则民窘；散而不敛则民耗，而上且无以为散矣。敛散得宜，乃帝王治世之大权，安民之本务也。敛散者，积而食之也，管子贵轻重者在此。[32] 传统的儒生观点是“民生当令自阜，上不可代谋”[33]，何如璋则主张一种“至纤至悉”的代谋： 古人治国，代谋小民生计，至纤至悉，此乃民胞物与，均平天下之大经济也，非后世空言教化者比。读管书当此于【于此】处着眼，勿以琐务而忽之。[34] 传统的儒生观点是藏富于民、轻徭薄赋，何如璋则有意进行一定的修正： 富国者自有常经，不偏恃轻征薄赋，盖要在权其轻重，敛散得宜，乃管子治齐绝大作用，其理极精，非后世损下益上之谓。[35] 简而言之，《管子》的轻重之策强调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何如璋则认可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但又需注意到，何如璋在赞赏管子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却一再声明其“非后世损下益上者所得籍口”，“非后世损下益上之谓”。管子的理财和掊克聚敛不同，这是何氏坚决要划清界限的。对于《立政》“重赋敛”一语，他专门辨析道： 重赋敛者，以此事为重，而均调之，非聚敛之谓。《孟子》“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犹此意也。[36] 管子理财之术之所以合乎《周官》《大学》，也以其可以“不加赋而用足”，异于“掊克小人之言利”： 乘马之数，权轻重以平天下之准，丰凶有所敛散，豪强不能攘夺，商贾无可居奇，公私于焉资给，不加赋而用足，乃均国均天下第一善政，是《周官》《大学》之理财，非掊克小人之言利也。读者详之。[37] 正如在法治上吸收了管子综核名实之术，却又严格限定在“严于吏而宽于民”；在理财上，何如璋吸收了管子各种使政府介入经济的方法，但又警惕这种介入不能变成“掊克小人之言利”。其共同的底线在于“民为邦本”，政府需要在行政和财政上加强作为，但不可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这种有限的观点采纳和严格的辨别甄选，显然不是要挑战儒学，而是以管子补充既有治术。 国家财用分毫出自人民，征求过滥则为暴。儒家向来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传统，十分警惕政府过度征求的可能性，却也限制了政府对国家经济的介入与调控。何如璋对管子理财之术的阐发，是在反思和修正这种思想传统。一方面，他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对政府调控的过分限制，管子“权轻重以调上下之平”之法，既利于国，又利于民；但另一方面，这种松绑又是有限的，传统对政府朘削人民的警惕仍然有效，所以不能混淆管子之法与“损下益上”的病民之术。 至少从孟子辨义利开始，特别是随着宋儒的激烈批评，富强的观念在传统认知中经常受到压抑。但道咸以降清朝的由衰入乱，需要国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平定；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西方威胁，更需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去应对。许多人由此意识到了富强不可不讲。从嘉道时期包世臣认为“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到咸丰年间汪士铎批评“士大夫崇宋人之空谈，讳富强之至计”，到同光年间有人“论宋儒耻言富国强兵之误”，富强的理念被人逐渐接受。[38]何如璋关注“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管子，与此亦是相关。 但杨国强曾指出，“以国家的富强为全神贯注之所在，则这种伸张和扩展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余暇把民生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39]，晚清以国家为重心的富强方案和儒生对民生的关注存在着矛盾。何如璋在为政府调控经济松绑的同时，仍着重强调与“损下益上”相区别，也是在调和二者间的矛盾。其观点反映了道咸以降谈经世者的基本关怀：既要注重国家富强，又不能以过分牺牲民生为代价。民本的底线仍然需要儒生去坚守。 这样的思想趋势更大程度是中国自身形势发展所致，西方观念的影响随后方至，且有赖这种思潮作为先启。但西方确实影响了何如璋的经济观念。他在光绪六年两份给总理衙门的上书中说： 中国向来不与外通，故论理财者，动称损上益下，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诚至论也。惟今日情形不同，国势孱弱，外人欺逼，百姓未能自保。