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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2018年日历，迎来2019年，我们感慨时光易逝，憧憬未知路途。回首2018年，“争鸣”与您一路同行，感受思维交锋的有力碰撞、另辟蹊径的豁然开朗、焦点热议的难分伯仲，触摸时代脉搏，共鸣学术华章。本版分两期与读者分享过去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争鸣”坚信每一次回望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里，在飞速变革的现代社会中，努力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与读者共品精彩的文化盛宴。 马克思主义 2018年既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又是《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170周年，我国改革开放也走进第40个年头。学界对此已有不同程度地呼应，而与之相伴随而生的学术论争亦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景。2018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以及相关争鸣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聚焦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宏观视野和重要方法论基础。相关学者将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展开探讨。程恩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及其理论，原则性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经济日报》2018年5月10日第13版）肖磊在辩证逻辑的视角下论证“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科学性，以期达到批判机械决定论、因素论、多元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目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一个辩证的理解》，《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若干理论问题——基于经典文本的解释、辩护和重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鲁品越从《资本论》文本出发，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与当代实践，对以“人们社会生产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和阐释，以此区别于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释义。（《〈资本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再发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关注具体方法论应用 相关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方法论应用。卫兴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方法。（《〈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吴猛对《资本论》的辩证方法进行阐释，认为该方法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的否定性的揭示。其展开过程，是不断从被给定的政治经济学抽象观念深入具体的历史性境遇并揭示其界限的过程。（《重提这个问题：何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黄志军考察了《资本论》第二卷的辩证法应用，认为其通过资本循环中“货币的复归”、资本周转中“价值的转移”和社会再生产中“资本再生”等环节，深入探讨资本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辩证法。（《资本内部的辩证法：基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考察》，《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谭苑苑、李建平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实践认识论，认为从马克思到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过程中，上述三大方法论构成、应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一以贯之且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从马克思到习近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1期） 热议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思想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议话题。王南湜在一种可能性的构建之上提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认为该理论比其他正义理论更为优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吴玉军、韩震从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出发，认为改革发展必须着力破解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大力加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围绕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陆雪飞、鹿红英探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秉承绿色发展理念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问题域》，《世界哲学》2018年第6期）孟献丽、左路平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和基本内涵，准确研判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局限》，《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始终指导我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这无疑需要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并解决现实问题。周新城指出，必须在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杂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刘向军、姜永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表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与表征现实道路的制度维度的统一。他们认为必须警惕共产主义伦理化这一错误思潮，其实质在于否定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必须警惕共产主义伦理化思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洪银兴分别从经济学范式的继承、基本原理的应用、基本范畴的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的范畴与《资本论》原理的内在联系和相通四个方面，探讨了《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所提供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新华日报》2018年5月8日第15版） （谭苑苑，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哲 学 2018年，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背景下，新的哲学论域也日益彰显，尤其是围绕公共阐释、人类发展、技术伦理等问题，哲学界进一步展开共同探讨。 公共阐释的公共性 自张江教授2017年提出公共阐释理论后，迅速引起了哲学界瞩目，并主要围绕公共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展开积极回应。袁祖社提出“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进入诠释学的问题，认为面对“相对主义”等难题，既需要立足观念史针对性梳理辨析“公共”以及相关问题，亦需清醒评判整个社会普遍的公共性认知水平和普遍自觉。（《公共性与公共诠释的中国逻辑研究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傅永军、杨东东认为，公共阐释何以可能的有效性基础是首要问题，可以从罗尔斯有关公共理性有效使用的“相互性判准”出发，基于程序主义视角将公共阐释有效性建立在“充分的”和“理性的”两个基本要求之上，从而使公共阐释具备合理的可公度性。（《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何卫平提出，我们可以从伽达默尔解释学出发论证公共理性，并且强调理解是相互理解、追求共识的哲学解释学已包含为公共阐释、公共理性奠基的内容。（《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公共阐释》，《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韩东晖则强调公共阐释的规范性，认为公共阐释要突破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主义困境，必须建立在哲学阐释学与理性自身批判的互鉴之上。