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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郜丽梅 【提要】：豢龙氏、御龙氏是夏代“国族”研究中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其存在和源流，一直颇多争议。《左传》、《国语》等古典文献，记载了夏代豢龙氏、御龙氏的存在。经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大致勾画出一直较为模糊的豢龙、御龙氏的姓氏、氏族渊源及其地望所在。同时参考考古发现中有关夏代“龙”遗存的资料，推证夏代豢龙、御龙氏存在的可能性。 【关键词】：豢龙氏 御龙氏 地望 龙遗存 夏代是由众多国族组成的早期国家，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夏代的国族有同姓和异姓之别。文献记载的与夏后氏同为姒姓的国族至少有十二个之多。除却夏后氏及其同姓国族，夏代还存在众多非娰姓的国族（包括夏后氏的与国或敌对国），即夏后氏的异姓国族。这些娰姓国族和非娰姓的国族（与国）共同构成了夏代国家的主体。当然，夏后氏及其同姓国族在夏王朝中占主体地位。然这些异姓国族亦是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国族进行研究能推动夏代乃至夏文化的研究。豢龙氏、御龙氏即是夏代众多异姓国族中的两个重要的国族，本文试对二者进行氏族渊源梳理和地望考证，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测其存在。 一、豢龙氏 豢龙氏，董姓。其族源有二：一、出自黄帝氏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董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赐姓董氏。”“董，出自己姓，黄帝之后。封国于飂，其君叔安者，有嫡子曰董父，学扰龙以事帝舜，赐姓曰董，为豢龙氏，其后有鬷夷氏。”只是《新唐书》把董氏与董姓混淆了。且此说所出较晚，其所依据已不可得知。二、出自颛顼氏族。《国语·郑语》言祝融八姓中有“董姓鬷夷、豢龙”。韦昭注：“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扰龙服事帝舜，赐姓董，氏曰豢龙，封之鬷川，当夏之兴，别封鬷夷。”此董姓为祝融“八姓”之一，而祝融出自颛顼，所以飂国应是出自颛顼。然韦昭以为“八姓”中之董姓为己姓之别封，则或是把“董姓”与“董氏”混淆而言了。 帝舜时，飂叔安裔子董父因“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为帝舜扰龙畜龙，是舜赐其董姓，为豢龙氏，并封其于鬷川，其后或以地为氏，为鬷夷氏。然《国族·郑语》“董姓鬷夷、豢龙”之语，则是以为鬷夷、豢龙为二国族。杨伯峻亦赞同《国语》之鬷夷、豢龙为两个氏族之说。《左传》提及豢龙之后为鬷夷，或许只是说明鬷夷是豢龙的别封氏族之一，如姒姓之后分封除夏后氏之外还有其它许多氏族存在，只是夏后氏为姒姓的嫡系传承者而已。董姓亦复如是，豢龙氏直接继承之，之后还存在鬷夷之类的别封国族。所以《左传》与《国语》所言语义应相同。 豢龙氏在帝舜时地位显赫，然至夏代孔甲之时，却未能寻到豢龙氏，是《国语·郑语》以为“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韦昭认为其“于孔甲前而灭矣。”若孔甲前豢龙氏被夏后氏灭掉，则与刘累却仍能“学扰龙于豢龙氏”相矛盾。竹添光鸿以为孔甲时鬷夷、豢龙既灭，但其遗族尚存，“刘累之学，或从其遗族，而授其术也”。然刘累又“学扰龙于豢龙氏”，是豢龙氏或未灭国。章太炎认为韦昭之言错误，以为《潜夫论·志氏姓》中的“豢龙逢”即“关龙逢”，夏桀杀逢，其国亦随之而亡。并以为《左传》所说“孔甲未获豢龙氏”，只是由于其子孙忘业之故。是孔甲之前，豢龙氏并未亡国。孔甲时寻不到豢龙之人，或是由于豢龙氏子孙“不务正业”而致，或是由于其已衰落，后官职为刘累取代，地位亦渐衰退，至夏末，夏桀暴虐，其国君豢龙逢谏，夏桀杀之，豢龙氏始亡国。 豢龙氏之居，先秦史籍未载。《太平寰宇记》卷7：“豢龙城在（临颍）县西四十里，即今豢龙氏之邑也。昔董父实甚好龙……舜赐氏曰豢龙。”《水经注释·颍水》卷23：“《名胜志》引《水经注》曰：‘颍水又东迳豢龙城，即古豢龙氏之邑也。城西有拒陵冈，今本无之。’” 又《大清一统志》卷172：“御龙城在临颍县北十五里，亦名豢龙城。”或是豢龙氏居地在今临颍县。然郑杰祥依据卜辞“龙”方之记载，以为其即为豢龙氏，其地在今山西闻喜县。仅以“龙”方在山西，就断定豢龙氏亦在此处，因此，其说存疑。 要之，豢龙氏出自于颛顼，兴起于飂叔安，帝舜时被封为豢龙氏，大概至夏末亡国。 至于鬷夷，史无具载。韦昭以为其亦为孔甲所灭。然又有三鬷乃鬷夷之余族之说（详见后文）。