为上者曰藏富于民，而究之民不能自藏，徒为漏卮，以供外人之日朘月削，后患奚忍言乎! 今之论理财者，动曰损上益下，曰藏富于民。此自由古人聚敛之戒而来，然为一国计，则损上而益下，听民之自谋是也。今列国往来，皆强行各便己私之条约，民不能自保，金钱滥出，民生益困，则非统筹饷项、共保身家不可。以吾国之力养吾国之兵，仍散之吾国之民，此与古人所戒之聚敛迥不相同。[40] 在这两份上书中，何如璋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应对，这与他后来对管子的理解十分契合。而“为上者曰藏富于民，而究之民不能自藏，徒为漏卮，以供外人之日朘月削”一句，更提示了一个前文尚未讨论到的因素，即西方列强的外在压力也是促使何氏对传统经济思想做出反思的重要动因。何如璋之所以看重管子的理财轻重之术，也正因为“轻重之法，施之列国之天下为最要”。[41]这种“列国之天下”的意识，是何如璋选择研究《管子》的关键原因。 三、一统之天下与列邦之一国 何如璋阐发管子法治和理财之术时的基本策略，是尽力使其远离异端而靠拢正统，力言《管子》合乎《周礼》。但如果他衡量各种经世之术的最终标准是《周礼》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研究《周礼》本身，而是迂曲地选择《管子》呢?换言之，《管子》有其相对于《周礼》的独特之处。这对于理解何氏注《管》的基本用意，自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从文本来看，《管子》与《周礼》的记载其实有许多差别。何如璋既力言管子“所学出于《周礼》”，则需要对这种差别进行解释。他的方法是强调管子“因时立制，本周官之法而会其通，不泥古，不随今”。[42]如《小匡》著名的参国伍鄙之制，何如璋认为《周礼·地官》的六乡六遂，“即参国五鄙所本，惟户口多寡不同及四民不使杂处异耳，乃管子因时度地，善用《周礼》之法也。”[43] 又如《管子·乘马》篇有一乘四马、一马七甲之制，这个记载既与《司马法》甸出兵车一乘不合，也与《周礼·地官·稍人》一邱具兵车一乘相殊。此外，《管子·小匡》及“轻重”诸篇所记车马甲蔽及五兵之器，皆制于官，也与《周礼》之法有别。何如璋乃谓此“管子治齐通变之术也”。[44] 《管子析疑》中类似这样的辨析有很多。重要的是在何如璋看来，《管子》和《周礼》的这种种异同并非散漫无纪，其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区别。从《周礼》到《管子》的变化，是行王道的时代和开霸道的时代的不同，“管子因时制宜，斟酌《周礼》而变通之，于五帝三王之后，别开春秋霸局，斯乃时会适然”。[45]这可以说是《管子析疑》最为重要的一个地方。行王道和行霸道的本质性差别，是从“治天下”到“治一国”的不同： 凡治一国，与治天下不同。……管子治齐，师周官之法而变通之，则以国与天下势异也。非变固不能通，此管子之善读《周礼》也。《易》曰：“变而通之以尽利。”即其义也。⑩ 但何如璋又进一步延伸道：“治一统天下，与治列邦天下不同。治封建天下，与治郡县天下又不同。”这指的是周代与秦以后的差别： 后世读《周礼》者，或疑其繁琐，以为非圣人之书。其信者乃泥古不化，欲一切依仿行之，极于窒碍不通而后止。盖不知今之时与古殊，郡县之势与封建殊。徒慕周礼，莫能探周公制作之原，故试之辄败，皆不善读《周礼》之过也。管子乃超然远矣! 何如璋在这里其实讨论到了三个不同的时空：周代的封建列邦之天下，管子所处的列邦之一国，秦以后的郡县一统之天下。其中既有列邦天下与一统天下的时代形势差别，又有“治一国”和“治天下”的空间范围差别。管子对周官的变通只在后者，用治天下之法来治一国，但已经需要诸多斟酌损益；秦以后和周代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列邦天下与一统天下的差别，则更需要善于变通，“泥古不化”地坚执《周礼》，“一切依仿行之”，只能“极于窒碍不通而后止”。 和历代相比，近代中国面临的一大变化是国际环境的剧变，也即当时人常言的由天下一统之世进入了列国并立之世；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中国在空间上也逐渐从“天下”变成了其中的“一国”。而在传统思想资源中，秦以降的治术多为一统天下之法；《周礼》所讨论的虽然是列国并立之世，但仍是从“天下”的角度敷陈治法，这使何如璋感到困惑： 《周礼》一书，有王都之制，无列邦之制。意当时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乃致后世失传欤?或以职方所掌，九服各殊，王者宅中图治，但总大纲，各国诸侯因其俗，异其宜，不必尽颁天家之制欤?[46] 而恰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学说如管子者，讨论到了列国天下中如何“治一国”，与近代中国的处境相对而言最接近。