公共阐释应以公共理性的活动为基础，公共性与规范性结合，使其公共性得以敞开，其规范性得以阐明。（《公共理性与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张志平从现象学出发，分析了“阐释学”的词源，通过分析阐释现象的本质与构成要素的特征，论证公共阐释的可能性。（《阐释现象的现象学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步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且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人类发展这一问题。马拥军从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与算法为王这三个特征引发的焦虑出发，认为不仅要关注技术的社会形态变革，而且要重视经济的社会形态变革。正是从后者出发，他乐观地认为大数据时代不仅为超越经济的社会形态、进入真正人的社会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大数据与人的发展》，《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赵汀阳提醒人工智能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危险，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王天恩认为，信息文明是基于物能文明的更高层次文明，凸显了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这一深层意蕴，人的发展具备从外在条件转向内在需要的内在机制，而社会发展则遵照从量的增加到质的进步的基本方式。（《重新理解“发展”的信息文明“钥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黄侃探究了智能社会引发主体焦虑的原因，指出这种主体焦虑本质上源于“求智的科学”对主体问题提出的新要求，必须对主体概念加以变革，从“产消者”（主体/客体混合体）着手才是理解主体焦虑的正确途径。（《智能社会的主体焦虑及其概念变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余乃忠则提出，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制高点，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与实践的模式，扬弃了人类自身作为物种的统一性。自然人+人工智能人的新型“异化”关系在总体、交互、生存和本体等关系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因而破解以积极的“异化”为内核的“人的本质力量”应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使命和哲学现代化的起点。（《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技术变革与伦理挑战 哲学界深入反思相关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并提供对策分析。甘绍平探讨了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认为其对后代基于出生的随机性与偶然性的自主性权利形成严重挑战，这将使后代长大成人后的自由选择能力从根本上受到限制与制约。（《对人类增强的伦理反思》，《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雷瑞鹏、邱仁宗介绍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相关事实和情况，讨论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给非人灵长类动物带来的伤害以及灵长类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最后提出评价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伦理标准。（《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科学与社会》2018年第2期）刘永谋、陈翔宇聚焦旨在“通过药物、基因干预、脑刺激等方式提升正常人注意、记忆、推理等综合认知能力”的会聚认知增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认为它尽管提升了人类认知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因为这种改造而被破坏，并引发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公平失衡问题，因而这种技术将关乎整个社会道德乃至未来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应对其潜在的伦理风险充分评估，谨慎处理。（《会聚认知增强的伦理争论》，《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王健、吕阳讨论了辅助生殖技术人工干预自然生殖过程引发的有悖于生命神圣性原则、影响婚姻关系、割裂性与生殖间必然联系等伦理学问题，认为发挥基督教伦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动态规约作用，能使其有可能符合“生命本原之真”“婚姻幸福之美”“道德生活之善”的人类生殖本性。（《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督教伦理规约》，《科学技术哲学》2018年第6期） （卓立，西南政法大学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 历史学 2018年历史学界重大论争，集中表现在夏代历史探讨、中国古代社会转型、近代乡村经济、西方殖民影响等问题上。相关讨论的深入，源于对研究方法、分析路径、讨论视角的反思。 考古学方法重建夏代历史 论及夏代文化，中外学界异见纷呈。其中尤以“夏代是否存在”讨论最为根本。近30年来，夏代确实存在已基本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但夏含夷、艾兰、刘克甫等海外学者坚持认为夏代不存在。此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对国内的夏研究提出批评，如陈淳认为一些讨论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等。 2018年5月，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持肯定夏代存在的信古态度，反思了学界以王陵、文字等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孙庆伟认为，即便没有夏文字，也可通过“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探索夏文化。该书出版后不久，《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刊发“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专栏。其中，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提出，二里头遗址极可能是夏都，但因缺失夏文字，仍不能确定；李零《我对“夏”的理解》指出，研究夏问题，疑或信并非关键，应兼存异说。 另有不少学者参与到夏文化讨论中。刘绪提出，中国学者不应受西方学者回避探讨夏文化的态度影响，而应积极探寻夏文化。（《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毕经纬认为，应注意考古学文化更迭的渐变性机制，准确分析夏王朝与其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中期质变”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唐宋变革论”与“富民社会论”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唐宋变革论”进行反思。李华瑞从多个方面剖析了该理论的弊病，认为学界应追寻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范式。（《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除对“唐宋变革论”的整体讨论外，更多讨论集中在由“唐宋变革论”引申出的“富民社会论”这一新思考。对此，李振宏指出，皇权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支配力量，富民从未处于核心地位，“富民社会论”似难成立。（《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古代文明》2018 年第1 期） 针对学界质疑，薛政超《也谈宋代富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学术界相关批评与质疑的回应》、张锦鹏等《“富民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回顾及展望》（均刊于《思想战线》2018年第6期）作出回应。他们认为，富民学说倾向于社会分层分析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富民是唐宋以后社会中坚力量，与皇权是相互制约的博弈关系；在“富民”概念界定、富民发挥作用的方式、富民社会演变过程等方面，该理论尚需完善。 近代国家转型与乡村经济研究再讨论 关于明清以来国家转型，学界讨论颇多，但对其产生时间存在分歧。赵轶峰从宏观角度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林枫认为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不足以产生严格意义的经济转型。（《从财政史观察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陈锋也认为，晚清预算实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初步形成，传统财政向近代财政的转型才开始发生。（《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倪玉平进一步指出，咸同以后，才逐渐发生“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近代转型，且这种转型基本是内生性的。