三鬷，夏桀时显，若其果为鬷夷之后，则鬷夷至夏末仍存在。三鬷之“三”或为概数，其以鬷为名，或许说明鬷夷后世分化为众多小国族。到春秋时，鲁国尚有鬷氏。《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杜《解》：“兄子曰‘侄’。颜、鬷皆二姬母姓，因以为号。”此鬷氏或为三鬷之后，如是，则汤伐三鬷并未灭掉其族，其遗族一直延续至春秋。 鬷夷之所在，或是依据地名、水名而来。《左传》曰“封诸鬷川”，杜预注：“鬷水上夷，皆董姓。”然鬷川、鬷水无所考。其所居或是三鬷之所在。《孔传》：“三鬷，国名，今定陶也。”《水经注·济水一》：“又东过定陶县南”，郦道元注：“（定陶）县，故三鬷国也。汤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王封弟振铎之邑，故曹国也。”“古曹国，今定陶县西，古陶城是，是曹国在定陶境……又县北十五里有  山， 山有三鬷亭。”即今山东定陶县北。三原一雄认为：“三 或即大戎，也即犬戎。”其非明矣。若“这个‘三鬷’如可移解鬷夷，则鬷夷在今山东西南部的定陶县”。王迅以为位于此地的安邱堌堆类型岳石文化可能为其遗存。杨升南、刘起于、朱彦民亦以为三鬷乃鬷夷之后，然三人均以为鬷夷、三鬷居地在河南唐河县。 河南唐河县乃鬷夷之先飂叔安之居。《左传》杜注：“飂，古国也。叔安，其君名。”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按杜注，飂，古国也。今考〈说文〉鄝，地名。鄝当即蓼国，飂、鄝、蓼古字通用。”《左传·桓公十一年》：“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杜预注：“蓼国，今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汉书·地理志》卷28：“（南阳郡）湖阳（县），故廖国也。”《春秋地名考略》卷13：“蓼国，今义阳县东南湖阳城，卽古飂国”，湖阳城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六十六里湖阳镇。此或即飂国、豢龙氏之所在。《左传·文公五年》亦有：“冬，楚子燮灭蓼。”杜预注：“蓼国，今安丰蓼县。”此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此蓼乃皋陶后所居。 杨升南考证三鬷与“封诸鬷川”的董姓鬷夷豢龙氏有关，地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带。以为南阳地区本是夏人长期经营的故地，三鬷国与夏王朝关系密切，夏桀欲借此为最后的凭依。刘起釪在认可三鬷即鬷夷之后的基础上，认为文献记载廖国即飂国，“是即鬷夷之国，地在河南唐县即今唐河县之南，在今通行的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上，犹可见唐河县之南有湖阳镇，即是古鬷夷之所在，而朡即鬷，那么也就是三朡之所在。”朱彦民论证：“夏桀败于今豫东境内开封之鸣条，应该往西或南或北而逃，唯独不能向东逃亡；如果三鬷在今山东定陶一带。则在商汤领土之内，夏桀的逃亡，绝不可能荒唐到自投敌人的落（罗）网之中。所以三鬷的地望不可能在殷商腹地的山东定陶之境可知也。”顾、杨、刘、朱四人所言均有其合理性。然文献明确记载三鬷在山东定陶县，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杨、刘之说则把鬷夷与豢龙看作同一个国族而论。然我们若考虑到上古国族经常迁徙之特性，此问题即可明了。是杜金鹏以为，文献屡言汤伐三鬷而俘其宝玉，则三鬷必富有玉产，然自古无闻定陶一代生产玉石，是三鬷不当在定陶东，或当在今南阳、唐河一带，定陶东之三鬷，或系伐而迁之者。然或可这样解释，鬷夷、三鬷或初居定陶，商汤伐三鬷之前，三鬷已经迁至其老本营河南唐河县。 二、御龙氏 御龙氏乃陶唐氏之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是御龙氏之渊源明矣。然刘累与豕韦氏之关系，古来争论不休。唐杜氏亦有争论。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濳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此言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则又代替豕韦御龙。杜预注：“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是后世多以此作为解释该句之基础。孔颖达《疏》曰：“〈正义〉曰：‘〈传〉言以更豕韦之后，则豕韦是旧国，废其君以刘累代之。’〈郑语〉云：‘祝融之后八姓，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韦则商灭之矣。’如彼文豕韦之国至商乃灭，于夏王孔甲之时，彭姓豕韦未全灭也。