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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个国家失灵，包括英美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亦屡现“功能失调”。近年来，英国脱欧，法国乃至欧洲连番发生恐怖袭击及难民危机，美国出现种族冲突和政治特朗普现象。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以民主为旗帜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失掉了旧有荣光。这种衰退可归因于2008年金融风暴及其后长期的经济低迷，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贫富分化、福利制度造就债务国家和党争导致选举政治深陷僵局等因素，可谓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机。而回溯至1970年代的冷战对峙时期，西方各国也曾遭遇类似的危机：同样的经济停滞和民粹政治，同样的城市暴力与极端主义崛起，以致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西方战后第一次政治制度危机发生于1970年代，诱因是1974年阿拉伯和以色列两国战争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短缺、油价攀升，加剧了此前已经开始的通货膨胀，西方各国的战后经济繁荣突然陷入停滞，因而往往被称为石油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真正肇始于1960年代末，究其实质，则是平等主义浪潮下的过度参与，危及民主“统治能力”的制度危机。 二战后，世界政治旋即进入冷战对峙阶段，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政治制度优劣的意识形态之争。西方阵营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与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以自由主义民主、竞争性选举和公民权利重述民主政治，以凯恩斯主义修正使自由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增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通过保护性劳动法律、限制性金融规则和惠及更多人的福利体系来为大众提供保障，开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期。凯恩斯信条下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西方社会带来了25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了1960年代中期，当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为反叛的青年一代，大众从对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心安理得中惊醒，激进化的大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示威发生在美国，导火索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随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使之升温，最终促使平权法案通过并结束了越战。当时的法国则是风暴中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极左翼分子组建“红色旅”暴力对抗资产阶级，并号称要“让权力机构残废”。加拿大、墨西哥、西德和西班牙亦卷入造反浪潮之中。 在激进的平等主义导向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进一步滑落。如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则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则从1958年的17.6%上升至1972年的53.3%；而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随着政府活动的膨胀，预算赤字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为争取高薪而开展的罢工此起彼伏；随着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努力，又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节节败退。到了1974年，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又给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危机。西方政府最终放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放松管制，着手削弱劳工的力量并转向资本的逻辑。 正如1970年代出版的《民主危机》一书所指出，1960年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来自外部环境、时代趋势和内部危机的三重挑战，当时东方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知识分子与青年的狂热以及政府面对多元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使得“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亨廷顿呼吁“节制民主”，而哈贝马斯则在《合法性危机》中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1970年代西方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 及其逆转 实际上，二战后大众政治兴起，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塑造着现代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借助市场分配资源，遵从资本的追逐利润的逻辑；民主通过投票等分配权力，回应大众平等主义的诉求。由此，资本运行逻辑与大众民主诉求之间此消彼长、冲突不断，如此构成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难以消弭的结构性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危机，一方面是长达数年的平等主义浪潮和过度的大众抗争消耗了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底层政治诉求占据上风，直接冲击了资本权力而造成经济丧失活力。危机之际，资本亦发起其对大众民主政治的反抗。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重新受到追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主张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增长率对经济实施间接调节，除此之外一切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可以说，此二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饱受民主危机、经济滞胀和福利主义困扰的西方所选择的药方。 新自由主义药方因得到政治人物认可而走上前台，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1981年就职美国总统的里根，上台后均大刀阔斧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并为刺激生产向私人企业施以各种鼓励措施，包括减税和减少管制，以及对于干扰技术创新的工会加以限制。与此同时，英美两国政府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手段对待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另一方面继续保持高额国防开支，相信政府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强大而积极的角色。 198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效缓解了西方世界1960年代以来的多重危机，经济回归到正常轨道，并为西方各国带来一段较长时期的温和增长。然而，这种缓和一开始就建立在张扬资本权力而削弱底层力量的基础之上，亦被视作“扶强抑弱或劫富济贫的饮鸩止渴”。从此，资本完全统治了劳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举债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财政模式，而信贷则为下层阶级维持了繁荣的表象。归根结底，结构性张力并未消弭，固有的危机仍将加剧。遗憾的是，随着美国在冷战的获胜，以“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为特质的新自由主义一时之间无往不利。20世纪90年代影响深远的“华盛顿共识”，即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产物，最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危机。 绑上资本战车的民主衰败 1970年代的民主“统治能力”危机以针锋相对的方式被逆转，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西方世界步入一场“民主被绑上资本的战车而陷入衰败”的危机。1980年代，西方各国逐渐从“税收国家”转型为“债务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日益依赖金融产品而使得民主政治愈发被金融资本绑架，加之放松干预和缺乏监管，一场更沉重的危机在所难免。2007年12月，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地震”，继而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接连破产，“金融海啸”波及全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持续动荡。低福利、高效率，主张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最终释放出无人能驾驭的“次贷”猛兽。2010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尚在余波荡漾，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又迅猛爆发。时至今日，美国初现复苏景象，欧洲依然深陷泥潭。 危机之下，民主被彻底绑上资本的战车。政府救助银行，而成本却转移到公共预算。政府扶持富人，公债因此膨胀起来。正如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在欧盟，2011年的希腊和意大利，技术专家取代了民选政府；2015年，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倒了希腊的民主政治。 党争政治的僵局难以为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调”震动了世界。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 激进化的大众运动和民粹政治再度兴起。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也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欧洲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冲击。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则是一场民粹政治的表演。这最终都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深刻的嫌隙与张力。而新自由主义自以为胜利的推波助澜，或许会将西方民主的旗帜置于再也无法高举的境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