何氏对管子的“重新发现”，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近代的形势不仅不同于秦以降的历史状况，甚至礼经也不完全适用。 对于这种时空的差别，何如璋是十分敏感的。他强调不可以治列邦一国之法治一统天下： 治天下者，但总大纲，持利权，时察而均调之，准平而天下治，固不必如治列邦者，必高下万物以应诸侯也。桑、孔拾仲唾余，不察轻重大指，乃变法为均输，以王官下侪市侩，其为世所诟病，宜矣。[47] 类似的，同样不可以治一统天下之法治列邦一国。《地数》桓公问“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不可”，谓当兼轻重之法而思之。何氏乃曰： 盖列国通商与一统之治不同，不知轻重而专言务本生谷，则财物流于天下矣，故仲以为不可也。……我虽务本力耕，而人以贱价得之，是自劳其民，为邻国之奴也。可乎哉!今宇内互市大通，经国者三复此言。[48] 《管子析疑》中对于列邦一国的治法问题有许多讨论，这些讨论充分体现了何如璋的经世之意。如《管子·牧民》有所谓“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何氏曰： 家与乡有亲疏，乡与国有大小，国与天下有分合。故治天下之法与治列国异，治列国之法与治一乡异，治一乡之法与治一家又异。体势既分，规划各具，比而同之，安能推行尽利乎?按，管子此言，实抉古今治术之要。同一平准也，管子治齐则富，桑、孔以之佐汉则耗；同一法律也，商君相秦则强，李斯以佐始皇则亡。同一新法也，荆公治鄞县则民便之，以辅神宗则天下扰。盖乡、国、天下之势异也。管子霸齐，乃用治列国之法，今五部洲，一大列国也，固宜参考《管》书，以济时变。[49] 《轻重甲》有“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战之法，而何氏曰： “战衡”五句，所谓权轻重以与列邦相应，即今之商战也。泰西各固【国】形势，实同春秋，商战之说，乃先见于三千年前，亦一奇也。《山至数》“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即五战之义。今日地球万国，结约通商，专以五战为胜负。立国者知此，然后可言兵，亦知此自不轻言兵。欧洲诸国互市修备，不轻出于战者，皆师此言者也。但通商之局，利尽则争，巧夺所不得者，必以力征，春秋之末变为战国者，势也。因时济变者，固不可少乖轻重之权，尤不能稍懈甲兵之备。此区区注《管》之微意也。[50] 何如璋忧虑于“通商之局”将可能转而以“力征”，他没有隐讳其“区区注《管》之微意”，而明白宣称在列邦天下“宜参考《管》书，以济时变”。 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中包含着某种“超国家”的意味，所以它在近代不仅转变为“国”，同时尚有一个转变为“世界”的进程；但这二者又有紧张和冲突，也给读书人带来了困惑。(11)梁启超便曾呼吁“当知管子为齐国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51]，暗中借助管子以理解“天下”转变为“国”的那个层面。无独有偶，何如璋对管子的诠释，也是既认为管子“所学出于《周礼》”，又强调“国与天下势异”，管子是以治天下之法治一国而“别开春秋霸局”。可以说在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和以列邦之一国为特征的现实时局之间，管子承担着一种中介的角色。作为齐国霸术的管子之学，为晚清时人提供了如何治理列邦之一国的一种可能。 但之所以需要管子作为这个中介，恰表明传统儒学和现实时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治一国”与“治天下”的区别是那么显著而且关键，以至于周公所制作的《周礼》都不能完全适用，而必须经过管仲的一番斟酌损益。何如璋力图用管子去弥缝这种紧张，也就意味着其诠释背后蕴含着一个时代问题：旧的儒学传统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晚清“列邦天下”的时局。 四、兼五家之绪，成一家之言 在儒学已不尽适用当前局势的情况下，何如璋提出了一种应对之策。他希望借助管子开启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以容纳更多有裨经世的传统思想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何氏对管子“兼五家之绪”的诠释上。 所谓的“五家”，指的是《管子·国准》篇的“五家之数”。管子认为治国之准，当视时而立仪，古来如此者有五家： 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然而春秋之世，如何斟酌损益五家?管子曰：“兼用五家而勿尽。”其言曰： 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有一个基本的精神贯注于这种“兼用五家而勿尽”之中： 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这种因时济变的态度，正是何如璋非常认可的。