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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金文学就是研究金文的学问。所谓金文，是铸造或镌刻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其时代跨度很大，但主要产生在商代后期至秦汉。人们常常认为金文就是西周文字，书法家也习惯将金文看作大篆或籀文，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上述这两种看法都不严谨：金文这个术语，只是强调其载体是青铜器，其内涵实际包括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不同时期的古文字。与此类似，甲骨文也是强调其载体是占卜用的龟甲、牛骨和其他少量的人头骨、兽骨，实际包括商代和西周文字；简帛文字也是强调其载体是竹简、木牍和帛书、帛画，实际主要包括战国和秦汉文字。在不同时期的古文字资料中，先秦（商代至战国）金文，尤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先秦时期文献匮乏，金文就成为研究当时文字发展、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我们研究西周的文字、历史，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和其他种类的古文字材料都不多，更是依赖金文，才能开展。因此，金文学对于古文字、商周史研究有重大学术意义。 金文学这个学科名称，或者说术语，并不像其兄弟学科甲骨学、简帛学那样知名和深入人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金文研究传统上纳入“金石学”领域，发端于汉代，发展于宋代，兴盛于清代，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与碑刻、玺印、砖陶文之学，混杂在一起，没有成为独立的学问。而甲骨文、简帛文字，直至清末民初，才藉殷墟甲骨、《流沙坠简》（罗布泊、敦煌、居延等处）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分别建立专门之学，并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显学。其二，近现代以来，金文研究附属于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同时又被看作青铜器学的部分工作。上述学科不断发展完备，金文学却未能凸显。实际上，从学科性质上看，金文学和甲骨学、简帛学类似，分别以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简帛文字为研究对象，理应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受到学界的重视。 学术界中较早使用“金文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在金石学下专门讲到“金文学”和“龟甲文之学”，他所说的金文学，就是考证商周铜器之学，然不限于文字，也包括纹饰的研究。此外，日本立命馆大学的白川静教授，在其名著《金文通释》（白鹤美术馆1964）中曾列出“金文学史”、“金文学研究的方法”等章，影响较大。此后，台湾学者也有采用，如李冕世《金文学、甲骨学的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的关系》（《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81年8期第21-72页）、沈宝春《王筠之金文学研究》（花木兰2008），都把金文学看作甲骨学的兄弟学科。近年陕西师范大学马晓风的博论《宋代金文学研究》（2008），也指出传统金石学中的金与石需要分开研究，金文研究包括文字、器物两方面的研究，可定名为金文学。可见，近代以来，学者一直将金文学作为专治金文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学问。 目前，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重要课题，仍很有必要做一较明确、系统的阐述，以引起学界的更大兴趣和关注，促进该学科的更好发展。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商周秦汉的金文为主，兼及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其重点又是商周（即先秦）金文。这与甲骨学的研究对象，以商周甲骨文字为主，兼及甲骨形态；简帛学的研究对象，以战国秦汉简制文字为主，兼及简帛形制，也基本一致。金文学与青铜器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但研究对象各有侧重。青铜器学的研究对象，以器物形制、纹饰、工艺为主，兼及铭文，适与金文学互补。从严格角度说，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纯粹是铭文，然在断代、器物命名等专题研究中，仍需借鉴青铜器学在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字载体上看，其范围要比金文学大得多，除了金文，还包括甲骨文、简帛文字、玉石文字、玺印文字、陶文，等等。但古文字学、金文学虽然都研究金文，其课题，或研究目标，却不完全一致，古文字学致力于文字考释和文字学理论的探索，金文学除进行文字考释和训诂外，还须做大量商周史研究工作，探讨当时的国家社会、礼仪制度、人物史事。故从研究对象来看，金文学既是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与多个学科有密切联系的交叉学科。 金文学的最重要课题，或亟需解决的目标，是系统阐述这门学问的理论框架，建立较完备的学科体系，这项任务可通过撰写《金文学通论》、《概论》一类著作来完成。