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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裕 万历初年张居正对书院的整顿，是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对明代文化史和学术史、对张居正个人及其改革的评价都有影响。因此，相关研究也很多，基本认为这是张居正针对心学、钳制思想的举动，意在扫除不良思想传播的“平台”。但具体到这次整顿的细节，人们实际了解的并不多，这主要是相关资料比较缺乏，使进一步的探讨受到限制。最近读到的明代王国光的《司铨奏草》，较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书中关于书院整顿的资料，展示了这一事件更多的内容，纠正了过去一些不准确和不全面的认识。使人们感受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司铨奏草》及相关书院整顿的史料 《司铨奏草》是山西阳城人王国光的题奏稿汇编，[i]收集他在万历五年十月至万历十年十月担任吏部尚书时写作的文献，计有232篇。这部史料编辑于王国光任职期间，刊刻于万历十年十月落职前后，当时张居正还未遭到清算，故书中保留有对“元輔”张居正歌颂的内容。 王国光在清修《明史》中有传，[ii]特别是明人张慎言为王国光所撰墓表也流传于世，[iii]对王国光的生平履历有细致的介绍。今人张伯伦的《王国光评传》是目前关于王国光的唯一传记，内容丰富。而任健的《明王国光<司铨奏草>研究》中也有对王国光生平的细致研究。这些著述都有助于了解王国光其人，故本文就不赘述了。 对于《司铨奏草》这部书，时任吏部右侍郎的王篆在序中说，王国光“谨身率物，毕志殉公，下至管库卑琐之官，无不手自注拟，吏不得因缘为奸”，即这些题覆均出自王国光的手笔，又说“其议论务在振举纲维，揭揭然示我周行，令天下人人知上所耆欲，然后天下治可得而虑也”，“此皆公素所蓄积，愿以效之主上者也”。对王国光的政见、素养进行称颂。[iv]但要注意的是，吏部此时执行的政策，其思路是与当时改革的整体氛围一致的，甚至其中官员的黜陟未免反映张居正个人的好恶，则这部书的文字内容虽出自王国光的笔下，但作为题覆，反映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意愿。 王国光的职责是“持衡以佐上进退贤不肖”，他任职后“诸惰窳病官、骚屑病法者，咸摈而不得受事”。王家屏评价说，“是公始为国立法，而今为法择人。夫得人而公之，法乃益饬，国家太平之业乃益宏也”。[v] 因此作为吏部尚书的题奏集，多是与黜陟相关的内容。 但在这部书里，保存了一批有关书院整顿的题覆，这批材料对深入认识这次整顿很有价值。 万历大规模整顿书院是从万历七年正月开始的，王国光《司铨奏草》中保存的这组对各地整顿情况奏疏的题覆，共计21篇，涉及地区包括江西、山东等21个地区。 表1：王国光所题查改书院各疏的情况[vi]
此外，还有一篇《覆直隶巡按胡时化查勘知府施观民私建书院疏》，[vii]此疏题覆奉旨时间是万历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这个圣旨中，明确提出了整顿书院的要求。 《司铨奏草》中的这些资料记录了各地区受到整改的书院数目，整顿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书院资产的处理情况。如《覆山东巡按钱岱查改书院疏》： 题为参论不职文武官员大肆枭贪，恳乞圣明亟赐罢斥，以重官守事。看得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钱岱题称，该省书院一十八处，要将至道书院改为提学校士文场、武定等十书院改为衙门公廨、愿学等三书院拆毁，地基收入里甲征粮、凝道等四书院改为先贤祠学各一节。 以上是山东巡按御史报告的辖区内的书院与拟处理情况，吏部据此题覆道： 为照前项书院既经巡按御史勘明，分别具题前来，除子思书院原系衍圣公自祭，合改为子思祠；高苑縣书院年久倒塌，止存正房一座，改本乡先贤鲁仲连祠，合照旧存留。内王士行自捐田四十亩，给还本主，照例办納粮差。 其省城至道书院合改为校士文场，武定、平原、长清、曹州、汶上、平阴、临清、濮州、武城、蓬莱各州县创立书院共十所，合俱改为公署。青州府凝道书院仍复改为名宦乡贤祠，莱州府东莱书院，查《一统志》：吕祖谦，先世寿州人，后徙居浙江金华府，已经立祠，不必渎祀，合改为公署。 其长清县又有愿学书院，邹平县有长白书院，费县有思圣书院，既各离城，难以改设，合俱拆毁，所遗地基俱召民承买，原价减去三分之一，各归本里本甲户内，一体办納粮差，仍将召买过价数归入里甲缘由，类造青册，一报本部查考，一报户部查归原额粮数。 万历七年九月十六日题奉圣旨：“是”。[viii] 吏部的题覆与巡按的建议大多一致，即按照书院的情况分别改为先贤祠、衙门公署，也有直接拆毁的，私人财产则给还本主，但也有一些修正的看法。在吏部的意见中，所有书院的地产房产的处理都单独明确，这是这次书院整顿中十分重要的一项。