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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裕 《崇祯长编》是研究崇祯朝史事的基本史料，但今传史语所印行之《崇祯长编》惟存天啓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之记事，清末痛史本之《崇祯长编》亦仅存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记事，崇祯六年正月至十六年九月之记事均付阙如，治史者颇以为憾。近年于读书之际，见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等书内录有若干《长编》佚文，现介绍出来，以飨诸君。同时，对与佚文有关的问题稍加釐述，或可有助于了解相关情况。 《崇祯长编》的佚文情况 编撰《崇祯长编》，是康熙明史馆为方便《明史》修撰进行的先期工作，该书成书后一直为修史者使用，未曾刊刻行世，外间流传不广。乾隆时长编复列入禁毁之书，抄本之流传亦受影响，得见者更罕。故清代目录中著录该书者不多，而引用摘录该书的著作，目前笔者所见仅有《行水金鉴》、《钦定续文献通考》、四库本《明史》所附之《明史考证》等，其中，《行水金鉴》引录《崇祯长编》的内容最多。 1．《行水金鉴》之引文 成书于雍正三年的《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作者署名傅泽洪，泽洪字育甫（一字稚君），镶红旗汉军人，累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司副使[i]，《行水金鉴》即刊刻于淮扬官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行水金鉴》：“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前代以至国朝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彚辑以成一编者，则莫若是书之最详。”[ii]则书为有关于长江、黄河、淮河、汶水、漕河等各大水道的水利全书。 实际上，《行水金鉴》是一部历代水利资料的汇辑，“其例皆摘录诸书原文，而以时代类次，俾各条互相证明，首尾贯串。其有原文所未备者，亦间以已意考核，附注其下。”[iii]正因其体例如此，《行水金鉴》录有丰富的明代资料，涉及到的明代史籍包括“《实录》、《会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志、府州县志、《南河全考》、《北河续记》、《通漕类编》等书，旁及传记碑版、稗官小说”[iv]，这也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更多的《长编》内容。 《行水金鉴》以时间先后排列同类资料，并注明时间及所引资料的出处，《崇祯长编》被引用时，不仅标注书名，还标明年月日，这为确定每条资料的情况提供了方便。经过翻检，从《行水金鉴》内共辑得《崇祯长编》124条记事，约二万三千多字。在辑得的记事内，现存《长编》内缺失的崇祯六年正月至崇祯十六年十月间的记事，有82条，字数约一万五千多。其他天啓七年九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记事38条，崇祯十六年十一月至崇祯十七年一月记事4条（具体见下表）。
这些条记事分别见于《行水金鉴》之卷四四、四五《河水》，卷六四《淮水》，卷七九《江水》，卷一三一、一三二《运河水》。其中，卷四四、卷四五《河水》，共为56条，卷64《淮水》为5条，卷七九《江水》为3条，卷一三一、卷一三二《运河水》，共为61条。 从上表内所罗列的日期看，《行水金鉴》对崇祯六年至十六年的《长编》记事均有摘录，多者如崇祯十五年有20条，少者为崇祯八年的1条。这些引文显然只是《崇祯长编》所遗失内容的一小部分，且集中为水利方面的内容，无法反映《长编》更多的面貌，但这已是非常难得的了。 《行水金鉴》所引崇祯六年之后的《长编》，仍以臣工奏疏为主，或为全文，或为节录提要，其他为上谕旨意、官员任免及动向、一些事件的纪录，其情形与今存《长编》相似。关于具体内容，下文拟再详述，此不赘言。 2．《钦定续文献通考》、四库本《明史》所附《考证》摘引的《崇祯长编》 除《行水金鉴》外，目前在《钦定续文献通考》内亦见到数条与《崇祯长编》内容有关的纪录。