在他看来，管子的“兼用五家而勿尽”正是变动时代最需要的因应方案。所以对于《国准》这段“好讥而不乱”的话，他说： 此治世绝大作用，管子善因之效，具见于此。[52] 然而，何如璋对《管子》的“兼用五家”又有一个奇妙的引申。原本《国准》说得非常清楚，五家指的是黄帝、虞、夏、殷、周，何氏则必以后世诸子之五家当之： 五家之治，乃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儒家，《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此添入墨家为六家，《班书》又添入兵、农、纵横、方技为十家，殆失其旨矣。五家者，乃五官所职，帝王治世之要意。桓公与仲常论五家，记者传闻不审，仅以“爪牙”等事当之，治术遂致不明。“兼用勿尽”一言，不偏不遗，洵有合于执中、用中之旨，此千古治术大纲也。论者不知，而疑仲为杂霸，傎矣。[53] 《国准》五家的说法，其“谨逃爪牙”的具体内容是不重要的，或者说不符合何如璋对“帝王治世之要意”的理解，所以被置换为诸子五家。但置换前后不变的，是管子兼用五家的精神，它契合于何氏对古圣王执中、用中的理解，是“千古治术大纲”。换言之，何氏对《国准》五家之说的利用，强调的是一种开放涵容、兼综百家的治术风格。 刘向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汉书·艺文志》)，何如璋认为“五家者，乃五官所职”，略仿其意。他所谓的道、阴阳、名、法、儒五家不仅仅是后世诸子，其实上通乎三代以上圣王的治法： 管子言道，以日喻心，独揭道之本原，与《大学》《中庸》相表里。考其所学，师承周礼，诵法先王，故能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而显其功于天下。若老氏者，特其支流耳。曷尝睹王道之归乎!五家者何?曰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阴阳。黄帝之治，道也(《史记·五帝纪》：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是以道治也)。尧舜之治，阴阳也(《虞书》：敬授人时。又曰：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以时治也)。夏后之治，名也(《书·禹贡》：三邦底贡厥名。《周语》：有不贡则修名。《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是以名治也)。有殷之治，法也(商《书》：骏厉严肃，又制官刑，儆于有位。是以法治也)。有周之治，儒也(周制尚文，姬公制礼，为儒教之宗，是以儒治也)。《国准篇》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即此义也。(12) 这种连接有非常微妙之处。一方面在传统的认知中，黄帝等五家作为三代以上的圣王，可以作为价值性评判的标准。但另一方面，五家的治术毕竟太过久远，能征者多为吉光片羽，且如《国准》“谨逃爪牙”等描述在何如璋看来还太过浅薄。他从后世相对可考的诸子五家来发挥其意，其实又是在努力落实所理解的“帝王治世之要意”。而置身其间的管子，实际上分润了二者的好处：其学既合乎上古圣王而可为“千古治术大纲”，又撮后世诸子学说之要而不至于莫名其妙。 何如璋用这种“撮五家之要”的理解贯通《管子》诸篇： 间尝取本书综而论之，《牧民》《立政》，儒之本也。《形势》《心术》，道之原也。《权修》《君臣》，则以名课其实也。《法禁》《明法》，则以法立其制也。《四时》《五行》，则以阴阳序其事也。至于《枢言》所集，抉五家之精以明其体。《幼官》所施，会五家之通以妙其用。《五辅》曰：“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其所为贯穿五者，以财成辅相，左右斯民，不既执王道之大衡，为千古治术所莫外乎! 是故传统以法家、道家言管子之学，皆狭之隘之，“《隋志》冠之于法， 固不足以知之。即《汉志》入之于道，亦未足以尽之”。管子的“杂”也因此反而成了一种优点： 世之议管子者，曰杂霸，……夫杂者参也，错也，道之合也。……天地之理，莫不皆然，而于治术尤为要。管子之杂，非以其兼用五家乎?五家之治，相反也，而实相因。分则偏，合则备。管子综百代之要，以酌其宜，参之错之，乃以集王道之全。《书》所谓允执其中者，此也。杂焉何害? 原本黄帝等帝王的治世之意，经何如璋之手却衍伸到了五家诸子之说，这种阐释的方式未免偏离常规意义上的注解体例太远。可见他并非一个常规的“学者”，其经世之意已经溢出《管子》文本的范围。治《管》更多依循清代学风的张佩纶说何如璋“似宋明人说经”，其实暗含的也是对他的批评。 但何如璋从诸子的角度去重新发明管子的“兼用五家”，这个选择尤为重要。