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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略》及其附件反映出清廷内部争议情形 《容庵弟子记》谈到袁世凯派大使的主张被否决的原因说：“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19)这说明，袁的主张被否有两项因素，一是其他军机大臣“不获预闻”派大使事；一是其他军机大臣认为派大使事是“轻举”。袁世凯当初策划互派大事时，载沣尚为军机大臣之一，他与时为军机大臣的世续、张之洞、鹿传霖等都不知道此事。从有关史料看，反对派大使一方主要人物是载沣和张之洞。世续和鹿传霖对清政府内政外交影响不大，从史料中看不到他们在这场政争的声音。奕劻是支持袁世凯的一方。这场争论以载沣和张之洞为一方，奕劻、袁世凯为另一方。载、张一方因“不获预闻”而反对派大使反映出他们与袁世凯一方的权力矛盾；载、张认为派大使是“轻举”则反映了他们与袁世凯一方的政见分歧。 当袁世凯策划派大使事时，没有与时为军机大臣的载沣和张之洞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唐绍仪发回电报后，袁世凯在朝堂上才提出这个问题，不能不使载沣和张之洞一方认为袁世凯擅权。《容庵弟子记》所记关于派大使受阻原因可看作袁世凯自己的观点，不仅来源可靠、符合情理，尚有其他史料佐证。有报纸报道说： 袁之开缺却不为此[笔者注：“此”指中美联盟一事，当时流传袁因主张中美联盟受到反对而下台的说法]，乃私允某国改驻京公使为大使一事。摄政王初未之知，闻之乃大惊，召袁问之。袁曰：“此乃太皇太后遗旨”。王曰：“有何凭据”。袁曰：“庆邸亦闻之”。王曰：“此等大事于国体之关系不轻，岂得以耳闻一语为断，而竟不告我知”。(20) 互派大使事被载沣、张之洞等人反对的另一原因是，其被认为是“轻举”。初三日派大使事被令“缓办”，表明此前朝廷内部已就派大使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袁世凯《节略》及其附件，是双方经过第一轮的意见冲突后，袁世凯再陈其说，其中竭力陈说的权限、礼节、使才、经费四问题，应该就是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即载沣、张之洞一派认为派大使是“轻举”的四个方面的理由。袁世凯所陈述的派大使的有利方面，载沣、张之洞当不至于反对。 大使权限问题是袁世凯《节略》及附件所论述的最主要的问题。袁世凯上呈的四个文件都涉及权限问题，归结起来，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大使与公使权限相等。一是否认大使有与君主直接交涉之权。二是否认大使有随时谒见君主之权。三是否认大使可以不请示君主和本国政府命令擅自决定重要事项。袁世凯竭力论证大使与公使权限上无差别，正是因为载沣、张之洞一派对此存在疑虑。这个问题是载沣、张之洞一方和奕劻、袁世凯一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大使全称“特命全权大使”，公使全称“特命全权公使”。在现当代国际关系中，外交使节等级仍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除了等级和位次的差别外，其职权并无差别。但在大使制度初创时期，大使与公使权力上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大使与驻在国元首直接交涉之权；二是大使随时谒见驻在国元首之权。而公使没有这两项权力。到了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如《说帖》所述，大使的这两项特权受到某些国际法学家的批判。但由于历史的影响，从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大使的此种特权尚不可能彻底被清除。(21)清政府历史上曾因外国公使驻京问题、外国来华使节觐见皇帝礼节问题等，与外国列强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冲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问题导致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就是典型的例子。要给各国驻北京的使节与中国皇帝交涉并随时可以要求面见皇帝的权力，在当时清廷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载沣、张之洞一方对此存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载沣、张之洞担心外派大使擅权，也应当是其反对派大使理由之一。