过去人们对这方面关注不够，实际上这是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这些情况，《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不多且内容简略，其他资料或不够具体或不够系统，而《司铨奏草》中的相关资料完整而丰富，加深了我们对万历初书院整顿的认识，可以补《实录》等史书的不足，还可以印证史料中的记载，很有价值。 《司铨奏草》中所见的书院整顿 （一） 关于起因 万历七年正月开始的书院整顿，其直接起因是施观民案，《实录》的记载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着革职闲住。其所创书院及各省私建者，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扰害地方。”[ix]但具体情况没有讲，其他资料也语焉不详。《司铨奏草》中的《覆直隶巡按胡世化查勘知府施观民私建书院疏》，[x]较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起因。 根据该疏，已升任广东按察副使的施观民在其前担任常州知府时，创建一所书院，这所书院共用“四千余金”，一半用的是赃罚银两，其余来自捐助，包括：巡抚助银三百两，巡江御史五十两，兵备道一千七百两。事情的关键是赃罚银两的来源，这也是施观民获咎的原因，“施观民因公违例，滥肆科罚”，“虽因公科罚，似非入己之赃。但文卷无存，乃掩染指之实；况物议沸腾，岂专轻傲所致”。也就是说施观民在取得和利用赃罚银的过程中，被认为有违规行为。这是直接罪名，但吏部的题覆随即点明深层次原因，是建立书院与聚会讲学带来的危害： 国家首崇文教，卫府州县各建有儒学，若有司肯加意振作，所属生儒群之学校，时加课试，则士心自奋，真才必多。乃不以此为务，往往糜费民财，私创书院。其心不过欲招致生徒植为桃李希目前作人之誉，为后日党己之图。及群君聚讲，非标榜附和而事空谈，则纵肆不矜而滋横议，甚至夤缘钻求，弊孔百出，以故士习因之而坏，风俗以之而偷。 抚按司道等官亲临其地，自宜严行禁革，即有冒犯，亦宜指实纠举，乃恬然不以为非，间或捐金，以助成其事……甚非事体。 至于各省会多建有书院，臣不知始自何时。但罗数百里或一二千里之人士聚于会城，长途劳费，人情多有未堪；玩愒岁时，志士恒不乐就。况提学官造就人材，或以身教，或以言教，非止一端，固不在于聚讲会文之末节也。且人士奸顽者因其在省，弊端尤众，难以枚举。 疏中因此提出建议，加强生儒管理和学校教育，不许私创书院，聚众倡谈。圣旨采纳了吏部的建议：“施观民原劾赃私狼藉，不止科敛民财、似创书院一节，明系勘官私庇容隐，独以一事究罪，故依拟着革了职冠带闲住。”处理施观民，只是一项内容，这个圣旨还有另外两个内容，即要求整顿书院，并对各地的提学官进行考察： 其所创书院并各省直有私建的，着照皇祖明旨都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再不许聚集游食，侵害地方。各巡按御史仍将查改过缘由，立限从实具奏。 其各提学官候科场事毕，你部里会同礼部照前旨从公考察。自今预行体访，如有违背敕谕、私自作弊的，着不候考察，即便奏来处治。 圣旨中提到的“皇祖明旨”与“前旨”，一是指嘉靖十六年四月改毁书院的圣旨，一是指万历三年五月敕令提学官整顿学校、不许再建书院的旨意。显然，这次不仅是整顿学校，而是与加强学校教育同时进行，后者人们过去认识不足。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圣旨的要求成为相关各方的工作内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毁书院”。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涉及到官员的处理，故吏部参与了施观民案，并在题覆中使用了“题为参论不职文武官员大肆枭贪，恳乞圣明亟赐罢斥，以重官守事”的用语。而这个用语，也出现在所有题覆书院整顿奏疏的疏首，即使这些奏疏内不涉及官员的任免。这表明，持续数年的书院整顿在当时一直是被认作施案的延续，这也解释了书院整顿为何与吏部有关，由吏部来提出处理意见的原因。 （二） 关于被整顿书院的数目 万历初被整顿的书院有多少，后世普遍引用的数字是《神宗实录》中提到的六十四处，但据《司铨奏草》，实际要远远多于此数。我们根据书中各地呈报的整顿数字，统计后得知共有377所书院。[xi] 表2：《司铨奏草》所记被整顿书院数目统计
此377所书院，主要是当时仍然有讲学活动的书院，也包括少数仅存有基址的废闲书院。鉴于当时张居正政治改革的背景，以及张居正在当时的权威，这个数字基本可视为万历初年明代书院的总体数字。 关于这次整顿的书院数目，《明神宗实录》说：“稽查应天等府书院先后共六十四处，或改公署，或给原主，或行毁废。其紫阳、崇正、金山、石门、天泉五书院，存留如故。”[xii]《实录》的这个说法，为《明通鉴》等一些史料所引用，成为很有影响的数字。但通过对比《司铨奏草》中资料，可知这并不是全部整顿数字。对于这个数据，谈迁认为是整个南畿地区的，他在《国榷》万历九年十月的记事中说“覈南畿书院六十有四，惟留紫阳、崇正、金山、石门、天泉五书院”，[xiii]就是说这个数字只是一部分，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但所保留五书院情况在《司铨奏草》中得不到印证，因此，该数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 关于整顿的内容与范围 按照圣旨的要求，书院要全部改为公廨，但实际要更复杂些。