下文云刘累惧而迁于鲁县，明是累迁之后，豕韦复国，至商乃灭耳。”《春秋左传诂》引贾逵语：“刘累之后至商不绝祀，以代豕韦之后，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是说彭姓豕韦氏在孔甲时灭国，刘累承袭了豕韦氏之国族名，后刘累迁至鲁县，彭姓豕韦又复其国，到商代又灭国，刘累之后世又代替了彭姓的豕韦氏。然豕韦在夏末时实力强大，所以其在夏代绝无被代替或是灭国的道理，详见豕韦氏之辨。至于说豕韦在商代被刘累所替，可能性也极小。徐旭生先生也认为：夏时“豕韦并未亡国，何能就替代豕韦的后人？在商代，豕韦强大称伯，刘累后人何以就能混称豕韦氏？杜预无法解释，就绕着弯说：‘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夏后赐刘累氏叫作御龙，不管他迁于鲁县，或又得豕韦氏的故土，均当称御龙氏，不应称豕韦氏”。如此解释较为合理。 刘累因何要代替豕韦而为御龙氏，《潜夫论·志氏姓》之说或可提供些许线索。《潜夫论·志氏姓》云：“朡夷、彭姓豕韦，皆能驯龙者也。”“鬷’、‘朡’，形近相通，读音亦同，仅字体不同而已。以为豕韦也会豢龙之术。鬷夷、豕韦皆为祝融之后，鬷夷会豢龙之术，豕韦或可学于鬷夷，也习得豢龙之术，在鬷夷衰落或是不“官修其方”时代替其职官来为夏后氏豢龙。豢龙、御龙本为官职，“豢、御，养也。豢龙，官名，官有世功，则以官名”。为官如果能忠于职守，建立功劳，则可以官赐氏。所以豢龙、御龙本具有两层含义。刘累代替豕韦，或许只是代替了豕韦之豢龙氏之职官。后来刘累迁鲁县之后，只是失掉了其为御龙氏职官的职位。而后有关刘累后代在商代复代豕韦之说，则只有可能是豕韦在商武丁时期亡国后，刘累之后承袭了豕韦之族号。但如徐旭生先生所言，此种可能性极小。豕韦在商以后已经不存在，所以，即使是刘累之后代替了豕韦，也只能是在豕韦灭国后，承袭了豕韦氏的国族名，而非成为豕韦氏之国君而完全取代了豕韦氏。 周代，范宣子之祖，也即刘累之后为“唐杜氏”。然唐杜氏有二说：一，唐杜氏之“唐”与“杜”应分开，为两个国族。杜氏注：“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杜，今京兆杜县。”唐、杜是前后承袭的两个国族。《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唐人，若刘累之等，累迁鲁县，此在大夏。”《国语》韦昭注也云：“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国名。豕韦自商之末改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而封弟唐叔虞，迁唐于杜，谓之杜伯。”此豕韦应该是刘累之后。刘累后世迁居鲁县，至商代豕韦之后，在商末迁至唐，国改为唐，后被周成王灭掉，迁其遗民至杜，称之为杜伯。刘累非代豕韦，上文已言明，然刘累迁鲁县，何以又居唐，此已不可得知。而《孔疏》引贾逵《国语》注云：“武王封尧后为唐、杜二国。”是说唐、杜虽为两个不同国族，然二者并存，非灭唐迁杜也。二，唐杜应该为一个国族。孙诒让认为：“杜说刘累子孙既居鲁县，又别居大夏，鲁县之裔后代豕韦，大夏之裔即为唐，唐为成王所灭，乃迁于杜，是则唐与杜各自为国，咸非鲁县之胄，即不得云豕韦国于唐、杜，两注义实自相牾……杜义自本韦昭《国语》注，韦则又因昭元年《传》成王灭唐之文而迁就其说。贾说‘武王封尧后于唐者’，即隐据《王会》之唐公二国并封，于理虽可通，然既分为二国，则唐自为唐，杜自为杜，宣子为杜伯之后，自述家世，但数杜氏足矣，何必更援唐耶。今以《左传》、《周书》诸文参互校绎，乃知成王所灭以封叔虞者，自为晋阳之唐，刘累之后所封者，自为杜县之唐杜，窃意杜本唐之别名，若楚之亦言荆也。絫言之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也。”若唐杜为一，则刘累之后所封为杜县之唐杜，而非居大夏。其地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长安县东北有杜陵，盖即唐杜故国。 《陕西通志》卷3“杜”：“夏世侯伯，汉杜阳县地。”即杜为夏之国族，然杜（唐杜）乃刘累后世在周代的存在，因此此说不确。 御龙氏地望，孔甲封刘累之前，刘累或居于缑氏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乃刘累之故地也。”后孔甲求食龙不得，刘累害怕，于孔甲七年迁于鲁县。杜预注：“鲁县，今鲁阳也。”《日讲春秋解义》卷56：“今河南鲁山县东北有鲁阳故城。”班固曰：南阳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山县亦即今河南鲁山县。《大清一统志》卷174：“豢龙城，在宝丰县东南五十里，古豢龙氏所国也。《寰宇记》在龙兴县东南五十里。《九域志》宝丰县有豢龙城。”龙兴县即今河南宝丰县，在今鲁山县东北。此言豢龙城，是把豢龙氏与御龙氏混淆了。杜预以为刘累之后又至唐，也即大夏，杜注：“大夏，今晋阳县。”