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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龙 明代江西吉安府为江右王学的重镇，其中安福、泰和两县则是重中之重，汇聚了众多阳明学者。庐陵县为吉安府的附廓县，虽有青原山、白鹭洲书院为阳明学聚讲重地，但所贡献的阳明学者却不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大概是陈嘉谟、贺沚等人。陈嘉谟的生平事迹虽然在《明史》有所介绍，但并不详细而其著述亦因大部分未能保存，故其人很少受到关注。然而，在晚明的吉安府，陈嘉谟是与吉水邹元标、安福王时槐齐名的学者。永宁县学者龙遇奇的父亲龙鼎在临终前对龙遇奇说：“同郡王塘南、陈蒙山、邹南皋三先生者，学有渊源。若辈往从，庶几深造有地。”[1]陈嘉谟与其好友王时槐共同创办的西原讲会，也是晚明颇为重要的讲会。黄宗羲《明儒学案》于《江右王门学案》中列“参政陈蒙山先生嘉谟”，并收录其论学的《答友人书》以及《乾惕斋警语》，可谓研究陈嘉谟的最重要的资料。另外，笔者还有机会获睹陈嘉谟族裔于民国年间所编《念初堂遗稿》，虽然其已非原编之《念初堂遗稿》，史料价值并不特别珍贵，然其中一些资料对于研究陈嘉谟的生平及思想还是有一定的裨益，也能丰富我们对于江右王门的认识。兹据《明儒学案》所载及《念初堂遗稿》，略述陈嘉谟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 陈嘉谟生平 陈嘉谟（1521-1603），字世显，号蒙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庐州府推官，升任户、吏、兵三科给事中。作为科臣，陈嘉谟刚直敢言，而嘉靖帝曾赐青纱圆领白玉鹦鹉以旌其直。后以不附严嵩，出为四川副使，擢任湖广右参政。丁父忧，服除久之，十年未起。万历甲戍（1574），朝廷擢其为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不起，遂乞休，卒年八十三。陈嘉谟于《明史》有见，附见《王时槐传》。传文非常简单，说：“庐陵陈嘉谟，字世显，与时槐同年进士。为给事中，不附严嵩，出之外。历湖广参政，乞休归，专用力于学。凡及其门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师之。’塘南，时槐别号也。年八十三卒。”[2]其实，对于陈嘉谟的家庭情况，《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有更详细的记载：“陈嘉谟，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民籍，县学生。治《易经》。字世显，行一，年二十七，八月二十九日生。曾祖颖；祖恒铦，寿官；父汶；母刘氏。重庆下：弟嘉训、嘉谋，娶王氏。江西乡试第十七名，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3] 陈嘉谟是王阳明的再传，与王时松、王时槐兄弟均为阳明高第刘文敏的学生。陈嘉谟从师刘文敏，乃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王时槐《先兄浙江昌化教谕前峰先生墓志铭》记载：“岁甲辰，与蒙山陈子论文于西塔禅寺。陈子言有两峰刘先生者，越中阳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其谈学本性善，崇践履。……遂率时槐偕陈子往谒两峰先生，一见有契于心，遂执弟子礼。”[4]可见，陈嘉谟是著名的塘南先生王时槐向学的引路人，“一时同志邹光祖、敖宗濂、王时松、刘尔松辈十有七人，共学两峰之门。螺川人士始知有学，先生倡之也”[5]。王时槐《恭忆先训自考录》“年二十三”条也记载说：“是年，两峰刘先生设馆于郡西之西塔寺，陈蒙山丈嘉谟一见。先生示以圣学，蒙山悦而师之，不以教人。已而诸友闻之，颇窃笑。某因问：‘何笑？’曰：‘闻蒙山讲学耳。’某曰：‘讲何学？’曰：‘欲为圣贤耳。’某曰：‘学为圣贤，岂可笑？’乃就蒙山问之。蒙山曰：‘我不能述先生之言，子可自往叩之。’某乃见先生，遂执弟子之礼。”[6]从王时槐的记述来看，在陈嘉谟师从刘文敏后不久，王时槐亦往师刘文敏。所以，推断陈嘉谟师刘文敏的时间即在嘉靖二十三年。不过，在刘文敏之前，他还曾向庐陵县的良知学学者彭炳文学习过。彭炳文，字一蔚，庐陵人，敏智力学，以明经授沔阳训导，宗良知，为躬行之学，著有《正学编》、《洗心亭集》、《礼经会要》。陈嘉谟、曾可耕等人皆为其门人。所以说，陈嘉谟未第之前便已对阳明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接受了这方面的熏陶。 师从刘文敏两年后，嘉靖二十五年（1546），陈嘉谟以《易》为本经通过江西乡试，列第十七名，次年中进士，开始了其仕宦之路。陈嘉谟的仕途从庐州府推官开始。六年后，他行取科道而去，升任户科给事中。这表明他在庐州府推官任上宦绩不错。当时与他一起选任给事中的，还有后来与海瑞齐名的丘橓。