目前，甲骨学、简帛学（或简牍学）分别有较多通论、概论或学术史专著，基本说明了这两门学科的要旨和体系，如甲骨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分类分期学说构成的，即由董作宾提出的经典五期说，发展到近年以字体分类为基础的村北村南 “两系说”，对甲骨文的具体整理、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作用。金文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在时空分布上跨度很大，其体系之建构，要综合考虑到“分期”、“分域”两个方面，故其学科框架较为庞大且复杂。1931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文求堂1935）初序谈金文整理之方法，“窃谓即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最早提出分期、分域理论，诚为卓识。 金文分期工作，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由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4-1956年）、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1986）等著作奠定基础，其方法大抵如郭老所言，除依据铭文本身透露的王名、人名、事迹等直接信息外，还可从字体、语言风格及器物形制、纹饰等方面加以判断，并辅以历日的关联和推算。此外，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1995，2009增订为上海古籍版《中国青铜器综论》）、王世民与张长寿、陈公柔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1999）则主要从器物型式、纹饰角度进行铜器断代。上述成果，在周代铜器断代、金文分期方面，成绩斐然，特别是郭老发明的“标准器”断代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首要方法。殷金文的分期，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研究》（社科文献2014）做得最为完备细致，也基本采用标准器断代法，并进行字体的分期断代研究。春秋、战国金文的系统分期断代工作，仍有待完善，但凭借新材料的推动，并结合分域研究，其前景值得期盼。在学者一直关注的西周金文分期领域，近年来有若干具体问题成为热点，如字体分类与断代，怎样开展？如王名是生称，还是死称（谥号）？又如逨鼎所载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金文历日无法排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合天历表），怎么解决？等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金文分域工作，也在20世纪30年代由郭沫若率先取得突破性成绩，他的《大系》搜集“列国”金文161篇，考证分属32国，时代基本在东周，并进一步分为南（江淮流域）北（黄河流域）二系，概括为“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至今仍极富启发意义。建国以后，基于考古材料，李零编著《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1983）也反映学界对该领域之重视。近年来，学界在分域整理青铜器、金文材料方面，也有较大成绩，如曹玮编著《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2005）、《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2009）、《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巴蜀2011），刘彬徽编著《楚系金文汇编》（湖北教育2009年），山博编《山东金文集成》（齐鲁2007）等；此外，《两周金文分域全编》启动后，张振谦已编著《齐系金文集成·鲁邾卷》《齐莒甲卷》（学苑2016、2017），已细致到区分国族（邦、氏）。春秋、战国金文分域研究，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科学2014）、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2013）均为佳作。目前，商周金文分域体系，仍有必要系统探讨和进一步构建。一方面，殷、西周金文，有必要在内外服框架中，分族、氏进行梳理，既应重视外服诸侯制作的铭文，又得深入考证金文所见内服贵族的族氏。另一方面，春秋、战国金文，尚需系统、细致辨别列国文字，识别其各自特征，及相互影响（如楚系、齐系文字对周边的辐射与浸染），从整体上建立较合理的东周金文分域体系，为研究者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借鉴和依据；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大夫作器渐多，相关金文材料的归属于何人何氏，也要重点研究。总之，金文分域研究，要兼顾内外服、国别、族氏、职官、姓氏几个方面，方可做到深入彻底。 金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考察和探讨商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如前文所述，金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古文字本身，也涉及文字背后的人物、制度、社会。前辈学者，已很重视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金文，如郭沫若《大系》初序说：“频年以来颇有志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探讨，乃潜心于殷代卜辞与周京彝铭之译读。”