《史记·晋世家》有“封叔虞于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下）也以为在翼城：“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阳府翼城县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按顾炎武所言，唐在翼城说较为合理。但据孙诒让所考，刘累之后并未曾居唐，而是迁于杜，杜，“今京兆杜县。”所以刘累之后所居应是杜县。 总之，御龙氏出自于陶唐氏，其后刘累在夏代被封为御龙氏，以其官职而封其国族名。在商是否有豕韦氏之称不能确定，在周为唐杜氏，被封于西安杜县。豢龙、御龙氏为两个国族，其官职可能为水官。作为官名，豢龙、御龙为同一职官，而在夏代前后交替任职者则是出自两个姓氏不同的国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曰：“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疏：“服虔曰，豢，养也，谷食曰豢。御，亦养也，养马曰圉。〈礼〉养犬豕曰豢，知其以谷养，盖龙亦食谷也。御与圉同，言养龙犹养马，故称御。”《管子》书皆以圉为御。《太平御览》卷82引《史记》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董增龄曰：“则夏初本有御龙之法，故以此名赐刘累也。”知豢龙或是御龙有使夏后氏乘龙之义。《艺文类聚》卷96引《括地志》云：“禹诛防风氏，夏后德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经南方，防风神见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龙升去，神惧，以刃自贯其心而死。”《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禹时，夏后氏方兴，二龙降之；及夏后氏衰，褒君化为龙，而夏后卜杀之，故龙似乎关乎夏后氏之兴衰。但到了夏末，刘累竟然把死去的龙给孔甲食用，而夏后氏竟然卜杀化为龙的褒君，可以推测龙本身的地位已经下降。蔡墨又言：“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此言及如何为官，蔡墨在此所言豢龙、御龙则应是官职。（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下篇：“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御龙之官职为水官，此关系到农业生产，则豢龙、御龙又有维护农业生产之目的，所以豢龙、御龙在夏代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时期的龙遗存也很多。1999年秋冬之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了发掘，在T1H24灰坑中出土一件残缺的陶器盖，该器盖上刻有纹饰，李丽娜、朱乃诚先生认为其纹饰为龙纹，处于新砦遗址二期晚段，属于夏代早期。1963年在二里头遗址V区1号宫殿南出土一件陶片，外壁龙形纹有两条，“一条线条纤细流畅，已残缺，周围起鳞纹，巨眼，有利爪”。其相对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等等。这些龙遗存的发现，都说明了夏代与龙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些龙遗存当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 2002年春，在清理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的墓葬时，在3号墓（02VM3）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该器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 由肩部至髋骨处。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在墓主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龙为巨头，蜷尾，龙身起伏有致，色彩绚丽。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3．6～15．6、宽11厘米。龙头较托座微隆起，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地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眼为梭形，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身略呈波状起伏，中部出脊线，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绿松石片。