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生七年》分析英国的阶级状况 20世纪后半叶，由于快速的去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一个阶级分布的工业部门转变为具有不同阶级分布的部门，同时具有不同阶级分布的部门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的净效应是破坏之前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类，并以新方式重新划分利益的界限，但这些方式并不能明确地减少阶级的既定差异。”[10]的确，随着传统无产阶级职业数量减少和服务业数量增加，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阶级之间的界线似乎变得模糊，但总体而言，我们仍可大致将当今英国社会划分为上层、中产和下层三个基本阶级。英国的上层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国家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曾经上层阶级的核心——土地贵族日渐衰落，通过片中上层女孩苏西（Suzy）的环境变化，我们也能窥探到这种变化：7岁时，她生活在4000英亩土地的家中，像一个精致的洋娃娃，等到21、28岁时，虽然生活环境并不差，但早已没有当年的奢华，她没与贵族联姻，而是嫁了一名律师。虽然今天英国上层阶级中的贵族色彩依然十分浓厚，女王依然存在，拥有贵族头衔，更是上层人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传统的土地贵族早已与工商业资本家融为一体。总体而言，“上层阶级只占英国总人口的5%—10%，其中包括大约占人口0.1%—0.2%的少量超级富翁。他们人数虽少，却掌握着巨额的财富，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人口中最富有的5%拥有全国43%的财富，最富有的10%拥有全国54%的财富”[11]。英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日趋庞大，结构更加复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中产阶级在整个人口中的人数比重的迅速增加，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位置。 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英国下层阶级的状况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产业工人大量减少了，服务业的工人大量增加了；蓝领工人减少了，而白领工人增加了；在低工资部门工作的工人，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有恶化的趋势。”[12]下层阶级包括从事非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工人,还包括有时被划入中产阶级下层的白领职员。持“阶级消亡”观点者认为，下层阶级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正在逐渐被中产阶级吸纳。但需注意他们许多都没有工作保障或明确的阶级认同，只是填补非正式的、临时的就业领域的空白。纵向对比，他们的生活的确比以前要好一些，但横向看，与同时期其他阶级对比，其他阶级的各方面水平也在相应的提高，甚至提高得更快，阶级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种差距与不平等越来越难以跨越，以对人今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高等教育为例，“父母的收入、阶级与下一代获得的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得到强化，出生于1970年的人与1958年的人相比，决定其教育的因素更多的是家庭背景而非个人早期能力”[13]龙生龙，凤生凤，阶级不易跨越。这也是艾普特最初参与拍摄电影《人生七年》时对英国阶级的看法：“每个社会都有等级体系,但英国的等级体系可能更明显。我对于英国的等级制度，这种浪费人才，这种偏见非常愤怒。我对于机会平等总有种浪漫自由的想法，如果人们在少年时期显示出卓越才能，那这些才能应该得到鼓励。若他们得不到发展机会，那将是一种浪费”。[14] 事实证明，艾普特用几十年的追踪拍摄基本验证了他当初的看法：富人孩子基本不会偏离精英社会的培养期望，穷人孩子很难脱离底层生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可以被预测，小时候的社会阶级决定了长大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7岁时，这些小孩的梦想就体现了鲜明的阶级烙印：来自工人阶级的女学生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沃尔沃斯百货的职员；来自福利院的西蒙（Simon）小时候喜欢打架，每次看到街上有人打架都往里冲，对自己的未来没啥规划；同样来自福利院的保罗（Paul）连大学是啥都不知道，也谈不上有什么梦想，不过就是希望少被大孩子打。