它表明何氏不但注重从管子汲取因应变局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还应该兼综百家。也就是说，管子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阐释空间，诸子各家都借助于它而纳入到治术的采择范围之内。何氏对管子“兼五家之绪”的强调，直接针对的是一种“九流分而微言隐”的学术门户意识： 兼五家之绪，则道之用以宏；列九家之门，则道之区转隘。《谷梁》序曰：“九流分而微言隐。”吾得为之续曰：五家合而大道昌。世之讲求经济者，即此书悉心以求，何难得治术要领乎! 在何如璋看来，分为九家则道区转隘，必须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在传统中讲求“治术”，管子的“兼五家之绪”即为这种开放性的代表。那么，为什么是由管子担任这个枢纽式的角色?何氏曰： 唐虞以前尚已。《尚书》所载典谟、训诰、及誓命之辞，类皆史臣所纪述，未有著书明道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13) 管子不但“兼五家之绪”，还具有“成一家言”的特殊性。这二者看似矛盾，却提示了何如璋所想象的道的开放性并非茫无边际，而有特定指向。这个指向正是紧接着他说的“可施于实用”： 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于《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画者，笔之于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于实用。 何如璋对管子“兼五家之绪”的重视，反映了他希望尽可能广阔地从传统中寻找经世致用资源的意图。但传统思想资源如此纷繁复杂，哪些才是切中时用的?何氏所诠释的管子承担了一种提纲挈领式的功能，其术斟酌损益于百王诸家之间，最终的指归恰是“可施于实用”。这样，传统里原本庞杂的思想资源就在“实用”的目的下被整合起来，供经世者采撷利用。 一个兼收并蓄的管子形象，其实反映的也是何如璋对理想治道的想象。在他看来，“大道”应该是充分涵容、兼综百家的，它更强调学术系统的中心向中心之外开放而不是封闭。何如璋的这种眼光应该放在嘉道以降整个学术逐渐开放的大趋势中去进行理解。清代对音声训诂的兴趣引起了治学眼光的扩展，已为学术开放种下了潜因。这种眼光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夷平了经与史、子、集的等级差别，“移说经之文以说《汉书》《文选》也可，移说《汉书》《文选》之文以说各经也亦可”(14)，甚至可以“据《灵》《素》诸文，以折经传是非”。(15)但由于清代汉学典范的强大惯性，这种延伸最初主要仍局限在训诂考据的领域，对既有学术体系的冲击尚隐而未现。 而随着嘉道以降人们的关注点由考据转向义理，这种眼光的开放渐渐溢出了原来的范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嘉道以下的学者对汉宋之争的反思。在反思中，除了出现汉宋调和的观点外(16)，还有一些人看到了学术经过宋明的朱陆之争和本朝的汉宋之争，开始觉得当前学术的主要问题不是异学者“叛之于道外”，而是内部分歧“咻之于道中”。王柏心曰： 周末、唐、宋之乱人心者，非杨、墨即佛、老，皆异端之显与吾道敌者也。今之乱人心者，则起于吾儒之中，同途而异趋。其侈者矜博辨，其放者祖元虚，相与议斥儒先，灭裂微言，举切近笃实身心体用之学，而厌薄不道。[54] 朱次琦亦认为： 古之言异学者叛之于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55] 而当儒生厌倦了学术在争论中分歧小化时，他们反过来会强调圣人之道的开放性。黄遵宪在批评汉宋之争的狭隘性的同时，已经出现了“百家尽囊括”的说法： 儒于九流中，亦只一竿揭。矧又某氏儒，涂径各歧别。均之筐箧物，操此何施设。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至德如渊骞，尚未一间达。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56] 张文虎更加明白地指出了对汉宋之争的批判能开放出“三教同源”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对这种想法非常反感： 自宋儒昌言性理，参以禅宗，至明姚江之徒改头换面，各立异说，猖狂浮游，不可殚悉。国初诸儒矫以征实之学，至乾嘉而极盛，如白日当空，魑魅屏息，而末流之弊转为琐碎，遂使反唇者复扬死灰，却又借其皮毛以为贯通汉宋，又其甚则谓三教同源，灵谈鬼笑，妖怪百出，有心者不无世道之忧。[57] 汉宋之争的互相攻击，使汉学和宋学的权威都受到质疑，这就为其它的可能性(如今文经学、子学、西学等)打开了空间。孙德谦正是在对二者的反思中指出了诸子的作用： 不取诸子所长，而一切屏弃之，于是为儒家者或失之琐碎，或失之高深，而训诂一家，性理一家，斤斤于文字之末，六艺之所以经世者，且视为空言无补焉。