清乾隆所修《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系乾隆十二年敕撰，所谓“特命博征旧籍，综述斯编。黜上海之野文，补鄱阳之巨帙，采宋辽金元明五朝事迹、议论，彚为是书。”[v]全书上接马端临《文献通考》，下至明代，门类仿依马氏《文献通考》而稍加变通。其体例大抵是将与所述之事有关的正史、文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标有书名，同时收录或增加相关的議論、史評、語録等。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录有崇祯八年四月南京钦天监监正戈近亨的奏疏，并标明出自《崇祯长编》，则该疏应即属于《长编》之佚文。《钦定续文献通考》之文为： 《崇祯长编》：八年四月，南京钦天监正戈近亨疏言：“二月二十五日巳时，太阳生交晕二，上下抱气二，东北背气一，白虹二直贯日体，日傍如连环者二，一环于左，一环于右，至未方散。谨按，占书曰：交晕如连环贯日者，兵起相争；又曰：晕而抱背为败亡；又曰：白虹贯日，诸臣不忠，近臣为乱。丙午日，奎宿分野应属鲁齐、大梁之间；巳时，属楚分，木星守井宿，主秦分兵灾。”[vi] 这条记事缺少日期，所摘录的内容可能也不完整，但既为《长编》之佚文，其于增加对《长编》的了解自有其价值，对于了解当时钦天监的工作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帮助。这条资料，《国榷》卷九四崇祯八年记事、今本《崇祯实录》卷八皆阙；而资料内所涉及内容，在万斯同《明史》卷三四《天文》三、张廷玉《明史》卷二七《天文》三则有记，皆作“八年二月丙午，白虹贯日”[vii]，比较之下，则佚文所记内容更丰富。 此外，《钦定续文献通考》内另有两条言及《崇祯长编》的内容，一为卷一一《钱币考》关于天啓五年五月解学龙请搜括库贮废铜铸钱的按语，一为卷一三《户科考》关于《明史·食货志》的按语。二条按语为： 臣等谨按：学龙原奏以无用为有用，未为不可。然搜括之说起，而永贞辈拾其唾余，一时之骚扰可知矣。至崇祯更化，户部员外王守履言崔呈秀罪状可杀者四，一借铸钱之说，敢于毁太常之彛鼎，是毁皇上之宗器云云〔见《崇祯长编》天启七年十一月〕。夫彛鼎几何，即悉以供鼓铸，无禆于太仓之一粟，而弃宗祀、蔑典常，小人之无忌惮，信亡国之乱政也。（《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 臣等谨按：《春明梦余录》曰，天启、崇祯之季，荒燹相继，市井萧然，版籍不可问矣。今考《会典》所载自万历六年而止，后惟天启元年一见于《实录》，余岁皆不书。至《崇祯长编》洎《崇祯疏钞》等书，无一言及于戸籍者，无由考索，谨从阙文之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三《户口考·户口丁中》） 前者所记王守履之上言，见《崇祯长编》卷三“天啓七年十一月壬申”条，后者虽未涉及具体记事条目，但对了解《长编》佚文内有无户籍方面的纪录是有很大帮助的，而这是今日我们不能于《长编》内得知的事情。 乾隆间将《明史》收入《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明史》进行了考校，其成果即抄入《明史》相关各卷之后，名之曰《明史某卷考证》。在考校崇祯朝史事时，馆臣即利用了《崇祯长编》，但皆是据以言事，不录全文。虽则如此，亦可藉之窥识《长编》若干内容。现将四库本《明史》各卷考证中涉及之长编内容列为下表。
四库馆臣所考诸史事，皆在崇祯六年之后。如李卑署临洮总兵事，在崇祯六年七月；嗣昌荐人自代事，在崇祯十一年；而张至发崇祯十年为首辅，十五年病殁；此外，贺逢圣作为阁臣之经历亦在十一年至十五年之间；张罗俊之弟罗彦落职事，今本《崇祯长编》亦阙。故《考证》中言及之《长编》内容，皆今日所不得见。 需做说明的是，《考证》内所及之《长编》，与清王颂蔚《明史考证攈逸》略有不合。《明史考证攈逸》是根据馆臣进呈本所粘黄签抄录而成[viii]，但查该书卷二六至卷二八，仅见《贺逢圣传》、《李卑传》之考证，四库《考证》内之其他杨嗣昌、张至发、张罗俊诸人则未见。 据王氏《攈逸·叙》，黄签因年久字迹多有不清，复经其整理删汰，则彼此有异自在情理之内。但《攈逸》卷二六所录列传一四六《黄绍杰附李世祺传》之考证，则为四库《考证》所无，《攈逸》所录传文为：“遂贬官”，考证为：“按：世祺贬福建按察司检校，且追罪文选郎吴鸣虞考选非人，亦贬三轶。见《崇祯长编》。”[ix]李世祺论周延儒在崇祯七年正月，如《攈逸》不误，则其所录该条，亦为《长编》所佚内容。