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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李学勤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属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他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学术史、年代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关键词：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0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4年起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2003年夏，到清华大学工作。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殷虚文字缀合》（合作，1955）、《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初版、1991年增订版、2007新版）、《古文字学初阶》（1985）、《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1985）、《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1990）、《英国所藏甲骨集》（合作，1986、1992）、《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1985、1986）、《李学勤集》（1989）、《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周易经传溯源》（1992）、《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4、2007新版）、《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合作，1995）、《中国青铜器概说》（1995）、《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合作，1996）、《古文献丛论》（1996）、《失落的文明》（1997）、《缀古集》（1998）、《四海寻珍》（1998）、《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1999）、《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1999）、《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集》（合作，1999）、《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拥篲集》（1999）、《甲骨百年话沧桑》（2000）、《中国青铜器萃赏》（200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2001）、《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史寻证》（合作，2002）、《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清路集》（2004）、《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青铜器与古代史》（2005）、《李学勤文集》（2005）、《周易溯源》(2006)、《李学勤早期文集》(2008)、《文物中的古文明》(2008)等三十余部及学术论文近六百篇。 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范围属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时段大致是从文明起源到汉初，与《史记》的跨度相当。在《李学勤集》（1989）的“自序”中，他说，“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1](P2)这正是李学勤先生近六十年来学术思路的写照。 李学勤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50年起，就开始学习甲骨文，着手整理缀合殷虚甲骨。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 当时甲骨学界对殷墟甲骨分期有热烈的讨论。在所谓“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的争论中，李学勤先生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7）一文中运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把甲骨分期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一文中又确定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并指出其与“王卜辞”的区别。在《论妇好墓及有关问题》（1977）及《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1981）中又结合器物形制、地层情况等，进一步提出并论证历组卜辞应属早期的观点。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建立并发展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2](P127-133)最近，他又通过《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2008)等研究，证明无名组晚期卜辞可以下延到帝辛，小屯村中、南系卜辞从“  历间组”、历组、无名组到无名组晚期，构成了一贯的系列，与村北的系列平行并存。这一认识，补充和完善了两系说。出版于1959年的《殷代地理简论》，利用排谱法研究殷墟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地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一本专门研究商代地理的著作。此外，他提出商代的日名为死后选择的看法（《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也产生广泛影响。 早在1956年，李学勤先生就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中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如今，西周甲骨已成为甲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他还强调对甲骨文所反映的礼制问题做深入研究，认为认识殷商礼制要从周代礼制入手，把商周两代礼制结合起来研究。例如，在《  其三卣与有关问题》（1985）、《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1988）、《谈叔夨方鼎及其他》（2001）、《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2004)、《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2004）等文章中论证商周礼制因多于革，以及商周文化的连续性。李学勤先生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战国器物标年》（1956）及其后的《战国题铭概述》（1959），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等综合讨论，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齐、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3](P19) 他研究战国文字，注意将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予以阐述。《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对战国文字从宏观上做进一步的系统分析。其他如《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1999）通过《缁衣》简释出西周金文“祭公”，《试解郭店简读“文”之字》（2001）释读“文”字，《“梪”字与真山楚官玺》（2001）揭示“梪”在战国文字中的通假现象，《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2001）考释齐文字中的“巷”，《  书缶释疑》（2003）考释器主为楚国的蛮氏，《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2003）研究战国量器的校量问题，《释东周器名“卮”及有关文字》（2003）释读青铜器铭文中的“ ”、“ ”、“枳”并讨论其与文献中“卮”字的关系等诸多著作也体现了这一点。李学勤先生根据对战国文字材料的深入研究，还提出应当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古文”之学，指出《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具有的特殊价值。 对青铜器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注重把考古学方法与文字学、文献学成果结合起来，从形制、铭文、纹饰、功能、组合、铸造工艺、艺术等各方面综合研究。[2](P3) 他注意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观察青铜器的发展，并把这种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去（《从青铜器谈到比较文明史》1984）。他对金文的考释，是与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紧密结合的。同时，他认为金文的研究只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所以对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也同样给予重视。通过对“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及相关线索确定该墓的年代并结合卜辞推进殷墟卜辞分期的研究（《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通过综合考察中方鼎、中甗、令簋、析尊、静方鼎、  甗、京师畯尊等器铭，梳理周昭王伐楚南巡史事及西周早期楚都所在等历史地理疑难问题(《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2006、《论 甗铭及周昭王南征》2007、《论西周的南国湘侯》2009、《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2010)；结合《周礼》研究士山盘涉及的西周王朝干预诸侯政事(《论士山盘——西周王朝干预诸侯政事一例》2003)；研究陕西周原庄白和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提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探讨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所反映的西周的土地关系（《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由史惠鼎铭引《诗》现象讨论史学渊源（《史惠鼎与史学渊源》1985）；通过小盂鼎研究《尚书》及《周礼》（《小盂鼎与西周制度》1987）；考证《逸周书·祭公》篇的时代并进而研究西周时期的思想流变（《祭公谋父及其德论》1988）；通过研究各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讨论西周时期诸侯国的构成，以及周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性（《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1985）；划分中国青铜器时代文化为七个文化圈（《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圈》1988）；从方法论角度讨论研究非中原地区青铜器应注意的问题（《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1988）；综合新出青铜器研究春秋时期汉淮间诸小国的的历史变迁（《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1980）；从青铜器的角度分析商周文化的一致性（《比较考古学随笔》1990）；辨析青铜器铭文中的“长子”、“中子”、“别子”等亲属称谓（《长子、中子和别子》2001）等等诸多研究，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探索。关于青铜器分期断代，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4](P14)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新例证，可以举他对传世青铜器洹子孟姜壶的研究。过去流行的看法是该器属于春秋晚期，李学勤先生基于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新进展，结合器铭反映的史事，指出其时代应在春秋早期(《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2006)。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也是李学勤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李学勤先生亲自参加或主持过多项新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还参加过定县八角廊、大通上孙家寨等批汉简的整理工作。他根据新出土文献做深入研究，比如通过楚帛书和楚简研究楚文化、通过马王堆帛书研究《周易》经传、《尚书》、黄老之学，通过睡虎地、龙岗、里耶的秦律与秦文书竹木简与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秦制到汉制的演变，通过张家山247号汉墓《奏谳书》研究当时的政法制度及社会状况，通过马王堆帛书与子弹库楚帛书研究《鹖冠子》，通过睡虎地秦简、长台关楚简、银雀山汉简研究《墨子》，通过秦汉法律简牍研究《周礼》，通过八角廊汉简研究《家语》等。 李学勤先生推崇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简帛研究领域更是有意识地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思想研究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主要涉及战国时期儒家、道家著作，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儒家典籍，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李学勤先生也以较多力量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他不仅根据新材料进行文字学研究，更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史问题，如历史上（西汉以来）的“古文”之学、古代书籍的形成过程、孔孟之间儒家的传流演变及受其影响的后世的学术思想等等。