（《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以同治朝的关税财政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近代中国乡村经济问题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力主“发展说”，但质疑之声不少。翁有为以政府行为为视角，呈现了民国前期农村经济衰败情况，反驳了民国农村“黄金十年”说。（《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魏本权则从梳理民国前期相关调查及议论切入，考察了当时普遍恶化的农民生存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生活改造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空论有余而务实不足。（《民国前期的农民生活改造思潮（1917—1937）》，《福建论坛》2018年第10期） 西方殖民史与文明史研究反思 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自18世纪后期以来，讨论者的评价不一。1780年， “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的主题征文引发了当时欧洲学界甚至一些美国学者的激烈争论。王晓德指出，参与这场争论的欧洲学者将美洲置于欧洲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内进行分析，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缺陷。但这场争论仍有助于欧洲人重新认识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对于美国历史早期印第安人减少的原因，丁见民注意到，西方学者较为强调外来传染病的作用。他认为，外来传染病的传播是导致印第安人持续减少的重要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白人的殖民活动。（《外来传染病与美国历史早期印第安人人口的削减》，《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大量“西方文明史”译著。李友东指出，这些著作存在一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结构。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一贯的现代性以及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建构，扭曲了历史真相。（《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孙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 学 在2018年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基于新的视角去观察、解读各个学科的经典文献，如何破茧成蝶般地去更新问题意识，成为文学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其中，古代文学文本研究在学界受到热议，文学研究的“史学意识”省思不断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的勾勒得到广泛关注。 文本研究在文史学界激起波澜 文本研究范式在文学学科的展开，早期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但自2014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也越来越重视文本理论，不断讨论文本方法的边界与可能。徐建委从学理上反思了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清晰年代的预设、进化和线性思维、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设、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和作者全知的假定），认为早期中国文学的文本研究与传统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分歧在于，传统校勘之学对“原始文本”具有一种考证期待，而文本研究则要试图去打破这样一种“镜像化”建构。（《试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及其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孙少华等学者则从理论上定义并阐释文本概念，从而含摄具有一定张力的研究范式与理念。（郑杰文：《文本研究的新探索》，《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第19版） 文本研究的理念和成果在学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针对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所指出的司马迁“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郭永秉于2018年9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了题为“《史记》先秦部分文本研究的前提性讨论”的报告，认为程苏东一文指出的司马迁误读《左传》两例并不成立，《史记》解经恰能反映西汉时代对《左传》《春秋》等相关历史文献读解的实际情况，而《史记》的部分论赞内容为窜入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家意识”的省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构建了成熟的学术体系，但学科的封闭性也渐渐引起学人的警觉。在2017年，郜元宝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过程一方面从学科研究范式上力图建构成为专门史学中的一门，另一方面是学界时刻反省其路径和走向的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程儒珺进一步提出了现当代文学更为严峻的危机感，“上断绝于传统，外隔膜于西方，普通大众进不来，研究学者出不去”。（《出关：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何来何往》，《名作欣赏》2018年第33期） 基于这样的危机感，如何以史学方法探研现当代文学成为热议话题。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一直在省思，如何打破学科藩篱，走向更加广阔包容的学术原野。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学人渐有共识的，便是如何理解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家意识”。程光炜一贯强调现当代作家传记、年谱整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具备扎实丰富的文献基础，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比较确切的把握，从而将想到的诸多问题变成具体研究。（《怎样研究新时期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钱文亮则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转向是“历史化”而非“史学化”，其最积极的意义应该是现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普遍增强和关于文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广泛而彻底的反思与争论。（《“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中外文学关系的勾勒引发讨论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越来越注重中外文学关系的勾勒，在关注作品书写的同时，也在留意寻找基于本土思想的批评话语。 在中外文学关系勾勒的视角下，很多学者关注来华居留的外国文学家对中国的影响。曹莉探讨了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中国学术土壤播下的现代诗歌、诗论的种子（《置身名流：燕卜荪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和诗论的影响》，《外国文学》2018年第6期）；刘佳慧在梳理瑞恰慈语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了朱自清对其积极借鉴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背景，进而通过朱自清解诗诸作的前后对照，分析朱自清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变。（《朱自清的诗歌批评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部分学者也尝试将中国本土的研究对象置于跨文化的视野中去考察，余婉卉认为吴宓的《欧游杂诗》描绘了诗人眼中的异域，也构成西方文学阅读记忆与现实游历的二重唱。（《跨文化的诗与思：吴宓〈欧游杂诗〉探析》，《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张京华《作诗的使臣——湛若水与安南君臣的酬唱》（《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安生《行人用赋与外交唱和：〈登楼赋〉在朝鲜朝的拟效与流衍》（《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则将视野投向中国周边，前者探讨了湛若水与安南君臣的诗文唱和，认为这种汉字文化圈内的竞技，映射着面对同样的存亡荣辱、休戚与共的命运的共情之心；后者探讨了在酬酢唱和的互动性外交活动中，倪谦《雪霁登楼赋》对朝鲜朝文臣群体产生的影响。 总体而言，2018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倾向，便是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中，从相互的关系网络里，抽取理解自我、理解他者的线条。正如乔国强所认为的，外国文学研究亟待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外国文学研究亟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3日第5版） （侯倩，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