白川静《金文的世界》（中译本，联经1989）结尾也说：“西周时代的金文资料，正是把当时的社会与生活实况直接传递给我们的极其贵重的实地资料。”正如两位巨擘所言，金文跨越了殷周秦汉的漫长历史时段，真实地记录了商周贵族社会的诸种细节，及其向战国秦汉官僚社会的转变过程，并且具备其他古文字材料未见的族氏（如族徽）、制度（如册命）、史事（如西周厉王时鄂侯的叛乱）等历史信息，对于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国家与社会形态来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重要史料，通过梳理、分析金文材料，可以建构先秦不同时期的社会“金字塔”，并了解其运行机制。如结合殷墟甲骨文与殷金文材料来看，商王与王妇、王子居于殷王朝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其下内服（即商王直接统辖区域）有子、亚、多尹、小臣，子是大族宗子，亚很可能是强宗大族，多尹和小臣是王官；外服有侯、甸、男、卫、邦伯（方伯）；内外服贵族之下的众（众人）是承担农耕和做战义务的平民；众之下还有羌、寇、奚等俘虏和奴隶，他们或被用于祭祀中的人牲，或被驱使做战。殷金文经常记载子令其家族内部的“小子”进行军事活动，或子赏赐小子之事，反映了子在商王与小子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中坚作用。再如从西周金文来看，周天子、王后居于西周王朝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其下内服有称为“伯”的一大批大族宗子，这些伯是当时贵族社会的骨干，他们既可担任王朝的公、三有司等执政大臣，又可被分封为外服诸侯，为王藩屏；内外服贵族之下的庶人是从事农耕的平民，庶人之下还有仆、臣、妾、驭等奴隶。西周金文不乏王赐贵族土地，及贵族之间交换土地的记载，从中可了解到，西周王朝通过三有司、师氏、史三系职官的纵向立体设置，有效的控制着基层土地和人民；贵族接受天子赏赐之田，或从他人交换得来的土田，仍有基层三有司、师氏、史管理其土地和人民，并对中央三有司、师氏、史官负责。只有在贵族家族世代占据土田之后，基层官吏才会逐渐转化为其家臣，慢慢脱离中央的管理。因此，西周王朝统治的理想模型，的确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时代，作为传统贵族社会核心的天子，日益式微，内外服贵族，乃至王朝周边国族之君，相互角力，上陵下替，谋求新的政治秩序，政治联姻越发普遍，故当时金文多婚媵内容，且制作主体呈现多样化，大夫作器的现象较为突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贵族社会瓦解，中央集权官僚社会开始建立，金文亦从王室、贵族家族的神圣典册，彻底转变为工官、匠作的实用文本，仅起着物勒工名与记录度量衡等作用，这种剧变，反映出战国社会已完全转型。商周金文包含着有关古代国家与社会的丰富历史信息，上述例证，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问题，如西周王朝的贵族社会中，殷遗贵族的作用与融合，等等，都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 除了上述课题以外，金文学领域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其中需要尽快开展的一项，就是“金文文例”。和甲骨文例一样，金文文例主要探讨金文在其载体青铜器上的布局、排列规律，及一些特殊形式，如刻铭，相关问题大致有如下几项：金文出现的时间；铸铭与刻铭；金文在青铜器上的位置及其原因；金文行款及其演变；金文中的“作器者”与青铜器命名原则，等等。这些问题学者在过去研究中，均多有涉猎，然还可再做细致探讨，如铭文如何铸在青铜器上，近年学者通过模拟实验，认为是用泥条直接粘贴在内范上铸成，并不需要使用文字范；又如殷周金文基本铸在青铜器上不显眼的位置，尽量避开纹饰，即使是家族的徽记或典册，其制作目的却并非展陈；再如青铜器多以铭文中的“作器者”而命名，但有的器主不易辨识，如何景成、陈絜认为近出荣仲方鼎的作器者是器铭中的“子”，当更名为“子方鼎”。 综上所述，金文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从传统金石学脱胎出来、亟待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新学科”，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金文学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并会大力促进古文字、考古、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金文学的概念，之所以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和重要课题，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思考。从学科体系建设角度来看，金文学的诸多课题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分期分域理论；此外，应着力研究金文反映的商周社会结构，使之与具体、细致的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工作相辅相成，避免学科碎片化与琐细化。我们期待，金文学与其兄弟学科甲骨学、简帛学一样，不但其学科名称深入人心，而且能共同进入国际显学之列，为探索商周文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2017年12月7日 （原文《推动金文学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9日，此为删节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