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甲子，“选授中书舍人郭立彦、行人阎望云、顾弘潞、丘橓、推官陈嘉谟、陈典、徐应鹤、知县丘岳、黄谦、张益、张师载为给事中。岳吏科，嘉谟、典、谦俱户科。”[7]之后陈嘉谟在哪一年由户科转吏科不清楚，但他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闰五月他由吏科给事中转吏科右给事中。[8]到该年十月，陈嘉谟由吏科右给事中转兵科左给事中。[9]一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陈嘉谟由兵科左给事中出任四川按察副使。[10]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二十日，皇帝敕陈嘉谟分巡上川南道，“驻札卬州，专管眉、卬、雅三州八县，雅、大等所，天全、黎州等土司，兼管建昌六卫，操练军马，问理刑名，抚治番夷，除奸革弊”[11]。此后实录对陈嘉谟的升迁记载也不再清晰：他何时升任湖广右参政并不清楚，丁父忧的时间也不清楚。四库馆臣认为陈嘉谟在隆庆四年（1570）庚午移疾归，之后召为湖广左参政不起，从此优游林下。[12]然而，从其晚期的讲学活动看，他移疾归乡的时间可能在嘉靖末年。 陈嘉谟在仕宦阶段很少回乡。任给事中期间，他曾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谏议出使湖东”，过王时槐家，因相与谋宜有言以寿师刘文敏。[13]但是，由于仕途繁忙，他很少能授徒讲学。直到离官优游林下，陈嘉谟才开始以讲学为事业。归乡一直也是陈嘉谟的理想。还在四川的时候，他在官舍后创建一个小楼，取名瞻峨，自称有“东望”之意。友人胡直解释说，那是因为“峨眉东望接匡庐”，是一种乡思。[14]黄宗羲《明儒学案》对陈嘉谟早早致仕不再做官也有分析，说是他认为“以学未大明，非息机忘世，无以深造”[15]。这番话，也不知是见到陈嘉谟的原话还是黄宗羲的分析。隆庆元年（1567），陈嘉谟与王时槐订惜阴会于能仁寺。王时槐《恭忆先训自考录》“年四十六岁”条：“与蒙山丈订以每月偕郡城同志诸友举会于能仁寺，以十一至十三为期。”[16]这应该是西原讲会的开始。隆庆六年暮春，陈嘉谟曾侍刘两峰于神冈、西原之间。王时槐谈到：“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时槐方自关西谢病归。先生命舟来神冈、西原之间，时槐偕贺子（泾）、陈子（嘉谟）侍左右者旬日。”[17]该年夏五月，刘文敏卒，陈嘉谟哭奠。万历十一年（1583），陈嘉谟在西原能仁寺傍建求益堂。王时槐记载说：“癸未（1583），同年大参蒙山陈君始建求益堂于佛殿之左，廊东向，顾堂小而室数椽，未足容众也。”[18] 陈嘉谟与王时槐的关系极好。《明史》就盛赞陈嘉谟每见人向他求学，就会建议说，“学非一家之私，有塘南在，盍往师之”[19]，认为这是一种“忘人我”的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度。八十三岁卒时，陈嘉谟自题墓石，曰“蒙山居士息丘”。 二 陈嘉谟的著作及《念初堂遗稿》 陈嘉谟一生留下了不少著作。民国《吉安县志·艺文志》收录了陈嘉谟的著作九种，分别是：《周易就正稿》、《四书就正编》、《二程要语》、《朱陆摘要》、《道德经注疏》、《阴符经注疏》、《念初堂稿》、《长春堂集》、《山斗云居集》。[20]从这些著作的标题来看，陈嘉谟在经学、理学方面都有成就，对道家的兴趣也不小。 在经学方面，陈嘉谟精于《易》，考进士时的本经就是《易经》。《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录》载：“第一百九十九名陈嘉谟，江西庐陵县学生，《易》。”[21]晚明著名的《易》学名家钱一本任庐陵知县时，曾向王时槐、陈嘉谟学《易》。钱一本《像抄序》云：“万历丙戌（1586），余复任螺川，受教王、陈两先生，始知读《易》。”[22]在理学方面，陈嘉谟喜欢摘抄先儒语录，曾抄录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语录；在道家方面，他注过《道德经》、《阴符经》。他个人的诗文集除上述《念初堂稿》、《长春堂集》、《山斗云居集》三种以外，其实还有别的集子。《理学事实》为陈嘉谟所作传记之中说他晚年“惟以撰述为务，著有《存词稿》、《念初堂》、《长春堂》、《山斗云居》、《修西方大意》文集、诗集及诸记序，各成卷传世”[23]，而周鉴冰《念初堂遗稿序》中还提到陈嘉谟著有《四书释疑》。[24] 不过，虽然《理学事实》说陈嘉谟的著作均成卷传世，但真正传至今日的却没有。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尚能见到《念初堂稿》，故将其列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念初堂稿四卷续集二卷”条载：“《念初堂稿》四卷续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其诗起于嘉靖丁未（1547），终于万历癸卯（1603），往来仕宦者二十三年，而闲居者三十三年，故多自适之言。序引邵子《击壤集》自拟，而诗中屡引陈献章语，其旨趣可知也。”[25]但是，《念初堂稿》四卷续集四卷今不复见。