另，四库《考证》既未录该条，可知今所见之《考证》非馆臣所考之全部，而《明史考证攈逸》可与之互补，此为题外话。 无论《钦定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是四库馆臣，都有机会利用《崇祯长编》，可惜他们没能留下更丰富的《长编》内容，倒是《行水金鉴》所记更多。 《行水金鉴》所录《崇祯长编》的内容 总体来说，《行水金鉴》摘录的《崇祯长编》，皆与水利、漕运有关，其于了解明末水利、漕运之价值明显，但欲藉此于明末其他方面广瞻博览，则未必得力。但崇祯时很多史事与水道、漕运有关，故这些摘录有所助益者，又不止于水利与漕运之认识。 即如前文所言，《行水金鉴》共摘录《崇祯长编》124条，属于佚文者82条，其他42条为崇祯五年十二月之前与崇祯十六年十月之后者。核对今存《长编》与这42条引文，除1条外，41条引文在时间、内容上皆相合（一些文字有出入）。以此推之，82条佚文的内容，在准确性上似可不必存疑。 1．奏疏 《行水金鉴》内崇祯六年以后的《崇祯长编》，仍以臣工奏疏为主。其全文收录者如崇祯六年五月己未吏科给事中吴麟徵的河决之患疏，1200多字；崇祯十六年二月庚午御史黄澍的开封黄河决口情形疏，近1300字。而更多的是对奏章的摘要或内容提要，其情形与《实录》及今存《长编》相同。而这些奏疏之后，多录有皇帝的对所奏之事的处理意见，可知这些是属于发抄的奏疏。这种情形与人们已知的《长编》以邸报为基础编辑的情况相符。 崇祯海运和崇祯十五年开封黄河决口，是当时和後世均较注意之事，《行水金鉴》引录的奏疏中，有许多涉及此二事。 关于海运，有崇祯十二年九月戊寅户部李待问疏，十三年闰正月辛亥登莱巡抚徐人龙疏，十四年四月戊辰登州府生员田士龙疏，十四年七月戊戌户科给事中张元始疏，十四年七月庚子户部主事邢国玺疏，十五年正月丁亥淮海总兵黄允恩疏，十五年四月癸卯天津巡抚冯元颺疏，十五年六月辛亥、闰十一月辛酉户部郎中沈廷扬疏。 这些奏疏的作者如沈廷扬、黄允恩等都是海运的关键人物，其他人也都与之有关，因此，他们的章奏对于了解崇祯海运是很有意义的。《明史·河渠志》关于崇祯海运，叙述简略，据此则可知其详。又，诸史皆言海运兴于崇祯十二年沈廷扬之议，《钦定续文献通考》记为十二年十月[x]，但据十二年九月戊寅李待问疏，海运之议其时已兴，疏言：“海运一议，所以济河漕之不及，漕臣朱大典筹度加详焉然……今漕臣先募大海船数只，自维扬至津门各携工役，详录岛屿，徃来审视以图经始。盖途有所必经，而后不失于迂；事有所必习，而后能审其便。此乘风破浪之要务，实长虑却顾之极思也。”[xi]海运之议非起于十月甚明，则该疏可订正史籍之未确。 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黄河决口灌城，与此有关的奏疏亦有多篇。包括：十五年十月壬子工科给事中李士焜疏，十月己未总督河道张国维疏，十月庚申礼科都给事中沈允培疏，十月丙寅浙江道御史周燦疏，十一月山东巡抚王永吉疏，十一月丁丑总督侯恂疏，十二月戊子巡曹御史沈向疏，十六年二月庚午御史黄澍疏。 这些章奏对黄河决口的原因经过，难民情况，决口后黄河对下游的影响等均有涉及。如河决后，关于难民的救助，侯恂奏：“标下副总兵丘磊懐、标署总兵白邦政，率兵驾船济渡，难民十余万尽归北岸，请赐赈恤。”关于黄河决口对下游的影响，则山东巡抚王永吉疏内言之颇详。 后世对黄河决口的原因较为关注，据奏疏，此事在当时即有各种说法。十月李士焜疏内言：“臣闻贼欲决河非一日矣，然不即引水灌城者，其志在金帛子女，坐困城亡，恣其所取耳。遥闻秦兵出关，恐尽力迎敌，则围汴必疎，是以藉河北之卷噬，当锋敌〔镝〕之屠戮。”，张国维的疏内说：“鎭臣刘泽清面语臣，流寇乗九月水涨，令黑蛇刘都古决河灌汴。汴城被冲，周藩播迁，贼垒亦溃。”认为这是农民军的作为。十二月戊子巡漕沈向疏言：“汴梁城后，有老堤以障之，再后有黄金堤以障之，宋帝建都仗此黄河，保护东西二京。乃一时不察，遽从朱家寨决开小堤，欲灌贼，而贼复大决，以灌城。”则起因是官军决堤在前，农民军随后。当时另有说法为，黄河涨溢，开封官员疏导不利致使河决，《国榷》记言：“盖黄河秋时尝涨，开封推官黄澍凿渠道之，忽横溢，沦溺数十万，人无不切齿者”[xii]作为重要当事人的黄澍在十六年二月有一自辩疏，该疏是诸疏内最长的一篇，内言决河之事与之无关，而“按臣严云京曽疏请决河，刘源清亦自认决河”，[xiii]则决河之责在官军，而非农民军。 黄澍当时为开封府推官，疏内保留许多重要信息，如河决前的情况，“黄河之不遑修筑者，五年矣。