[58] 正如何如璋针对“九流分而微言隐”提出了“五家合而大道昌”，对圣人之道开放性的强调是晚清学术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趋势，它与此前较为严格的门户意识存在着对话的关系。 孙德谦的话又提示了我们，道咸以降对学术如何致用的问题的强调，是影响眼光开放的另一个因素。面对世变，对儒者无用的深切担忧，激发人们向诸子百家寻求经世资源。他们希望通过纳入诸子百家有裨世用的内容，而更新孔子之道、圣人之教。汪士铎面对着太平天国的动乱，愤而曰： 儒者得志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于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之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与佛老等。……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犹富强之必当行于今，故败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辅孔子之道者，申韩孙吴也。[59] 孙德谦则于清朝摇摇欲坠之际说： 妄以九流之术，谓非六学所该，异哉，此儒者之所以无髀世用也!夫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固尊，有诸子而圣人之教愈大，不然，得门足见百官，吾道何为一贯哉?(17) 晚清学术指示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可能，但由于旨在应对世变，这种开放性在经世致用取向的压力下其实也要求着某种整合。罗志田注意到道咸以降兴起的今文经学、诸子学、西学等都具有既有汉学典范所不具备的讲究“义理”的特点，且在共同反对汉学的时候无意间结成了同盟。[60]这反过来其实也表明了，既有的学术典范面对着这些纷纷突起的“一切诸学”，却无力予以整合。康有为、廖平的今文学通过重构经学，使孔子重新扮演那个兼收并蓄的关键人物，提供了一种整合的思路(18)；何如璋则没有在经学上用力，转而从诸子中发掘出管子作为枢纽。二者的取径不同，但都反映出既有的学术典范和经学阐释在统摄思想资源方面遇到了问题。 总之，何如璋对管子“兼五家之绪”的理解，背后蕴含的是他对理想治道的想象。在他看来，大道应该是兼综诸子百家，超越传统的流派门户之别。管子凭借着其最古的“成一家言”的身份，可以起到整合思想资源以施于现实的作用。然而，强调道的这种开放性，以管子来承担这种开放性的枢纽角色，都暗示着姝姝于儒家门户之内不足以应对世变。 道咸以降“在能治即是学、‘用’重于一切的角度下，儒家之社会性与实用性面临最根本的质疑”。[61]陈澧所谓的“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62]，揭示出了当时经学的困境。相当程度上由于经世致用倾向的影响，经学的地位呈现一种下降甚至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而史学、子学，甚至佛学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19) 然而，经学作为传统学术的重心，对于其它学问原具有引领与评价的作用。(20)如果它本身在致用的问题上都力不从心，又将如何作为其它学术应对现实的指导?近代“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籍为多”的看法逐渐成为“一般之通见”[63]；类似的，诸子也被视为比经学更切合于晚清时局，“六经为治世学术，诸子为乱世学术”，“百家学术皆以救时为主，世之乱也则当取而用之”。[64]当作为学术中心的经学既本身不足以致用，又不能够统摄其它学问以致用，既有的学术体系就面临变革的巨大压力。 有如王汎森所说，这种“用”的问题可以引起“传统思想内部资源的重估及中心与边陲的重组”。[65]从《管子析疑》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程度的重估与重组。在法治和理财的议题上，何如璋固然冲破了一些传统的禁忌，但仍是以正统儒学作为判断标准去甄选和接纳《管子》中本被简单视为异端的治术，使其有裨于经世。这种调整更多属于补充的性质，未构成对学术整体的结构性冲击。 而在对管子的再定位上，何如璋则无意中动摇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周礼》与晚清时局存在着紧张，何氏用《管子》弥缝这种紧张，却也意味着将《管子》看得比礼经更加切合实用；另一方面，“兼五家之绪”的管子承担了在经世取向下整合既有思想资源的功能，而儒家却复归于“五家”之一，失却了本应由它承担的统摄地位。