现在所见的《念初堂遗稿》是民国陈绍彝编辑而成的。 民国本《念初堂遗稿》（以下称《遗稿》），明陈嘉谟撰，民国陈绍彝编辑，不分卷，民国二十八年（1939）印本，泰和周鉴冰序，陈绍彝跋，扉页题“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己卯囗月之吉乐巷子鑫治冈诒谷捐赀囗刷”，版心题“念初堂遗稿，泰和生记印刷局代印”，首有目次，末有附录，附陈嘉谟生平相关传记材料。念初堂是陈嘉谟营前村之堂名。陈氏先祖陈晖在晚唐五代年间迁至泰和县，其二子承进、承逸分清溪、柳溪两派，每派各分若干支，而陈嘉谟出于“营前”一支。现代出版史家指出陈嘉谟曾在念初堂以木活字刻印《函史》。据周鉴冰序，陈嘉谟的著作，“世远年湮，兵燹迭经，类多散佚”，似无存世者。其族之后人陈绍彝乃“苦心孤诣，旁搜远绍，得成遗稿”。[26]因此，《遗稿》是陈绍彝整理编辑的陈嘉谟的散佚诗文。陈绍彝在跋中谈及其编辑《遗稿》之始末：“往岁丁丑（1937），吾族诸父老以吾祖承进公之弟承逸公为柳溪派始祖，已有专祠祀之。吾祖为清溪派始祖，旧亦有绍休堂祀之。堂久废未复，怵然于怀，遂力谋重建。明年寝成。又明年，再议修《清溪宗谱》。予承诸父老命，得与纂辑事，检阅各支谱牒，在明朝则有嘉靖谱，在清朝则有乾隆谱、光绪谱、宣统谱，而民国则有予桐井与治冈联修之谱，参互考订，寻本溯源，莫不昭穆黎然，有条不紊。先生之世系载于嘉靖谱中。考之不但与予同出清溪派，且与予同为六世祖南安教授亿公之裔。公生七子，次曰清贵，贵生朝芳，芳生弘仁，仁生云崇，崇生守道、原道，原道生文则、正则，正则生万卿，万卿至先生又七世。是先生为教授公之十五世孙，予则后先生十二世。以谱事有所咨询，得谒先生之故居，登先生念初之堂，缅怀遗风，景仰曷已。……窃念先生著述宏富，历年既久，流传绝少，予当谱事纂辑之余，有先生之诗文杂见于家谱故籍中者辄录之，积久成卷，名曰《念初堂遗稿》，而以先生之事迹见于史志者另为附录于后。欲谋付印，力所弗逮。乐巷子鑫、治冈诒谷两族彦皆情笃宗支，慷慨好义，吾族建祠修谱，又各捐巨金以为之倡，知予有是编，亟捐赀付诸铅印。先生之文从此不朽矣。”按照陈绍彝的跋文，陈嘉谟乃出自清溪一派。 陈绍彝所汇编的《遗稿》，应该只是陈嘉谟文字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仅有诗十篇、文八篇。这十首诗分别是《龙窟》、《文氏自言龙窟宅边有秀水井》、《苏黄台》、《舒家企望苏黄台》、《永和以儒林名乡以儒户注籍者三家》、《再过清都观有念庵先生题门屏四大字》、《惜阴会》、《西台寺》、《初秋西台寺》、《南塔寺》；文章八篇，分别是《时雨楼记》、《重修永和古佛堂记》、《福善亭记》、《白鹭书院庐陵号房记》、《高城永恩堂记》、《清溪陈氏族谱序》、《节妇萧氏传》、《高祖母阳孺人墓志铭》。这些文字大多与庐陵一地的景致或人物相关。此可见辑录者只是就地方文献加以汇录，如编者自言只是从方志及“家谱故籍”中辑录了一些文字。不过，其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文字，而附录所引《理学事实》、《重修理学神冈山碑记》诸文字亦极不易见。例如，《惜阴会》诗序对于明代庐陵县的西原讲会的纪年、参与人员、主教都有清楚的描述：“隆庆丁卯（1567），能仁再举惜阴会。予偕凤冈子九日入山中迎周罗山、刘见川二先生主席，郡邑缙绅仕而归者暨国学、两庠之彦先后来会，安成两峰先师、刘师泉先生时一枉教焉。久之，先辈凋谢，聚首者益落落。万历庚辰（1580）秋九月，议置会田合馔，兹会复振。”刘见川即刘教，刘教（1506-1574），亦庐陵人，据说“月一至西原，至必竟三日乃去”[27]。又如《重修永和古佛堂记》对罗洪先、邹守益、刘邦采、黄弘纲等人经常与周罗山等人聚首于庐陵永和乡之古佛堂讲学之事的记载，则亦吉安府讲学于青原、白鹭之外珍贵的一页。像《时雨楼记》这样的长文，较为集中地反映陈嘉谟对阳明学核心观念“心”的观点。 三 陈嘉谟的心学思想 陈嘉谟对心的看法延续了阳明学心统内外的观念。万历七年（1579），陈嘉谟撰《时雨楼记》，对“时雨”一词进行闸发。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按照朱熹对此的解释，这是“因人品高下或相去远近先后之不同”而分成的五种教育方式，而“时雨化之者”的例证就是像“孔子之于颜、曾”[28]。换言之，孔子对颜子、曾子的教育，就像及时之雨。陈嘉谟进一步演申说： 窃以谓孔子之善教，颜氏、曾氏之善学，不独谓其学之之勤、教之之时也。时雨者，天地之仁也。求仁者，孔门之教与学也。克复，仁也。一贯，亦仁也。何则？一也者，心之体也。心之所以为心者，仁也。大德曰生，仁莫仁于天地也，故曰复见其天地之心。不曰见人之心，而曰见天地之心，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兹天地之心也，人皆有之，不独圣人有之。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人者，心也。人弗勉于仁，于是块然视其心，若与天地不相谋，而独以合德归之圣人，不思夫圣人之所谓合德者第不失其天地之心而已，而非有加也。圣人之所谓见天地之心者，第不失其人之心而已，而非有取诸其外也。……心非形骸之内也，天地百物非心之外也。