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河从黄金坝朱家寨等处决进七八里，冲入土堤，周王发银钱数千，连夜招人堵塞，抚臣髙名衡以下，皆半夜出城修筑。当时贼未围汴，约以次年春间大兴版筑。至十二月，而贼又攻汴矣，狠攻二十昼夜。而贼去竭两月之力，仅修完城垣。而贼又来，自四月二十八日贼困城下，消息不通，七月间贼謡言决河，以惑我众，然自七月至九月初旬，城下俱无水，九月十四日水到城下，十六日四门齐坏，洪流万丈。”再如城内之人数，“汴梁百姓，周王宫眷而外，臣七月初旬以点保甲为名，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至九月初旬，再一查点，秪存奄奄待毙者三万余人耳。城中白骨山齐，断髪地满，神号鬼哭，天日为昏，盖死于饿者十之九。”此外，疏内对开封城防情况、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都有涉及。 开封河决之事，史籍纪录甚夥，但欲了解此事，这些奏疏的价值，显然是不可小觑的。 2．其他 奏疏之外，《行水金鉴》所引崇祯六年以后的《崇祯长编》，皇帝的旨意和官员的任免奖惩，占了很大比例。下面用两个表对这些内容加以介绍。 一，上谕表
表内未列皇帝对臣工奏疏的批复，该类皇帝旨意甚多。本表胪列之旨意，从陈述看，应皆为主动发出者，显示出其对漕粮不至的急迫心情。明末漕运不畅，已经严重影响政府的运作和经济生活，成为国务中的大事。崇祯十二年海运之议兴，十三年试行，即是因此。从本表所列看，皇帝亦于此时更主动地关注漕运，其忧虑亦贯穿始终。 二，官员升迁奖惩表
官员升降的纪录，对于了解这些官员的履历，无疑是重要的，而升降的原因，则又透露着皇帝的态度与朝廷人际关系的复杂。因此这些资料也自有其价值。 此外，还有些《长编》引文值得注意，如，《行水金鉴》卷七九《江水》载：“（崇祯七年）二月已巳，锦衣卫邹之有请移公安县治于城南四十里祝家冈，以避水患。帝令抚按看议以闻。”依理此事应由地方官员申请，而此处则锦衣卫预之，后面的原因尚难确知。而卷四五《河水》崇祯十二年的几条纪录则反映了当时财政紧张的状况，“三月已卯，河道总督周鼎疏言恭进捐助，帝命照数察收”，“七月丁已，大学士薛国观等捐助河工，〔有〕旨照数验收”，“八月庚寅，帝以河江急需，命将王体乾没籍银两，尽数发与管工侍郎，乘时挑浚”。 3．引文中的问题 《行水金鉴》所引《崇祯长编》，其内容的准确性虽无问题，但崇祯六年以后的文字，难以确保其皆无错误，但因缺少可供直接比较的资料，无法对这些文字的正讹进行说明。如广求旁证，则工程浩大，非一时可竣。故现就见及之处言之。 《行水金鉴》卷四五《河水》载：“（十六年）三月丙子，命暂停河工。癸未，总理河道周堪赓报河决马家口。”所记两条记事，其时间有误。崇祯十六年三月朔日为甲午，是月不得有丙子日和癸未日。则所记或月份有误，或日期有误。如月份无误，其下两个日期的干支同时出现错误，其可能性较小，故疑月份误。该年二月朔日为乙丑，四月朔日为甲子，六月朔日为癸亥日，皆有丙子、癸未日。查《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内载“至四月，塞朱家寨决口，修堤四百余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尽漂没。堪赓请停东岸，而专事西岸，帝令急竣工。”[xiv]则河决马家口在四月，与二月无涉。然田文镜《河南通志》载：“至四月，塞朱家寨决口，修堤四百余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至六月，堪赓言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余丈，水深溜急，难以措手，请俟霜降后兴工。疏甫上，帝趣鸠工，未及奏绩而明亡。”[xv]此言堪赓报决口在六月，与《河渠志》系之于四月不同。另查《国榷》卷九九“崇祯十六年六月癸未”条记事，内载“总理河道周堪赓报河决马家口”。据此，该丙子、癸未应属六月，《行水金鉴》记为三月，误。 要之，《行水金鉴》所引《长编》，文字并不完全准确，但其内容对于研究水利、漕运意义很大，对于崇祯时其他史事的研究也有帮助，这是其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而更明显的是，这些引文弥补了《长编》的阙文，尽管不是全部，也是十分珍贵的了。这对于该文献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往人们对传世的两种《崇祯长编》，仅从体例等方面判断其为一书，而阙实证，《行水金鉴》的引文，则从内容上将两者联在了一处，崇祯五年之前的引文，在史语所影印之《长编》内皆可落实，崇祯十六年十月以后的引文，在痛史本内也都可落实。