原本要捍卫儒学的何如璋，却把管子推到了一个比经和儒家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去。值得注意的是，何如璋尽管受到了一些西方观念的影响，但在《管子析疑》中尚未将中西学竞争视为问题。(21)这意味着他更多是在应对清代学术本身的问题时，无意中指示了近代儒学的危机。 《管子析疑》在后世回响寥寥，即使是注意到此书的学者，也基本没有领会何如璋诠释管子的独特意义。然而，《管子析疑》所应对的却是当时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对于这个问题，廖平、康有为选择与既有学术传统正面对抗，大刀阔斧地对经学进行改造；何如璋则绕道于管子以寻求出路。他们同在王国维所谓的“道咸以降之学新”、“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风气之下[66]，但在取径与历史影响上都有别，这也体现了晚清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注释： ①关于经子关系较晚近的讨论，可参见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②关于清代汉学的典范危机，可参见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收于《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3页。关于诸子学研究的两个面相，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26页。 ③儒家作为诸子之一，有其相对于其他各家的思想学术特点；而经学作为传统学术的核心，过去被认为是明道的，其地位要超越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是故传统目录学分类中有经学，又在子部有儒家之类。后世儒家独尊，学者治学时，既有对超越诸子百家的涵容性的道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又受到原发于百家之一的儒家观点的影响。对于这种笼统的情形，本文或亦以今人常用的“儒学”指代；而本文指称的“儒家”，则侧重于其作为诸子之一的地位。 ④《管子析疑》主要关涉到两个领域的研究。在《管子》研究方面，和何如璋同时的张佩纶曾于《管子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年影印版)一书中采纳何氏的部分观点；郭沫若也曾见《管子析疑》抄本，采辑其部分内容于《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第5-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来对该书的利用，如黎翔凤的《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等所引何氏观点，多从张、郭二书中来。近年《管子》研究中，姜涛的《管子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再次利用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管子析疑》抄本。另一个领域是对何如璋的人物研究。《管子析疑》书前有“序”及“总论”，温廷敬编《茶阳三家文钞》的《何少詹文钞》时曾辑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何如璋集》，汇集了何氏包括《何少詹文钞》在内的大部分文字。可惜的是，文集编者尽管知道上海图书馆有《管子析疑》，却未予以收录(前言第5页)，这也影响了学界对该书的利用。何如璋研究的代表作是俞政的《何如璋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管子析疑》有简单论及(158-163页)，但作者的资料来源只是《何少詹文钞》和郭沫若《管子集校》的相关内容，并未利用到全本的《管子析疑》。目前对《管子析疑》的专门研究有冯心如的《何如璋〈管子析疑〉初探》(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5年硕士论文)，对该书的基本特点及与何如璋的思想联系等有初步的介绍。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希望在整个晚清思想史的背景中去探讨《管子析疑》中反映的时代变化。 ⑤何如璋：《袖海楼诗草·感事》，《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30页。贾谊建策于匈奴可牵其耳、目、口、腹、心，谓为“五饵”(《新书·匈奴》)。