夫是之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兹孔子所谓仁者如是而学之之勤、教之之时，兹孟氏所谓时雨化之者也。……守无言之教者，或专寂以自全其天，不知四时百物皆天也。平天下者，或矜智力以求胜，不知云行雨施而后天下平也。教者以是淑人，学者以是淑于人，虽学之之勤、教之之时也，吾见其益远于人也矣，比于孟氏之所称引者如何哉！ 虽然貌似在谈教育的问题，但归结到底却是人心的哲学问题。在这段话里，陈嘉谟谈到人之心就是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人皆有之，并不是圣人才独有的。圣人所谓的可以见天地之心，不过是“不失其人之心”而已。天地之心、人之心，都是一个“仁”。学问的终极便是求仁。正如他在为王时槐《广仁类编序》中所说，“学有一言而可尽者，有终日言而不足者，一言而可尽者，仁也”[29]，所以说“求仁者孔门之教与学”。其“心非形骸之内也，天地百物非心之外也”一语，更见自陆九渊心学以来心学所具备的吾心便是万物、万物便是吾心的特质，也能反映出他的老师刘文敏强调的“心事合一”。刘文敏论“心事合一”，却不赞成“事上用功”和“事上讲求道理”，而强调“涵养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似乎在心物关系上仍是更强调心。当然，陈嘉谟在心物关系上的观点也相近，曾转述老师刘文敏的话说：“学者当思勉为圣贤。圣贤首格物。不偏物而格之，求之于吾心也。”[30] 虽然说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但毕竟为人不可能尽与天地合其德，那么终归还是要有工夫的。陈嘉谟在《时雨楼记》中也谈到“专寂以自全其天”者的不可取。既然那种动必中矩的自然状态不是轻易能够达成的，走向这种理想状态要靠什么？对此，陈嘉谟的回答应该是“悟性修命”。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多少还受到了刘邦采的影响。陈嘉谟在《答友人书》中其实将学问的本质归结为性命之学。他说：“人之生而来，不曾带有性命来，其死而往也，不曾带得性命去，以性命本无去也也。……悟性修命之学，还复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万物为一贯者也。”[31]在《乾惕斋警语》中，他这样理解悟与修的关系：“苦修后悟，方是真悟；了悟后修，方是真修。……悟修并举，譬则学与思，缺一不可。”那么，何以修呢？陈嘉谟提到了“销镕习气”四字。他大概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与王时槐的通信中谈到的。王时槐同年的《答陈蒙山》书信中说：“承谕心量欲广而不妨时刻销镕习气，良是。”[32]“时刻销镕习气”这样的陈嘉谟的原话，表达了他对于人至于成圣的路上的警惕。如何销镕习气，就是要能改过。陈嘉谟说：“一或不见己过，一或执见解为实际，精神便外照”，就会劳碌终生而一无所得。[33]《理学事实》也称他“深心修证，日有孜孜，克己省躬，常若不及”[34]。 与“销镕习气”相近的表述是“变化气质”。他曾说：“学莫大于变化气质，而变化必本于干道。圣贤变化其气质之偏长，学者变化其气质之偏短，一本之干道也。”[35]在谈论变化气质的理学修为时，他不忘将其与自己熟悉的《易》学相联系。若干年后，他在写给王时槐的信中对自己的修养做了这样的概括：“似有凭借，却难描写，似有欛柄，却难捞摸，且探索无从，践履似不相干。”[36]这种警惕既是对自己的，也是针对世人的。他曾经训戒学者说：“今之讲学者，聚徒数百，说敬说静说诚说一，而不实砥之行事，要知说食终不饱人。”[37]《明儒学案》说陈嘉谟“慨然士习之卑陋，时举江右名节藩篱之语以振作之”[38]。总之，在陈嘉谟的心学思想中，心统内外、悟性修命、销镕习气最重要的表达。 （原文载于《明史研究论丛》第十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作者单位：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1]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14《敕赠文林郞湖广道监察御史苍崖龙公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二十卷本，第21页。 [2] 张廷玉：《明史》卷28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84页。 [3]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4] 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5，明万历三十八年萧近高刻本，第31页。 [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江右王门学案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页。 [6] 程海霞：《王塘南先生为学年谱》，《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7] 《明世宗实录》卷406，“嘉靖三十三年正月甲子”条，第7098页。 [8] 《明世宗实录》卷497，“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壬辰”条，第8231页。 [9] 《明世宗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甲子”条，第8299页。 [10] 《明世宗实录》卷514，“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卯”条，第8434-8435页。 [11]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敕》，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2]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77“念初堂稿四卷续集二卷”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95页。 [13] 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1《寿宗师两峰刘先生七十序》，《王时槐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4]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 [1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蒙山陈嘉谟先生》，第573页。 [16] 程海霞：《王塘南先生为学年谱》，《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17] 程海霞：《王塘南先生为学年谱》，《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18] 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10《鲁友廷玉述赠》。 [19] 《明史·陈嘉谟传》。 [20] 民国《吉安县志》卷47《艺文志》，第907、913、923、924、940页。 [21] 《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2] 钱一本：《像抄序》，《“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经部》，第64页。 [23]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理学事实》。 [24]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卷首周冰鉴序。 [25]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95页。 [26] 周鉴冰：《念初堂遗稿序》，《念初堂遗稿》，第1页。 [27] 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5《广西梧州府知府见川刘先生墓志铭序》，《王时槐集》，第131页。 [28] 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1页。 [29] 陈嘉谟：《刻广仁类编序》，《王时槐集》，第697页。 [30]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 [3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参政陈蒙山先生嘉谟》，第573页。 [32] 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1《答陈蒙山》（丙申1596），《王时槐集》，第185页。 [3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蒙山陈嘉谟先生》，第574页。 [34]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 [35]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 [36] 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2《答陈蒙山年丈》（壬寅1602），《王时槐集》，第205页。 [37] 陈嘉谟：《念初堂遗稿》附录。 [3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蒙山陈嘉谟先生》，第57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