反观上层阶级的孩子，他们7岁时候就有了初步的人生规划，对很多社会现象也开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追踪，来自富裕阶级的孩子从牛津、剑桥这些名校毕业，进入律师、政界之类的精英行业，他们的子女也无一例外，继续接受父辈那样的教育。中产阶级的孩子则差不多维持了中产生活。社会下层的孩子没有上大学，经历了早婚、多子、失业等命运后，找到了养活自己的方式，却依然在社会下层打转，也鲜少考虑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接受优质教育。当然14名受访者中也有3名的人生出乎艾普特的意料，来自乡村的男孩尼克（Nick），父母都是农民，21岁时顺利考入了牛津大学物理系，之后移民美国做核电研究，并成为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教授，成为命运手掌里幸运的漏网之鱼。来自下层阶级的托尼（Tony）从小生活在暴力的环境中，经常混迹于赌博场所，导演甚至认为可能会在监狱里拍摄他的21岁，但他辛苦工作拥有了自己的出租车，并在伦敦和西班牙都买了房子，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当然纪录片也展示了向下流动的例子，尼尔（Neil）出身中产，在经历考牛津大学失败，从就读学校退学后，成为流浪汉，后虽找了份议员的工作，但仍靠低微的收入和补贴维持生活。 通过影片，我们可看出英国社会阶级确实比较稳定，纵向流动不多，更常见的是水平流动，“长程流动（即从下层到上层，或者从上层到下层）相对罕见，所发生的流动更多的不过是短程流动，即流动到职业等级体系中毗邻的职位上，从体力工人到监工，或从办事人员到低级经理。尤其是，如果流动跨越体力与非体力职业的边界（很多人认为这是阶级结构中的基本分界线），通常也只是发生相邻两个阶级非常相近的区域，即整个阶级结构中所谓的缓冲区”[15]。前面我们提到的托尼，35岁当大使、后来做律师的约翰（John），从英国迁往澳大利亚的保罗，在孟加拉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又回到英国执教的布鲁斯（Bruce）等人都是明显的例子。也许英国的等级目前正在经历一些变化，但过程十分缓慢，想要获得阶级的上升仅凭一代人的努力并不容易实现。 有人认为，这部系列影片中的14个孩子并不能代表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从受访样本的选择上看，这种意见不无道理。纵然艾普特表示他们的样本选择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他们去了工人阶级学校，也去了私立学校；去了伦敦市，也去了其他地方；采访了社会上不同等级的孩子。但样本分布的确不平衡，取样偏重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14名孩子中5名来自有声望的寄宿学校，4名是伦敦东部的工人阶级孩子，1名是农民家的儿子，还有2名来自福利院，只有2名具有中产阶级背景，“中产阶级人数少是这系列纪录片作为社会研究的一大败笔”[16]。此外，14名受访者中只有4名女孩，无法反映女性在这一时期内阶级流动的概貌，只是让人有感于婚姻对女性人生轨迹的重大影响。工人阶级的三个女孩苏珊（Sue）、杰基（Jackie）和琳恩（Lynn）出身相同，教育背景类似，命运却大不一样。在拍摄56岁的时候，三个女孩中的J杰基面容衰老、神情麻木、体态臃肿，婚姻家庭生活的不幸和过多的生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反之，苏珊和琳恩由于婚姻家庭生活顺利，显得年轻有活力。在7岁和21岁时，琳恩还表现出颓废麻木，对生活和婚姻充满愤世嫉俗想法，但在28岁时，面对镜头却是满脸幸福，她把这些转变归功于她的丈夫。上层阶级的苏西也经历了从叛逆少女到嫁给律师过上幸福生活的人生。再仔细一想，中产阶级女性在影片中完全缺失，而这个群体最可能受到20世纪70、80年代英国妇女运动所催生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便无法通过影片考虑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生活以及身份地位的变化。还有一点令人注意，全片只有一个受访者非白人——黑人混血儿西蒙，这无法体现代表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多样性。甚至区域的多样性也被忽视了，只有一个来自利物浦的男孩和一个来自约克郡山谷的农民的儿子，其他人显然来自伦敦。上述种种都说明纪录片的样本选择并不完美，它像是一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以白人男性为主的阶级变化纪录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