又《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贾谊曾建议汉文帝“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汉书·贾谊传》)。“连乡”者，《管子·小匡》：“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 ⑥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廿九，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1554页。何如璋谪戍于张家口时，曾和同因马江失利而发配的张佩纶比屋而居。两人同病相怜，又同嗜《管子》，互相切磋。张佩纶的《管子学》也是清代《管子》研究的重要作品。 ⑦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九十一“子部总叙”，2331页。标点有调整。 ⑧西汉末刘向辑《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东汉的班固则在《汉书·艺文志》中归《管子》于“道家者流”。《隋书·经籍志》采刘向之说，唐以后官书大抵沿袭《隋志》，包括清代的《四库全书》在内，都将《管子》列于法家。 ⑨何如璋：《管子析疑》，稿本，上海图书馆藏，13-14页(原书无页码，此为数字化电子版页码，下同)。 ⑩本段及下段，参见何如璋《茶阳三家文钞·何少詹文钞·管子析疑总论》，《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87页。 (11)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2)本段及以下数段所引，参见何如璋《茶阳三家文钞·何少詹文钞·管子析疑总论》，《何如璋集》，87-91页。 (13)本段及下段，参见何如璋《茶阳三家文钞·何少詹文钞·管子析疑序》，《何如璋集》，85页。何氏自注：“《六韬》《鬵子》皆伪书。” (14)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117页，转引自严寿澂《经通于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收于《百年中国学术表微·经学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73页。 (15)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490页。 (16)可参见严寿澂《嘉道以降汉学家思想转变一例——读丁晏〈颐志斋文集〉》，收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抉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7)孙德谦：《诸子通考》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5页。本书初版于宣统二年。 (18)康有为弟子陈继俨引师说曰：“南海先生曰：吾甚怪中国儒者，以六朝之谈老，于是并孔道之与老学近者而去之，见宋明之淫佛，于是并孔道之与内典合者而弃之。甘心为割地弃民之举，遂使其大无外之孔域，日朘月削，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驯至如黑子如弹丸，乃不可以为国。”(《论中国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70页)廖平对经学的诠释亦强调“至圣六经兼包诸家”(可参见魏采莹《经典秩序的建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13年博士论文，448-455页)。 (19)可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于《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葛兆光《论晚清佛学之复兴》，收于《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0)如于史学，“读史而不断之于经，则熟于后世之机变功利，而昧于义理，以害其心术之微。”(方宗诚：《春秋正谊叙》，《柏堂集续编》卷二，光绪七年无出版地，3页)如于子学，“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之洞全集》：1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721页)。 (21)关于中西学竞争，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于《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