以下两则史料可以佐证，因大使所享权限，派大使一事被载沣、张之洞认为是“轻举”。 早在唐绍仪到达日本之前，法国驻华使馆即通知法国驻日大使，说唐绍仪携有担任驻英国和美国大使的国书，清政府正谋划将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法国驻日大使将此秘密通告了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Claud MacDonald)。唐绍仪在日本访问期间，窦纳乐询问唐绍仪此事是否属实。唐绍仪对此没有绝对否认，只是说，中国的朝廷礼制构成了中外互派大使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外国大使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中国皇帝直接交涉的特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是不能做此种安排的。(22) 当时任职陆军部的丁士源说： 未几，上年派赴美国修好之唐绍仪来电，欲与美国定约，升中、美两国公使馆为大使馆。袁在京主持颇力，监国摄政王疑之。遂命外、陆两部签注大使与公使之别。陆军部奉旨后，签注谓：大使如与所在国外相不能接洽圆满时，得要求亲与驻在国元首谈判。中国尚未实行责任内阁制，此点切须注意。(23) 关于经费问题，袁世凯在《说帖》中“熟权利害，似不能省有限之小费而误国家之大谋也”(24)一语透露出清廷内部关于经费问题的争论。载沣、张之洞一派因经费原因反对派大使。尚有多种史料可以佐证这一点。前引王真记述有派大使“财力不足”的说法，黄濬记述也有“欲升高使节而财力不逮”的说法。此外，刘体智也说，度支部尚书载泽对载沣进谗言：“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袁世凯因此“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25)清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袁世凯《节略》中所说每年三十万金的经费加上修建使馆的费用，不是个小的数目。 大使礼节问题，也应当是双方争论问题之一。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大使礼节与公使礼节有所不同。诚如袁世凯在《说帖》中说，大使“礼式之尊崇、待遇之优异则当与公使示以区别。”(26)袁世凯所抄录的公法家学说，也承认大使较公使礼节尊崇。袁世凯《节略》中说“大使递国书，应以头等宫车迎之。中国已以黄绊轿接待公使矣。大使得请宴国君，而允赴与否仍由国君自定，国君须派员答拜大使。此等礼节似于国体无伤。”(27)袁世凯在《说帖》中又说，大使礼节“然不能强行之处往往徒存其名。如古有国王郊迎及答拜大使之说。至今日亦久无此事实矣。”(28)在袁世凯看来，接待大使的礼节并不构成互派大使的障碍。然而，载沣、张之洞一方并不认可袁的看法。特别是袁世凯说帖中提到外国大使可以请宴国君、国君派员答拜大使一类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使才问题，袁世凯仅在《节略》中提到，其附件中未提到。袁世凯提到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说明，载沣、张之洞一方认为当时中国缺乏适合担任大使职务的人才。当时的档案、报纸、个人著述中都没有提到双方关于使才问题的争议。看来，使才问题也有可能是双方争论问题之一，但不是争论的焦点。 袁世凯主要从提高国家地位与列强达到平等和便利交涉两方面论述派大使的必要性。袁世凯认为，大使与公使虽然权限无别，但是等级和位次是有差别的。中外关系如果从公使级别变了大使级别，有诸多好处和便利。袁在《节略》中指出，美国政府拟派大使到中国，是宣示各国认中国为大国，有完全主权。中国如不接受，是“自居于非大国”，“自认无完全自主之权”。《节略》还明确提出中美首先互派大使，将来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陆续擢遣”。《说帖》中，袁世凯提出，应乘美国提出派大使驻中国的契机，逐步将与各国的关系都改为大使级关系，这样中国与列强各国地位平等，“似与交涉实有裨益。”在《说帖》中，袁世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派大使的“利处”和不派大使的“害处”。首先，中国驻外公使因等级低于大使，很难见到外交大臣，往往只能见到副大臣，贻误交涉；如改升大使，则容易与外交大臣晤谈。其次，大使、公使权限相同，但大使地位尊崇。中国驻使以公使身份进行交涉，不易得力；如改升大使，能得到驻在国的信任和重视，对交涉有益。