一部分明确予以保留，如湖广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xiv]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忠礼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还保留了额田300亩。[xv]这些书院名称、用途不做改变。另有一部分屋舍虽予以保留，但要改变名称，先贤祠就屬此类，如江西宋代创建的文宗书院改为四贤祠，河南的大梁书院改为十贤祠，浙江的万松书院改为先圣祠等。 而绝大部分书院则改为公署用房，不仅取消书院名称，用途也完全改变。如顺天府昌黎县书院改为义仓，卢龙县北平书院改为公馆，祁州横渠书院改为府馆，完县乐群书院改为养济院，蠡县振英书院并入太仆寺衙门；[xvi]甘肃地区的三所书院中，甘州、凉州二书院改为公署，巩昌书院改为都察院公廨。[xvii] 在这次书院整顿中，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全部拆毁的。 表3：万历初拆毁书院情况表
书院的财产包括田地、拆毁的房基、物料等，其处理一般是田地减去原价的三分之一召买，购买者按规定承担赋税，房基和物料则出卖，所得银两归入里甲银，作为公款支用。这个政策是在第一次处理江西书院查改情况时明确的。 万历七年九月十二日题奉圣旨：该省书院应存留、改建、改正等项俱依拟。其白鹿洞量留三百亩供祀外，其余都召民上价承买，各归里甲办纳粮差，仍将召买价数并归入里甲。缘由类造核册，报部稽查。各省直都照这例行。[xviii] 这成为续后各地的处理书院财产的原则，如山西的拟处理情况是： 河汾书院田地田地据议欲将堪种者变价，不堪者召佃，但恐召佃年久，易于埋没。合将堪种者减原价三分之一，不堪者减三分之二，尽数召买，或给本主。其猗氏、介休二县拆毁书院遗下基地，亦召民承买，各归本里本甲户内，办纳粮差。其先置买书院剩下银七百三十七兩五钱，并今召买田亩、地基银两，俱解布政司贮库应作何项支用，仍同田粮归入里甲。[xix] 各地的这部分收入多少不等，因为很多书院是没有田产的。银两入库后所起作用《奏草》中未涉及，浙江是将其用于织造上用袍服的工料银，“浙江抚按题浙江应织六分袍服，该用工料银八十八万八百余兩，而本省司库已竭，本年兩运不敷，议将见在减兵扣省、变易书院等项银四万余兩，并未解工部节银、粮银八万余兩应用”。[xx]所以应该说，书院整顿的经济收入对地方财政是有帮助的。 在这次整顿中，强调的是所谓的“私创书院”，即指那些未经过朝廷批准的书院，包括个人自建，和地方官用公款建立的书院，因此整顿中绝大部分书院才能改为了公廨，而个人自建的则还给个人，改作他用。要附带说的是，当时各地藩王所建书院不在整顿之列，而且朝廷还批准一些藩王新建书院。万历时期朝廷赐名的新建书院近二十所，其中有兩所就是在整顿书院期间建立的，包括山阴王朱俊栅的乐善书院，[xxi]高堂王朱厚煥的思训书院。[xxii] 私创书院的兴起，以至于数目庞大，主要得益于地方官尤其是提学官的积极推动和实施，这从整顿中个人私建远低于官建的情况就可看出。如山东济南的至道书院，“嘉靖間学臣鄒公善筑以教养多士，士多向学，江陵议毁書院，始改今署”[xxiii]，如林云同嘉靖时“升广东提学副使，立五经书院，简列郡士，讲业其中”[xxiv]。这类记载很多。建立书院并聚众会讲，固然有整体学术背景氛围的因素，但地方官员们的热衷，应该还有朝廷上层官员参与讲学的影响，也与追求政绩有关，这可以显示工作能力，也可以提高名望，因此成为嘉靖以后的一种风气。 （四）关于整顿的时间 这次整顿书院的开始时间是明确的，即万历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明神宗实录》記作“戊辰”，这是皇帝批复的日期。整顿开始后，各地的呈报时间应该并不一致，从《司铨奏草》看，题覆的奉旨时间始于万历七年九月，一直延续至八年七月。则行动积极者的清查自少用了半年，其他地方则用了一年多。 《奏草》的题覆中，奉旨最迟的是《覆广西巡按胡宥查改书院疏》，时在万历八年七月十一日。这份圣旨中说： 该省书院并未开建立缘由，田地亦无召买主名及归并明白，俱与前旨相背，着再查实具奏。前有旨着各抚按将召买价数，并归入里甲缘由，类造核册报部稽查，今俱迁延不报，其报到者亦俱草率了事，显是以前查革尽屬虚文，将来必且朦胧复置，益滋奸弊。着户部候册报到日，分作三起，会同该科再一一稽查，有虚文塞责的，查参来说。[xxv] 根据这份圣旨，在八年七月之后整顿并未结束，而是进入核查阶段，由户部和户科进行，《司铨奏草》也从这个时间点起不再有书院整顿的情况记录，则这个阶段吏部没有参与。 户部的相关工作情况，目前所见资料不多。万历八年八月的《实录》载：“户部复以各省直改毁书院多有未行册报及议处未尽者，议行各抚按查核以报。上是之。”这显然是对上个月圣旨的落实，即从八月开始进行核查阶段。实际上户部从整顿一开始就参与了，因为整顿涉及书院财产的处理，各地奏报情况一是报吏部，一是报户部，即“缘由类造青册，一报本部查考，一报户部查归原额粮数”。