象征鳞纹的菱形主纹连续分布于全身，由颈至尾至少十二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卷，跃然欲生。整个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片的大小仅有0．12厘米～0．19 厘米,厚仅0．11厘米左右。距绿松石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1件绿松石条形饰，其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中型墓葬，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其中02VM3，是近长方形墓穴土坑墓，墓葬口长2．24 米, 北部宽1．11 米,南部宽度不明，残深0．5米～0．6米。墓底散见零星朱砂，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之间。随葬品除铜铃和绿松石龙形器之外。还有鸟首玉饰1件，位于墓主头部东侧偏北。一组3件斗笠状白陶器，顶部圆孔处各有一穿孔绿松石石珠。这三件白陶器位于墓主头骨上方，呈“品”字形排列，其中2件顶面朝上，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组件。此外墓内四周还有种类和数量较多的漆器，陶器共有10余件，皆被打碎，大部分置于墓葬近东壁处。位于墓主人颈部的穿孔海贝数量超过90枚，2枚较大的穿孔绿松石石珠位于墓主人头骨近旁。该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但与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以随葬青铜器、大型玉器为特征的贵族墓葬相比，02VM3显然属于随葬品丰富的中下等贵族墓，墓主人极有可能不属于王族成员。 二里头遗址02VM3墓葬中的铜铃位于墓主腰部，铃内带有玉质铃舌，置于绿松石龙身之上。“在二里头遗址出绿松石铜牌饰的81VM4、84V IM11、87V IM57三座墓中, 都出有铜铃, 证实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及绿松石铜牌饰确是配伍使用的。”绿松石龙形器或许是“龙”的象征，而铜铃则有可能是御龙使用的工具，这为夏代御龙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该墓位置接近于3号基址的中轴线，且随葬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是独一无二的，使其地位显得十分特殊。正如杜金鹏先生所言：“M3主人死后不能归葬族墓地，但是享受一套比较高级的随葬品，似乎表明了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尤其是虽不具备使用青铜礼器（以铜爵为核心的容器）的高贵身份，但是拥有铜铃，更持有龙牌，说明这些高级物品在墓中的存在，大概不是因为死者的贵族身份，而更可能是因为其生前的职位。”而这个职位或许就是“御龙”之职，这种特殊的官职才显示了其地位的特殊。 由夏代“龙”遗存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测豢龙、御龙在夏代的存在是有其根据的。尤其是通过对豢龙、御龙氏的族氏源流及其地望的考察，我们相信，在夏代众多的国族之中，豢龙、御龙氏不仅存在，而且在其晚期还相当强大，以至于商之灭夏，必先攻伐曾经“豢龙”的豕韦。而夏代“龙”遗存的发现又从考古学的角度为夏代豢龙、御龙氏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事实上，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夏代正是由豢龙、御龙氏这样众多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族构成的政治实体。因此，不惟夏后氏及其同姓国族是夏文化的创造者，那些重要的异姓国族，例如昆吾、豕韦、顾、有鬲氏、有虞氏、有仍氏、有缗氏、薛、商族（先商时期）等等都是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而这些国族许多都不在当前考古界所划定的夏文化圈之内。可见，对夏代国族的具体研究，有利于推进对夏代国家性质及夏文化等等的深入。 （原文载于《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