说明今所存两种《长编》固为一书，前贤之判断准确无误。 《崇祯长编》被《行水金鉴》引录的原因 与明史馆、四库馆的馆臣及敕撰书的作者们不同，《行水金鉴》为私家著述，何以在《崇祯长编》流传不广的背景下，得以大量引录该书内容？换言之，《行水金鉴》的作者是如何接触到这部书的。 《行水金鉴》署名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但在清代一直流传着该书作者为郑元庆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言：“全祖望《鲒埼亭藁》有郑元庆墓志，以为出元庆之手。疑其客游泽洪之幕，或预编摹，然别无显证，未之详也。”[xvi]这种说法至宣统时犹然，胡思敬《国闻备乘》言：“《行水金鉴》本郑元庆撰。题曰傅泽洪。”[xvii] 关于《行水金鉴》的作者问题，学者高洪钧在《行水金鉴作者考辨》一文中，给予了解决。他通过比对郑元庆所著《今水学略例》与《行水今鉴略例》，以及对《行水金鉴》中引录的著作以及按语、论述的分析，确定该书“当是以郑元庆的《今水学》为基础，按照《今水学略例》要求，汇辑古今有关河事资料，加上他自己的考订、论述和补充等编纂而成的”，傅泽洪作为上司，攘取了郑元庆的成果[xviii]。这一考证是可信的，与清人的纪录形成呼应。 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清史列传》言其“通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李绂、张伯行雅重其学，欲荐於朝未得也。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元庆为之笺释，甚博赡。又著《湖录》百二十卷，七易藁而后成，自谓平生精力殚於是书。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自号‘郑谷口’。晚更治经，其著书处名‘鱼计亭’。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xix]。他的《石柱记笺释》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学识显非寻常可比。 《行水金鉴》既出郑元庆之手，那么，他是如何接触到《崇祯长编》的？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是从朱彝尊处获读《崇祯长编》的。 郑元庆与毛奇龄、朱彝尊等《明史》修撰者皆有往来。毛奇龄称其为“博雅士也，胸有书卷”[xx]，而朱彝尊则称郑元庆为“余友”，如朱彝尊在《颜鲁公石柱记释序》中说：“余友郑元庆芷畦，既辑《府志》成书，又别释《石柱记》一卷以行考证。”[xxi]郑元庆的《湖录》“其发凡起例，壹禀西河、竹垞、稼堂三太史之论定”，[xxii] 这种往来，使郑元庆有机会读到更多的珍贵资料。然而，情况又不止于此，郑元庆曾长期在朱彝尊的曝书亭观书。“於是挟砚浮游于七州县，以所见所闻，合之于《志》与所自记载，又再三较勘，走秀水就正竹垞先生。先生见之甚喜，乃尽出曝书亭藏书，供大人博览，沉酣数月，然後归”，“壬午归，复请正竹垞先生。会先生选《明诗综》于金阊慧庆僧舍，得纵观有明历朝《实录》及万历以前直省府州县志，不啻数十万卷”。[xxiii]很显然，朱彝尊的藏书，郑元庆是充分浏览了的。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朱彝尊的藏书内是否有《崇祯长编》。《崇祯长编》算得上是明史馆的专用书，抄本很少，如果朱彝尊并无《崇祯长编》，我们的探究则有阙环。但据清李文藻《南涧文集》，曹寅藏书中的《崇祯长编》即抄录于曝书亭，“楝亭掌织造、盐政十馀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钞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钞本”[xxiv]，今传《栋亭书目》内著录《崇祯长编》六十六册[xxv]。则朱彝尊藏有《崇祯长编》无疑。 据此，郑元庆很可能是在朱彝尊处获读或抄录《崇祯长编》的，并在後来将相关内容录入《行水金鉴》。 