而核查阶段由于是户部主导，书院的田产地产等经济方面应是核查重点，意在防止书院卷土重来，也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参考《实录》最后记载书院整顿的材料，是在万历九年十月，即记录前引总结查改数字为六十四處的史料，则这次书院整顿的最后结束时间，应不早于万历九年。 《司铨奏草》与《实录》关于整顿书院记载的比较 《司铨奏草》所保留的书院史料，其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较详细记录了万历初期书院整顿的情况，不仅使人们了解更多的细节，也对这个时期明代书院的整体情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外，这些史料对其他史书的相关记载，所具有的印证、纠补作用就更明显了。 《明神宗实录》直接记载此次整顿的资料有四条，其中三条有问题，或错误或不全面。上文所引的万历八年八月的记载：“户部复以各省直改毁书院，多有未行册报，及议处未尽者，议行各抚按查核以报。上是之。”[xxvi]虽《奏草》未有涉及，但其与前月圣旨精神相同，故应无问题。而其他《实录》的相关记载，与《司铨奏草》比较则有问题。 从《司铨奏草》看，这次书院整顿是由巡按御史在各自的按行地区进行，而非以布政司为单位。如南畿地区就分别有苏松巡按、庐凤巡按、应天巡按的不同奏报。该情况《明神宗实录》的记载笼统且有误。《实录》说：“敕各巡按御史、提学官查访奏闻。”[xxvii]其中，所言的提学官也参与查访上奏的情况，则是《实录》误記，因为这次圣旨中的提学官是被查访对象，《司铨奏草》说：“各巡按御史仍将查改过缘由，立限从实奏闻。其各提学官候科场事毕，你部里（指吏部）会同礼部照前旨从公考察，自今预行体访。如有违背敕谕、徇私作弊的，着不候考察，即便奏来处治。”[xxviii]讲的是吏部与礼部对提学官进行考察，所以《实录》的记载对认识史实有误导，而《司铨奏草》所反映的情况更为细致而准确。 在万历八年七月的《实录》中也记载了吏部的题覆及圣旨：“吏部疏称：各处私创书院如宣成、梧山等处已改公馆，其田地粮税宜归并里甲，征贮府库。奉旨切责抚按迁延草率，仍令核实以报。”[xxix]按照这条记载，则吏部的题覆是针对各地书院整顿情况，但查《奏草》，该题覆仅是针对广西一地情况，吏部的题覆未作泛论，[xxx]而且，圣旨的核查指令是给户部的，而非所有抚按官。因此《实录》的说法不准确，也不全面。 至于《实录》万历九年十月所记户部核查的六十四处的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体而言，《实录》关于此次书院整顿的记录不够精确，而《司铨奏草》则更为可信。 结语 万历初年的书院整顿，在史书中多被称为“毁天下书院”。这在当时是一个运动，但这也是在人心、舆论上都缺乏坚定支持的运动，最终促使书院整顿的成果，在张居正去世后便遭到异议，“毁天下书院，伤道化，蔑名教，非所以维风淑世”，[xxxi]虽然朝廷强调已经拆毁、变卖的书院不必恢复，[xxxii]但书院仍逐渐兴起并得到发展，显示出时代潮流的力量。 然而，对于这次整顿，谈迁另有看法，他说： 华亭（指徐阶）好道学，书院棋置，士大夫希进者争奔走马下，至衣褐带索之徒，摇唇鼓舌而不休。江陵深惩其弊，堤流塞源，亦未为失也。然必概毁之以为快，适增其口，第今后私创者绳之，则游士无所借径矣。江陵亟亟焉不快不止，说者以蔡京、韩侂胄相目，然与？非与？[xxxiii] 谈迁的观点与《司铨奏草》中在施观民案的题覆是相通的，只是对张居正的具体做法有不同意见。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书院整顿之后一直存在，反映出明后期思想的多元化以及复杂性。 但不论怎样评价万历初年的书院整顿，《司铨奏草》都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识，推进和加深了对这次整顿的认识。最后要说的是，《司铨奏草》中的书院整顿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还未得到充分利用，有待继续发掘，以发挥其价值。 （作者单位：张兆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i] 目前关于《司铨奏草》的研究成果，可述者有任健的《明王国光<司铨奏草>研究》（山西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刘伯伦的《王国光评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 [ii] 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 [iii] 张慎言：《泊水斋文集》卷三《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疏庵王公墓表》，阳城历史名人文存，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册，第414—417页。按，该《墓表》亦收录在《山西通志》卷二〇〇《艺文》中，但四库全书本作“墓碑”，光绪本则仍作“墓表”。 [iv] 王篆：《司铨奏草序》，见王国光《司铨奏草》，阳城历史名人文存，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册，第3页。 [v] 王家屏：《司农奏草序》，见《山西通志》卷二一四《艺文》，四库全书本。 [vi] 资料来自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阳城历史名人文存，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册。 [vi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五《覆直隶巡按胡时化查勘知府施观民私建书院疏》，阳城历史名人文存，第1册，第180页。 [vii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山东巡按钱岱查改书院疏》，阳城历史名人文存，第1册，第209页。 [ix]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x]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五《覆直隶巡按胡时化查勘知府施观民私建书院疏》，第178—181页。下文该疏引文出处相同。 [xi] 任健的《明王国光<司铨奏草>研究》统计数字为372所（见该文第30页），刘伯伦先生的统计数字与任健相同（见《王国光评传》，第142页。按，该页印刷时误作272所）。 [xii]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七，万历九年十月戊申。 [xiii] 谈迁：《国榷》卷七一，神宗万历九年十月戊申，中华书局，1957年，第4397页。 [xiv]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湖广巡按郭思极查改书院疏》，第210页。 [xv]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江西巡按邵陛查改书院疏》，第207页。 [xv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顺天巡按李栻查改书院疏》，第212页。 [xvi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甘肃巡按赵楫查改书院疏》，第213页。 [xvii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江西巡按邵陛查改书院疏》，第208—209页。 [xix]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山西巡按黄应坤查改书院疏》，第215页。 [xx]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三，万历十年四月壬子。 [xxi] 《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庚戌。 [xxii]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五，万历九年八月壬辰。 [xxiii] 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一一《提学道题名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xiv] 《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乙未。 [xxv]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广西巡按胡宥查改书院疏》，第227页。 [xxvi] 《明神宗实录》卷一〇三，万历八年八月庚戌。 [xxvii]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xxviii]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五《覆直隶巡按胡时化查勘知府施观民私建书院疏》，第180页。 [xxix] 《明神宗实录》卷一〇二，万历八年七月戊寅。 [xxx] 王国光：《司铨奏草》卷七《覆广西巡按胡宥查改书院疏》，第226—227页。 [xxxi] 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上《重新岳麓书院》，四库全书本。 [xxxii]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二，万历十一年十月壬戌。 [xxxiii] 谈迁：《国榷》卷七〇，神宗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第4340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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