例如《走出疑古时代》（1992）、《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1998）讨论宋学对早期儒家的辨识和继承，就极具卓识。 李学勤先生十分重视对学术史的研究。在简帛佚籍的研究中，他尽力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韩文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序1996）。[5](P584)他认为，简帛佚籍的发现，对学术史的研究影响最大，即以近年来简帛研究中的热点——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而言，它们的发现使得对先秦学术史的不少传统看法不得不有所改变，连带着以关于先秦学术的观点为基础的汉、唐、宋、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学术思想，也需要重做考虑。这就需要就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做出新的解释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6](P440)他还指出，学科的精细分化主要是近代的现象，研究古代的学术史，特别有必要从整体出发。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是全面的、整体的，还应该是历史的，应当按照历史上学术的本来面貌去观察（《中国学术史》总序2001）。 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与他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982）和“走出疑古时代”（1992）是密切相关的。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是将中国古代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下，结合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新进展进一步阐释古代历史文化而提出的。[1](P2)这就需要对学术史进行回顾与反思，包括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李学勤先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和必要的理论指导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982）。只有对古代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2002）。他指出，每一代人，在学术上、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要走出疑古时代。[7](P16)但他同时强调，指出前代学者的局限性，绝不是主张降低对前人研究古代成绩的评价，相反，对于前人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应有充分认识；对于前人的许多研究心得，还要进一步发掘继承。[1](P4) 李学勤先生指出，战国秦汉简牍帛书材料的新发现对学术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有助于改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2001）。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最核心的、最灿烂的是它的学术。[8](P8)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据介绍，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按传统学科来看，主体上是经和史的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李学勤先生带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投入这批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释读工作中。相信这批简的整理研究，必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初识清华简》2008、《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2009) 李学勤先生提出对古书的反思，即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籍，以求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他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坚持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982）。他辨证地提出，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在学术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既会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对古书的反思》1987）。[9](P16)通过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可以认识到古代发现佚书时，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通过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古代典籍是很难简单用“真”、“伪”二字来判断（《对古书的反思》1987）。考古学发现的文字材料当然是重新认识古籍的客观依据，即使那些遗址、墓葬、服饰、各种器物的形制等没有字的东西，对于印证古书也同样有重要作用（《走出疑古时代》1992）。 在学术史方面，李学勤先生还十分重视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他主持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有关学者一道推动了国际汉学的研究。 一直以来，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工作都以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比如，在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中，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正确指出处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间的洛达庙类型文化（今称二里头文化）应属于夏代（《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1958）。李学勤先生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青铜器研究、简帛研究、学术史研究等也都是如此。他认为，考古学的收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其同样能够反映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为了深入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李学勤先生强调在扩大的视野和背景里，对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及文化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就范围而言，比较研究适用的范围极广，只要是两种以上的文化，不管是对文化的整体，还是对文化中的某项因素，都可以进行比较。他尝试把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中原地区各文化、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各古代文明之间等渐次推进、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他认为，要把中外考古学真正沟通起来，必须对古代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作通盘的观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同异，揭示一些文化间交流影响的关系，并对各个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当的估计。[10](P3、5-11)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有其特有的理论、途径和方法，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综合，可以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要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门类的结合的道路。就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而言，不仅仅是利用已有的科技手段、仪器之类，对科技本身也必然会有所推动，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200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后来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协作的成功探索。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界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是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研项目。它的直接的目标是研究夏商西周三个时期的年代学问题。工程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科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进行。 “工程”的成功实施，既是对解决三代年代这个千古难题的重大推进，又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新起点，开拓了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新领域，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途径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系统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学勤先生是“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领导实施了这项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作为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者，他与近200位学者合作，努力营造联合攻关的民主、平等的学术氛围，同时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见解与问题，付出大量心血，为工程目标的顺利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年代学方面的工作。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2001年至2004年紧接着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李学勤先生是这一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预研究”继续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途径，初步探索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大体脉络，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关键资料和重要线索，为全面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做思想史研究起，李学勤先生就充分认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强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一定要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为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材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对考古材料的深入了解也是一样（《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2002）。[2](P9)他曾多次以加强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为例说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2](P7-10、P37-39) 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宽广，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多方面的。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以上只能是对李学勤先生学术成果的粗浅介绍。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李学勤集[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2]李学勤.李学勤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李学勤.青铜器分期的十个课题[N].人民日报，2004-11-26(14). [5]李学勤.拥篲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6]李学勤.重写学术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8]李学勤.学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核心[N].文汇报，2002-08-10(8) [9]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0]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 [11]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原刊于《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此为原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