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毕竟郑元庆获读罕见书籍仍有其他的机会，“是冬（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再走长安，佐南书房大老纂《佩文韵府》，幸得窥中秘书”[xxvi]。但不论怎样，因为郑元庆，我们读到《崇祯长编》更多内容，這是要感謝他的。 作者单位：张兆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i] 《清史稿》卷四八四《列传》第二七一《文苑》一，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九。 [ii]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九。 [iii]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九。 [iv] 《行水金鉴·略例》，四库全书本。 [v]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一《钦定续文献通考》。 [vi]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象纬考·天变》。四库全书本。 [vii] 万斯同：《明史》卷三四《天文》三《日煇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张廷玉：《明史》卷二七《天文》三《晕適》，中华书局1975。 [viii] 王颂蔚：《明史考证攈逸·叙》言：“今殿本辽金元三史倶译文改译，卷末附考证，而明史独否。余恶其湮晦，故属张令史将进呈本黄签一一慱录，退直之暇，复取稿本正本参观互证，汰其文义複沓及空衍无关宏旨者，簿领少暇，作辍靡常，凡两阅寒暑，始克排比成书，分卷四十有二，题曰明史考证攈逸。”（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ix] 王颂蔚：《明史考证攈逸》卷二六《列传一百四十六·黄绍杰附传》。 [x]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四库全书本。 [xi] 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三一《运河水》，四库全书本。按，《行水金鉴》另有雍正淮扬官署本，乾隆傅氏刻本，民国万有文库本。本文所用为四库本，并以万有文库本参核。 [xii] 谈迁：《国榷》卷九八“思宗崇祯十五年九月辛卯”。中华书局本。 [xiii] 关于开封黄河决口的奏疏，均见《行水金鉴》卷四五《河水》。 [xiv] 《明史》卷八四《河渠》二《黄河》下。 [xv] 《河南通志》卷一四《河防》三，四库全书本。 [xvi]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九《行水金鉴》。 [xvii]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托名著书》，中国历代笔记大全本。 [xviii] 高洪钧：《行水金鉴作者考辨》，《文献》，2004年第1期。 [xix] 《清史稿》卷四八四《列传》第二七一《文苑》一。 [xx] 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二《湖州府志序》，四库全书本。按，据《序》该志“自序纪、列传以至表、考，分其门部，兼别其义类，先合仕寓、土处诸人物，而彚以成编。夫然后遍及象纬、山川、郡县、田赋、户口、徭役，以至食货之烦，谷畜之细，图记十二、表八、考八、列传十五、艺文十二，共一百二十巻。”则该志应即郑元庆之《湖录》。 [xxi]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五《颜鲁公石柱记释序》，四库全书本。 [xxii] 郑元庆：《湖录中序》，同治《湖州府志》卷九二《府志缘起》。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影印同治刊本。 [xxiii] 郑惟鞠：《湖录初序·附记》，同治《湖州府志》卷九二《府志缘起》。 [xxiv] 李文藻：《南涧文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xxv] 曹寅：《栋亭书目》卷二，辽海丛书本。 [xxvi] 郑惟鞠：《湖录初序·附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