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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08年7月，清政府派遣唐绍仪赴美致谢退还庚款事并赴各国考察财政。袁世凯命唐绍仪与列强各国秘密商谈互派大使问题。1908年12月10日，唐绍仪从华盛顿给清廷发回电报，报告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提议与清政府互派大使事。该电报引发朝廷内部的激烈政争。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对袁世凯私自策划派大使事深为不满。他们不能认可大使所享权限和礼节，并不愿承受派大使所需经费。1908年12月25日奕劻被迫致电唐绍仪令其“缓办”派大使事宜。袁世凯仍不死心，27日又向摄政王和军机大臣上呈主张派大使的《节略》、《说帖》等文件，载沣、张之洞等人不为所动，否决了袁世凯的主张。12月31日，清廷发电报谕旨给唐绍仪，请其通知美国政府，将互派大使一事“作罢”。 关 键 词：袁世凯/清廷政争/载沣/张之洞 标题注释：本文为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课题“康梁派反对袁世凯活动研究”(AS15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永胜(1967- )，男，山西晋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年幼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载沣摄政。时隔不久，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回籍。载沣罢袁根源于载沣与袁世凯的历史仇恨和现实权力矛盾。载沣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出卖其兄长光绪皇帝的行为向来不满。载沣摄政，袁世凯仍然手握重权，对载沣的集权形成障碍。袁世凯被罢势在必然。但是，如果不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罢袁事件当不至于发生于两宫百日大丧期间。袁世凯被罢前一、两天，载沣、张之洞、载泽因派大使问题和财政问题与袁世凯发生激烈冲突。罢袁谕旨发布前几天，载沣曾召见了上奏弹劾袁世凯的江春霖。罢袁当天，赵炳麟、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支持袁世凯的奕劻请假，朝堂上少了一个罢袁的反对者。这一系列因素的叠加终于引发了罢袁事件的发生。笔者《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一文对此做了全面论述。袁世凯私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引起载沣和张之洞强烈不满。这是袁世凯下台的主要导火线之一，是该文所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①该文发表后，笔者又在业经刊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史所档案馆藏《梁敦彦档案》中发现两份有关中外互派大使问题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标题为《说帖》②，另一份文件标题为《谨将各国名儒学说摘译录呈钧鉴》(后文简称《各国名儒学说》)。③这两份文件可与《容庵弟子记》一书收录的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节略》相互印证，为搞清清廷内部围绕派大使问题发生争论的具体情形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证据，颇有值得研讨之价值。本文将参照有关文献资料，详细考证、辨析《梁敦彦档案》中该两份文件与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节略》之内容、产生的背景和时间，对光宣之交清廷内部这场政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出更为清晰、明确的揭示。 一、《说帖》和《各国名儒学说》与《节略》为袁世凯拟定的同一批文件 《梁敦彦档案》中上述两份文件没有标注文件产生日期，也没有关于文件用途的信息。如果将其内容与《容庵弟子记》所记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节略》做一对比，不难发现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容庵弟子记》书中称该《节略》“由公亲定”，“公”即指袁世凯。该书引述了《节略》的具体内容。④ 《容庵弟子记》初版于1913年2月，即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年。该书作者沈祖宪和吴闿生时任袁世凯秘书，并非袁世凯“弟子”。该书当为袁世凯口述，由二人撰写并经袁世凯审定。该书可视作袁世凯借用“弟子记”这种文体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自传。该书的内容和观点反映了袁世凯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和研讨。 《梁敦彦档案》中所存《说帖》与《容庵弟子记》所记袁世凯《节略》两者主旨论点完全相同，只是论述的详略、侧重点稍有不同而已。两者都主张与美国及其他各国互相派驻大使并论述其重要性和可行性。《节略》从国家主权地位提高及国家关系对等方面论证派大使的必要性，并从权限、礼节、使才、经费四个方面论证了派大使的可行性。而《说帖》除了着重论证《节略》所谓的大使“权限”问题，还列举了派大使的四个方面的利处和不派大使的四个方面的害处，以此论证派大使的必要性。提高国家主权地位和便利交涉是其强调的重点。 《各国名儒学说》列举了美国福士达、吴尔玺、惠顿、荷兰发尔特、法国喀尔富、俄国马丁、英国罗伦、(未注明国籍者)劳宁等八位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其中福士达的论说被引述两次)。该文件旨在以国际法学家的经典论述证明，大使没有与君主交涉、随时谒见君主之特权，故派大使是可行的。这同时也是《节略》和《说帖》的中心论点。 《节略》最后一句说：“谨将中外敕书文词揀录四件，各国大使、公使权限、礼节异同暨遣大使说帖，各国公法家学说缮具清单呈览”。⑤由此可知，《节略》与《中外敕书文词四件》《说帖》《公法家学说》四个文件是同时上呈的。《节略》是总纲性文件，而其他三项文件是作为附件上呈的。从内容的关联性来看，《梁敦彦档案》中的《说帖》前一段论述大使、公使权限、礼节异同，后一段论述派遣大使的必要性。《说帖》就应当是《节略》所说的《各国大使、公使权限、礼节异同暨遣大使说帖》。《各国名儒学说》中列举的“名儒”都是“公法(即国际法)学家”，《各国名儒学说》就应当是《节略》所说的《各国公法家学说》。《节略》《说帖》《各国名儒学说》三个文件互为表里，从不同层面论证派大使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节略》中提到的《中外敕书文词四件》，在《梁敦彦档案》中没有发现，尚有待学界继续查寻。《敕书》指国家元首任命驻外大使和公使的国书。袁世凯在《节略》中说：“各国近世通例，大使、公使权限无殊，所颁敕书均有请旨遵行并商承外部办理等语，即特派专办一事之全权大使，亦均有请旨批准字样，从无专擅之例。”⑥由这句话可以推断，袁世凯抄录四份任命大使或公使的国书上呈朝廷，意图以这些国书的内容来证明大使和公使权限无差别。 袁世凯的《节略》及三附件是呈送给谁看的呢?对于中外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个人无权做出决定。当时宣统皇帝年幼，载沣摄政。朝廷大政往往由载沣召集军机大臣会议决定。当时的军机大臣有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和袁世凯五人。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节略》及附属文件只能是上呈给载沣和其他四位军机大臣阅看，后文中引用的档案、报刊、私人著述等史料也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袁世凯上给朝廷的文件怎么出现在梁敦彦的文件中呢?梁敦彦时任外务部侍郎，是袁世凯同僚。袁世凯作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地位在梁之上。袁世凯被罢免后，梁接替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主张中外互派大使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私事。作为外务部负责官员之一的梁敦彦参与袁世凯中外互派大使的谋划事属自然。据后文王真和黄濬的记述，袁世凯确曾和同僚讨论过派大使问题，并且让外务部官员起草过派大使的“条陈”、“疏”、“折”等文件。因此，梁敦彦个人收藏档案中出现《说帖》和《各国名儒学说》两份文件合乎情理，不足为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