再次，中国驻外公使在朝贺、宴会外交场合，席次低于大使，对于国家地位不利；如改升大使，中国地位提高，不致被各国看不起。最后，美国提出派大使，中国如不答应，自失平等地位，伤美国之感情；如首先派大使到美，然后派到各国，“于国体之尊、邦交之固皆有关切。”对于袁世凯所列举的这些派大使的有利方面，载沣、张之洞一方当不至于反对其观点。但是权衡利弊，载沣、张之洞一方认为派大使是“轻举”，拒绝接受袁世凯的主张。12月31日，清廷电旨令唐绍仪与美国政府终止大使的谈判。美国方面接受清政府的意见，决定终止派大使的工作。1909年1月12日，驻美公使伍廷芳发电报向清政府报告说：“上议院近议驻京美使升大使薪俸，现作罢论。廷马”。(29)而就在派大使被“作罢”的第二天，1909年1月1日(十二月初十)，首席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请假。此次政争失败，对他打击不小，当是他请假的动机。(30) 关于载沣罢袁事件前夕朝廷内部关于派大使问题的争论情形，当时的报纸有过零星报道，时人笔记著述中也有所记述。但这些新闻报道和记述很多属于捕风捉影、道听途说，难免失实；也有的新闻和记述有较可靠的来源，往往也是真假参半。要搞清这场政争的内幕，找到确切可靠的史料是关键。然而，出于保密的原因，清政府军机处《电报档》甚至缺失命令唐绍仪“缓办”和“作罢”派大使事的电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对初九日发给唐绍仪令“作罢”的电旨也不作登记。无法得见两电报原文，我们只能从唐绍仪发回国内电报对两份电报的间接引述中得知其内容要点。《容庵弟子记》一书收录的袁世凯派大使的《节略》是清廷派大使政争的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但是学界对此并未给以足够的关注。如果说孤证不立，《节略》的可靠性尚须质疑的话，梁敦彦档案中所存《说帖》、《各国名儒学说》与《容庵弟子记》中所录《节略》互相印证，足以证明《节略》内容可靠。《节略》、《说帖》、《各国名儒学说》三个文件，是当时袁世凯上给摄政王和军机大臣阅看的重要文件，为搞清清廷内部这场政争的具体情形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史料依据。 《容庵弟子记》一书所记派大使事谋划经过，甚为接近事实，但没有说出全部真话，隐瞒了袁世凯令唐绍仪与各国秘密商议派大使这一重要环节，而刻意渲染美国“商派大使”。事实上，袁世凯与唐绍仪秘密商定，由唐绍仪利用出使美国致谢庚款退还事和考察各国财政的机会与各国交涉互派大使问题。唐绍仪曾与日本政府交涉派大使事，未获赞同。到美国后，唐绍仪向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提议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塔夫脱表示赞成。为了减少朝廷内部的阻力，唐将此情况电告清廷时采取了一种较为机智和策略的说法。他没提自己的作用，仅强调塔夫脱总统提议中美互派大使，征询清政府的意见。袁世凯将唐绍仪的电报提交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讨论，并力主中美互派大使并将来陆续与列强其他国家互派大使。然而，袁世凯的主张受到载沣、张之洞反对。12月25日(初三日)，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被迫命令唐绍仪“缓办”中美互派大使一事。12月27日(初五日)，袁世凯又向载沣和军机大臣上呈《节略》、《说帖》、《各国公法家学说》(即《各国名儒学说》)、《中外敕书文词四件》等文件，力陈派大使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朝堂上再度发生激烈争论。摄政王载沣具有最后决定权，袁世凯的主张被否决。12月31日(初九日)，清廷给唐绍仪发去电报谕旨，令其将中美互派大使一事“作罢”。 政见分歧是载沣、张之洞反对袁世凯派大使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使权限、礼节和经费问题是清朝廷内部双方争论的焦点。由于大使曾被认为具有与君主直接交涉并可随时谒见君主的特权，载沣、张之洞认为，外国大使要与清朝皇帝直接交涉或随时谒见皇帝，是绝对不可容许的。他们无法接受朝廷与外国大使往来的礼节，他们也不愿意为了派驻大使支出数额不小的经费。袁世凯私自策划派大使一事，载沣、张之洞“不获预闻”，这是他们反对袁世凯派大使主张的又一动因，同时也使载沣感受到袁世凯擅权的现实威胁，促使他下决心罢袁回籍。《容庵弟子记》说袁世凯被罢“实由于派大使一事也”。此说虽然不够全面，但派大使问题确实是导致袁下台的重要导火线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